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我国传统文化的敦煌写经中的一些题记目前还较为完整，主要保留了大量的珍贵历史影像，如大唐盛世中唐都长安佛教的珍贵资料。其中在《慧观题记》中记载了永淳682元年的京畿大饥荒事件，主要记载的是一些从外州府出行的大量旅僧被遣返至原籍或者重返故土的历史画面。而这样的历史事件也仅存于敦煌写经中关于对唐都长安佛教的记载，也可以反映出敦煌和长安之间存在佛教文化的交流，并且完好记载了丝绸之路中各个重要的城市与敦煌之间的联系。
关键词：敦煌；写经题记；唐代；长安佛教；丝绸之路
在考古发掘的过程中，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掘出来了大量历史经书，其中在写本佛经中都记载了一些写经题记。这些经书中记载的经题数量较大，并且记载的内容具有历史价值，也为后世学者提供了难得的唐代佛教文化历史素材，根据1961年藤枝晃教授就敦煌出土的关于长安宫廷写经的历史资料研究，其主要的核心资料是关于写经题记方面。
1 敦煌写经反应出的历史影像
武则天为已逝父母撰写的经文中，也详细地记录在写经题记中。多年来，敦煌写经题记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备受学者们的关注，有的甚至针对敦煌写经题记为论题撰写博士论文。在针对敦煌佛教文化的交流中，另有学者领略到了其独特的历史内容，并且宏观地描绘出当时大唐的繁盛景象，以及和敦煌佛教文化的联系。而且，有学者在沙洲归义军对唐朝复兴佛法的贡献以及法门寺真身信仰中，系统地得出了唐代法门和敦煌之间的紧密关系。有学者也将俄藏的内容进行参考，主要是对《开元廿九年授戒碟》的历史参考，就长安大安国寺高僧释道建受命到沙洲主持受戒仪式，并在此过程中宣讲其《金刚经》《梵网经》《法华经》的历史背景，并极力地讨论了关于长安佛教文化的发展。不过因为历史记载有限，其记载的内容主要停留在对于佛教层面的交流。据史实考察，敦煌写经题记的相关内容较现在发掘的历史资料还要丰富，其中包含了许多不见于传世文献记载的历史事实。而本文也是通过考释S.2551《药师本愿经疏慧观题记》、S.4000《佛说智慧海藏经卷下中京延兴寺沙门常会题记》及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净名经集解关中疏卷上龙兴寺僧明真题记》中的相关史实，展现在不同时期内长安佛教界的一些动向和细节，并逐步研究该方面的事实资料，充分还原敦煌写经题记中描绘的长安佛教历史。
2 《S.2551借观题记》与永淳元年的长安佛教
慧观的题记以“杖锡旋归”为界限，前后分成两个部分。前半部分主要讲慧观去京城十余年求法问道的经历，之后就遇到了“永淳饥馁”，无奈回乡。后半部分才讲述了《药师本愿经疏》，慧观以为自己患上了重病，然后开始讽诵、玩味、受持、作疏该经文。所谓“备践讲筵，十有余载”，讲述的主要内容是慧观在京城的学习经历，并不是“传播佛法”“讲经”。其次，慧观讽诵《药师本愿经》的原因是以为自己身患恶疾，想要痊愈，并不是为了弘传此经。
还需要明白的是，慧观离开京城是因为“永淳饥馁”。周叔迦先生已经对其研究透彻了，但是并没有展开讨论。《新唐书》中的《五行志》中有记录：“永淳元年，关中及山南州二十六饥。京师人相食。”文章讲述的“永淳饥馁”便是永淳元年在京城长安发生的饥荒，很多文献中也有对此次饥荒的记载，但是对于饥荒出现的原因有很多解释，比如蝗灾、水灾、旱灾。
历史记载关于蝗灾、水灾和旱灾的发生往往是有规律可循的，所以这次的饥荒不是单一的灾害，而是连环性的灾害。历史记载在永淳元年时期，年年闹饥荒，导致朝廷无法处理，就命令诸府兵在邓、绥等州进行降雨事宜，而在6月时，第一场雨才得以在关中降下，其麦田也受到了一定的灾害。然后紧接着就是大旱，地方粮食也被蝗虫啃食殆尽，并且加上人民多患病，产生了瘟疫，大多数都横尸遍野。而且这时期内京都出现人吃人的现象，盗匪猖獗，这样的记载也是对当时历史事件的再现。
从唐朝朝廷所采取的应对措施来看，主要的有三项：第一项，命令关内诸府官兵前往邓州、绥州等地就地取食，防止因为饥荒发生士兵哗变；第二项，随着饥荒的加重，此年四月，唐高宗、武后率领文武百官东幸洛阳，太子留在长安监国；第三项，命令京兆地方父母官抚恤灾民，与此同时继续补种庄稼，以期得到收获使灾情得到减缓。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将关内所有府兵分别派到距离长安450、500千米以外的邓州、绥州等地就地取食。在这种状况下，朝廷虽然没有明确的命令，但外地旅京求法问道僧包括慧观在内，恐怕都需要被遣返。慧观“疑痼膏育”的原因在这之后，或多或少也与这次饥荒所导致的营养不良及其并发疾病有关。
“永淳饥馁”在当时的长安城和京兆地区造成了“京师人相食”“死者枕藉于路”的严重灾情，但在传世佛教文献中似乎并未留下相应记载，导致笔者没有办法评估此次大饥荒对当时长安佛教界产生的影响有多大。只有在敦煌遗书《历代法宝记》记载了蜀地禅宗净众禅系无住禅师在其晚年与弟子问道对话，从而透露出“永淳饥馁”留给佛教界的深刻历史记忆。
“又时有广庆师、悟幽师、道宴师、大智师，已上师僧并是坚成禅师弟子，来至和上坐下。是时和上呷茶次，悟幽师向和上说：‘呷茶三五碗，合眼坐，恰似壮士把一瘦人腰着，急腔腔地大好。’和上语悟幽师：‘莫说闲言语！永淳年不喫泥馎饦！’悟幽闻语失色。和上云：‘阿师今将世间生灭心，测度禅，大痴愚。此是龙象蹴蹹，非驴所堪。’”
上文引自《历代法宝记》，上述对话发生在无住禅师的晚年。值得注意的是，无住禅师所说“永淳年不喫泥馎饦”似乎已成为了一则典故，此语一出，不需要任何解释，诸问道弟子不仅可以心领神会，而且“闻语失色”。蜀地禅僧为何了解永淳元年的长安大饥荒，原因到现在也无法追溯。不过据笔者自己推测，这极大可能与当年在长安参学问道的蜀僧大量返回蜀地有关，于是把“永淳饥馁”的消息帶回蜀地并广为流传。如果说这个推测正确，则就永淳元年还在长安求法问道的其他地方的僧人而言，因饥馁“杖锡旋归”故里者，应不止慧观一个人，应该是当时的一种普遍现象。
不管怎样，在远离长安的成都，永淳（681）大饥荒发生近百年后，净众系禅僧对于这次大饥荒仍然印象深刻。这件事本身已足以说明这次大饥荒留给佛教界的历史记忆的影响是何等意义深刻。
3 结束语
唐高宗永淳元年（682），《慧观题记》揭示了在长安大饥荒的时代背景下，大量的外地旅京求法游学僧人的真实事件。慧观京都长安问道求法十多年以后，不得不因“永淳饥馁”而“杖锡旋归”之事，恐怕不是个别案例，而是当时历史所发生的在京游学僧的普遍状态。在近百年以来，蜀地禅僧关于“永淳年不喫泥馎饦”的这个“典故”，应是蜀地赴京都长安求法僧将“永淳饥馁”的消息带回蜀地后，经人们长期的流传所形成的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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