摘 要： “中国好××”、“中国式××”是近来出现的两类新词语格式，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反映了一些重要的文化现象。结合当下的新闻报纸，选取两组词作辨析。从语法结构与搭配方面来看，主要体现在搭配词的词性不同、搭配词的音节不同和词组内部的组配关系不同；文化意义方面，“中国好××”往往与当下积极的、应当倡导的现象有关，而“中国式××”承载的意义则更为丰富，既有积极方面的，又有消极方面的；语义标记方面，“中国好××”中的“好”字是明显的褒义标记，而大部分的“中国式××”中的“式”起贬义标记作用。
关键词： “中国好××” “中国式××” 语法 语义 文化现象
最近像“中国好声音”、“中国好室友”、“中国好导师”等“中国好××”新词语频频见诸报端。早在2012年7月，“中国好声音”获得由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网络媒体中心发布的汉语盘点年度最佳网络词，然而“中国好××”这类词的广泛使用应该是在“中国好室友”出现之后，此后，“中国好闺蜜”、“中国好导师”、“中国好作业”、“中国好考生”、“中国好男友”、“中国好爸爸”、“中国好校长”等相关词迅速传播开来。
另外还有一组相关的“中国式××”词语。“中国式”××这一说法最初源自王海鸰《中国式离婚》，改编成电视剧后曾火热一时，进而衍生出“中国式××”等说法。2012年出现的网络新词“中国式过马路”，成为“中国式××”爆发的导火线，此后媒体上出现大批“中国式××”词语，如“中国式定价”、“中国式办证难”、“中国式相亲”、“中国式接送孩子”、“中国式插队”，等等。
不管是“中国好××”也好，还是“中国式××”也罢，使用的频率都非常高，且都与当下国内的热点问题紧密联系，涉及的领域很广，政治、经济、娱乐等方面无所不包，反映的是一些“中国现象”或“中国精神”。下面从语法结构、文化意义等方面就这两类词作探讨。
一、语法结构与搭配方面
（一）搭配词的词性不同
能够进入“中国好××”框架的多是名词性短语，所检索到的例子都证明了这一点，暂只发现一例可以看做兼类词的情况，即“中国好赞助”，“赞助”一般情况下做动词，《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赞助”条只列出动词词性[1]，但在“拉赞助”等词语中“赞助”应分析为名词，“中国好赞助”中“赞助”又可以理解为名词。“中国式××”所接的既可以是名词性短语，又可以是动词性短语，且似乎更倾向于与动词性短语搭配，从中山日报检索出的“中国式××”标题短语共有11例，即“中国式开车”、“中国式妈妈”、“中国式救助”、“中国式发明”、“中国式英语”、“中国式农夫”、“中国式养老”、“中国式救赎”、“中国式买房”、“中国式惊悚”、“中国式奢侈”，11例中有8例是与动词性短语搭配的，只有“中国式妈妈”、“中国式英语”、“中国式农夫”3例是与名词性词语搭配。相较于“中国好××”，“中国式××”的词性搭配范围更广，使用更灵活。
（二）搭配词的音节形式不同
“中国好××”中的“中国好”均是与双音节词搭配，在新京报上检索到15例与“中国好”相关的标题短语，如“中国好声音”、“中国好编辑”、“中国好女人”、“中国好地板”、“中国好作业”、“中国好工长”、“中国好考生”、“中国好母亲”、“中国好故事”、“中国好舞蹈”、“中国好厨师”、“中国好闺蜜”、“中国好书名”等，无一例外均是与双音节短语搭配。“中国式××”的搭配就较为多样，不仅可以和双音节短语搭配，还可以和其他多音节短语搭配。同样在新京报上检索到42例“中国式××”标题短语，如“中国式品酒”、“中国式领队”、“中国式商战”、“中国式审美”、“中国式惊悚”、“中国式民主”、“中国式跨越”、“中国式乡村”、“中国式危机”、“中国式陋习”、“中国式教育”、“中国式休假”、“中国式家委会”、“中国式过马路”、“中国式本土化”、“中国式反垄断”、“中国式进场费”、“中国式创投困局”、“中国式顶尖特工”、“中国式‘关系现形记’”、“中国式爱情票房”、“中国式慈善透明之路”，等等，其中25例是与双音节短语搭配，17例是与多音节短语搭配。
（三）词组内部的组配关系不同
“中国好××”的内部语法结构是“中国+（好+××）”，“好”修饰后面的“××”，然后“中国”再做“好+××”的大定语，比如“中国好导师”中，“中国”做“好导师”的定语，而“好”又做“导师”的定语，这是一个逐层修饰的关系。“中国式××”的内部结构则不同，可分析为“中国式+××”，“中国式”可以做后面的“××”的定语，比如“中国式家长”中，“中国式”直接做“家长”的定语；“中国式”也可以做后面动词性短语“××”的状语，比如“中国式过马路”中，“中国式”可分析为“过马路”的状语。两个词的内部组配关系不同。
（四）搭配分析
不管从搭配词的音节方面，还是从搭配词的词性方面，“中国式××”都比“中国好××”要灵活得多。究其原因，应该还是跟词组内部的组配关系有关，我们可以从韵律方面找到较为满意的解释。冯胜利认为：汉语双音节自成一个韵律单位（音步）。汉语韵律词应遵循如下基本规则：（1）两个音节组成一个独立的音步；（2）三个音节也组成一个独立的音步，因为[1#2]和[2#1]都不能说；（3）四字串必须分为[2#2]格式，因为没有[1#3]或[3#1]等可说形式；（4）五字串只能组成[2#3]形式，因为[3#2]的节律不能说；（5）六字串除了[2#2/2]节律以外，不允许其他读法；（6）七字串的节律只能是[2/2#3]，因为没有其他读法。[2]
具体看，“中国好××”的音步划分应为“中国—好××”，“中国”自成一个音步，而“好××”内部仍可做音步划分，如果说“好”后接两音节短语的话，那么自然与“好”一起组成一个三音节音步，如果说接三音节短语的话，那么与“好”一起组成四音节。则冯胜利认为四字串必须分为[2#2]格式，“好”必须与后面一个音节搭伙，组成两个音节后再与后面两个音节并列，构成两个音步，这样处理又与“中国好××”的内部结构相违，因为“好”是修饰整个后面部分的。同理，如果说接四音节、五音节甚至更多音节的短语的话，则都不符合韵律规则，所以“中国好”后面接的词语只能是双音节的。“中国式××”的音步划分应为“中国式—××”，前面“中国式”明显为一个三音节音步，后面搭配的词就比较灵活了，如果接双音词，就组成一个两音节音步，如果接三音节词，就组成一个三音节音步，如果接四音节词，就组成[2#2]格式的两个音步，依此类推。
二、文化意义及标记方面
（一）文化意义方面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词汇总是最活跃的部分。胡云晚说：“语言系统中，词汇最能显示出各异的要求和关心，最能反应各异的意识和习惯，一旦社会上出现了新事物、新概念、新思想，必然会有新词语来承载相应的信息与内容，新词语携带着强烈的时代信息特征及特定的文化内涵。”[3]陈原指出：“语言这个变量是跟着社会这个变量变化的。社会这个变量不断地在变化，语言也跟着它在不断地变化。从语言变化的结果可以窥见社会的变化，这是显而易见的。”[4]
“中国好××”这类新词语往往与当下积极的、应当倡导的现象有关，通常蕴含并且传递一种正面的、积极向上的力量。大致可以将“中国好××”所反映的内容概括为以下几方面：（1）用于称赞人的。如“中国好室友”、“中国好闺蜜”、“中国好校长”、“中国好考生”等，多是用来表示对一些具有优良品质的人的赞许。（2）用于报道标题的。如《杨澜寻找“中国好女人”》（《新京报》2012-09-15）、《加多宝如何炼成“中国好赞助”》（《西安晚报》2013-10-13）等，用“中国好××”这样的字眼往往能吸引读者、观众的眼球。（3）用于冠名综艺节目或活动的。如“中国好声音”、“中国好商机”、“中国好作业”、“中国好呼吸”等，具有较强的“眼球效应”，能提高关注度或收视率。（4）用于广告宣传的。如“中国好瓷砖”、“中国好地板”、“中国好空气”等，用于招揽顾客，增加销售量。
语言的流变是社会发展变化的体现，新词新语所承载的内容是社会现象的反映。这类“中国好××”词语以略显夸张的语言，传递给大众的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正能量。这类词的迅速流行，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当下国民的一种健康积极的心态及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与肯定。
“中国式××”承载的意义更丰富，既有积极方面的，又有消极方面的。积极方面的如“中国式微笑”、“中国式幸福”、“中国式礼仪”、“中国式社会主义”、“中国式叙事”、“中国式梦想”、“中国式好人”、“中国式民主”等，表现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及有关当下民生、政治的具有积极美好意义的方面；消极方面的如“中国式过马路”、“中国式治堵”、“中国式插队”、“中国式接送孩子”、“中国式定价”、“中国式办证难”、“中国式求人”、“中国式关系”等，广泛应用于批评社会存在的不良习惯、不良思想、不良风气和不良行为，从现在的发展态势来看，“中国式××”词语越来越多地用于消极方面。
这类“中国好××”、“中国式××”新词语的大量产生，是很值得关注的现象。语言是基础，语言中与文化联系最密切的就是词汇，文化心理则是联系社会现象和语言的纽带。陈原先生说过：语言变化确实有一些是来自复杂的社会心理因素的[4]。不论是“中国好××”还是“中国式××”，我们都可以透过这类新词语的表层含义，探究其承载的深层文化内涵及折射出来的社会文化心理。
（二）语义标记方面
邢福义说：“我们面对着的世界，每天都有新的信息内容产生。人类不但需要在已知符号的基础上对客体进行各种分析、归纳、综合、演绎活动，而且还要不断地创造新的语言符号去捕捉和表现它们。用新鲜的话语表达旧有的事物，更是文化交流中的一种特殊要求。”[5]
“中国好××”中的“好”字带有明显的语义指向特征，具有较强的符号标记作用。究其原因，是因为“好”表示的是美好的意思，人们很自然地用它来表达正面、积极的东西。“中国好××”这类词传递的是一种积极的、正面的力量，在词语前冠以“中国”和“好”往往能凸显这种力量感。语言表达方面，可以给日常语言增加几分活泼和俏皮的气息，如使用“中国好室友”、“中国好闺蜜”这样的词语，可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有利于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原本具有贬义色彩的词冠以“中国好××”后，其贬义色彩被弱化甚至消失，转而赋予了一定程度的褒义，如“中国好备胎”等。
“中国式××”中的“式”起标记作用。首先，“式”本来不带感情色彩，到了“中国式过马路”等词语中，大部分的“式”带上了贬义色彩，用来揭示一种社会问题或社会现象，在网络和媒体的助推下，这种用法大有上扬之势。这种主观感情的注入，体现了人们对这些现象的不认同甚至排斥，把这些信息公布在大众面前，有助于认识这些问题，进而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其次，从人们对事物认识的角度看，群体出现的事物，无论在记忆上，还是在信息的加工处理上，都优先于孤立的事物，所以，以“式”作标记构成的词群，便于人们对这一类词所反映的社会不良现象进行归类，这无疑是能起到标记作用的。
三、余论
在互联网、大众媒体日益发达的今天，“中国好××”、“中国式××”这类新词语蕴含了丰富的社会内容，方便了人们表达的需要，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两类词应该有较好的发展前景。
再回到语法结构的分析，我们说过，“中国好××”中“中国好”后面搭配的部分只能是双音节词，而“中国式××”中“中国式”后面的搭配部分则很灵活，双音节、三音节、四音节、五音节等都可以，这是由汉语的韵律所决定的。这就涉及新词语的造词能力方面，从这一点上来说，无疑“中国式××”结构的造词能力更强大，能产性更强。
参考文献：
[1]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Z].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2]冯胜利.论汉语的“自然音步”[J].中国语文，1998（1）.
[3]胡云晚.《百家讲坛》的新词语及其文化考察[J].社会科学家，2009（5）.
[4]陈原.变异与规范化[J].语文建设，1987（4）.
[5]邢福义.文化语言学[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