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说话”源于唐代，与佛教僧俗讲渊源颇深；话本小说诞于宋代，正因始自于唐的佛教世俗化促进了以适应广大市民阶层欣赏趣味为主的宋话本小说的发展，佛教故事丰富了宋话本小说题材与内容，佛教轮回、禁欲等思想影响了话本小说的文化趣味、叙事模式。
关键词：佛教；宋话本小说；影响
作者简介：苏换着（1990-），女，河南濮阳人，大理大学民族学专业2016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宗教、研究领域家族佛教、佛教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3--01
一、佛教世俗化促进话本小说诞生
源于唐代的“说话”，从“说话”内容与形式看，僧俗讲是“说话”艺人的主要表演形式。“俗讲”只针对普通信众，目的是通过讲说让听众为寺庙募捐；“僧讲”不集俗人，主要对象是寺院内部僧徒。[1]269可知唐朝“说话”僧俗讲均与佛教有密切关系，听众参与过程自然也对佛教产生一定的认同心理。这是佛教披着“文艺活动”的外衣行的是传法和募捐的活动。此时的说话为了调动听众兴趣，不得已也要努力进行艺术上的加工创造，此时的“说话”艺术性与文学性可谓是粗糙的。“说话”艺人表演需要底本，称为“话本”，由于话本内容偏重于叙事，与小说性质相同，又称“话本小说”。因用白话文写成，也称“白话小说”，话本小说出现在宋代。[2]244正是从唐代起佛教的世俗化促使了适应市民阶层欣赏趣味的话本小说的产生和发展。
二、佛教故事充实了宋话本小说题材与内容
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说话”者给定听众的是虚实两种情形的结合，实是指陈玄奘其人其事是有史记载的；虚是指在诗话中加入了作者对取经所闻见的虚构，从而使得该诗话具备人文与宗教双重属性。将历史上的人物加入到宗教神话传说故事中加强作品艺术魅力的同时也提升读者的欣赏趣味。[1]271《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在中国整个文学发展的历史中具有明显承前启后的作用。所谓承前，一是指此故事对佛经内容的承袭，二是指对以前文学作品中类似故事的借鉴。如其中“人大梵天宫第三”中的“毗沙门天王”一段，则是出自《毗沙门仪轨》及《北方毗沙门天王随军护法仪轨》这样两部佛教经典。
三、佛教场所开拓了话本小说叙事空间
南宋说话除在勾栏瓦舍作场以外，还在寺庙等处作场。明人编辑的话本小说总计或选集中收录到的宋代话本小说有《西湖三塔记》（《清平山堂话本》）、《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警世通言》卷二十八）等，均涉及佛教场所，且是宋代有名寺塔。[3]204话本小说事件发生地点的真实性，往往更能提升文化修养不甚高深的市民阶层的欣赏心理。
四、佛教僧侣阶层拓宽了宋代说话艺人队伍
《都城纪胜》载宋代“说话”主要有“四家”：小说、说铁骑、说经、讲史书。[1]270其中与佛教渊源较深的是说经。“说经”类包含“说诨经”与“说参请”两种，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3]137说参请的说话艺人有喜然和尚等。说诨经的有戴忻庵。可见说经艺人除了出家僧人或可还有信佛崇佛的在家居士。在《西湖老人繁胜录》中，说经、诨经的说话艺人也有女性，如陆妙慧（原注：女流）。[3]130《醉翁谈录·小说开辟》列举的《陶铁僧》，[3]217《花和尚》、《简帖和尚》[3]218均以佛教僧人为话本主人公，突出了宋朝佛教的兴盛丰富了话本小说人物的形象，《简帖和尚》描写僧人骗人妻室，无疑反映了宋朝由于统治者对佛教徒的骄纵导致僧侣阶层恶性膨胀和为非作歹的社会现实。[3]222
五、佛教思想渗透话本小说文化内核
宋代是一个崇道重儒尚佛的时代。最高统治者对于佛教采取扶植的政策。佛教在宋代得到大规模发展，佛教也为这个阶段的中国文化以及话本小说带来了极大影响。因果业报与轮回思想深深影响了神怪类话本小说的创作。[4]50
宋话本小说中劝人戒淫戒色的说教，符合佛教“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的禁欲思想。《宝文堂书目》著录的《三梦僧记》写主人公吴山在病中曾三次梦见水月寺僧，该僧曾因犯色戒自缢身亡，要拉吴山去做替身，[3]215这染上了劝诫世人警戒色欲的佛教思想，以水月寺为故事发生地点，更突出世间男女执着的痴情怨意便如水月般虚无缥缈。
《五戒禅师私红莲记》多处表现出南宋说话人声口，文中提到的撇骨池竟然是宋代浙右民间火葬后撇骨灰的池塘，[3]235可见当时浙右民间深受佛教火葬习俗影响，从侧面也反映出佛教文化已深深渗透民间，佛教的大肆兴盛必然影响到下层民众的意识形态，而话本小说又是最能迎合处于底层阶级社会的市民大众的欣赏趣味，这就不难理解宋代佛教题材话本小说兴盛的原因了。《五戒禅师私红莲记》将北宋大文豪苏轼以及与其交往密切的诗僧佛印二者的前生假托为杭州净寺两个高僧，虽然小说也渗透着佛教戒色禁欲的思想，但从中也看出佛教轮回的三生三世世界观、宇宙观已开拓了话本小说叙事的时间与空间，从而使得小说叙事情节更加曲折有致，耐人回味的同时更能激发讀者的阅读兴趣。把历史真实人物托幻于佛教题材的话本小说虽不免荒诞，但也透露出宋代士大夫乐于与僧人交往的生活情趣。
可能为南宋作品的《花灯轿莲女成佛记》[3]236在小说开头便点出诗句是大宋皇帝宋仁宗做的，这就给说话人公开宣讲佛教思想故事戴上了一顶合法的官方帽子，从中也可看出宋代佛教兴盛离不开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扶持与认可。小说中提到司公念拦车诗赋，这是宋代民间一些地区比较流行的障车婚俗的记录，拦车诗赋无疑指的就是敦煌文中保存较多的障车文。艺术来源于生活，这是一部记叙女性虔诚信佛并得到佛果善报的小说，突出了父权社会尤其是代表封建思想桎梏的宋明理学出现的南宋时期佛教对广大妇女的麻痹作用。
综上所述，由于宋代统治者对于佛教的支持，使得宋朝民众对佛教文化在主观和客观上皆有不同程度接受，亦令话本小说在形式和内容上均体现着佛教文化的痕迹，即“话本在形式上承袭了佛教变文的形式；内容上以佛教的因缘观和报应观为主要内容和结构模式。”[5]70-74同时，佛教故事、建筑、人物无疑丰富了宋话本小说的叙事题材，僧侣阶层也扩充了宋代说话艺人队伍。宋话本小说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佛教发展状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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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张跃生.佛教文化和宋话本[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