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武威位于河西走廊东端，自古就有“通一线于广漠，控五郡于咽喉”的重要地位，随着汉朝开辟河西四郡，武威逐渐成为河西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同时，凉州还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咽喉地带，是外来文化进入内地、中原文化向外传播的必由之地，也是吸纳多种文化的最前沿阵地。大量的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物品由此涌入，往来的商旅与使团中又夹杂着佛教徒，无形中又把公元前5世纪诞生于印度的佛教传播进来，由此使凉州成为佛教东传的必由之路和佛教的第二故乡，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五凉时期；凉州；佛教文化
[中图分类号]B9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16-0018-02
一、佛教在凉州兴盛的原因
佛教的兴盛与社会的动荡成正比，特别是东晋十六国时期，河西走廊有五个政权相继出现，他们的势力大体上是凉州管辖的范围，后世分别将它们称为前凉、后凉、南凉、北凉和西凉，简称“五凉”。除西凉外，其他四凉均定都凉州。特别是灾难性的“八王之乱”与“五胡乱华”事件发生后，全国唯有凉州社会安定、经济富足。大量的士大夫阶层和文人学士及流民涌入凉州，成为他们首选的避难之地，而河西的割据政权亟待给自己的统治找到一种精神支柱，尤其是对统治缺乏信心的少数民族统治者更是如此。佛教从西域传到内地之后，其内容宣扬“众生平皆苦”、“轮回报应”，可以使下层深受苦难的百姓心甘情愿地接受统治；而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又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寄托在了佛祖身上，他们渴望过上幸福安宁的生活，认为只有佛教才是自己期盼的精神家园。因此，佛教在凉州迅速传播和兴起。
二、五凉时期凉州佛教的发展状况
《隋书·音乐志》载：“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佛教在前凉已经深入人心。张寔继其父张轨大业后，也以佛教为国教，广招名僧，建寺译经，使凉州有了“世有佛教”的记载，从而繁盛一时。对佛教和佛教文化的传播起了非常重要作用的著名高僧佛图澄门僧近万人，他的许多弟子都来自凉州。凡是佛图澄到过的州县，争相营造寺庙，使当时的北方佛教发展很快，他的弟子中又有许多人返回凉州传教。到张天锡统治时期，西域高僧在凉州传教、译经已达到空前高峰。随着佛教在河西的广泛传播，凉州境内涌现出了许多建树颇丰的高僧。大翻译家竺法护通36种语言，《开元录》记载竺法护共翻译佛经175部、354卷，被后世称作“佛教入中华以来译经最多”的高僧。还有西行求经后，返回到长安翻译《普曜》、《广博严净》、《新无量寿经》等佛经，被尊称为“华梵兼通，音训允正”的智严、宝云等人。这时的凉州僧人不仅西去求经，返回后传教译经，使凉州成为中国佛法最兴盛的地区；而且凉州高僧还南下巴蜀、江陵、建业等地，传播佛教禅法，带去并翻译出大量的佛学典籍，使大乘学说与江南正盛的玄学相互融合，也给辩论义理增添了新的内容。凉州僧人慧贤、僧印、智严、宝云等人都曾先后在江南停留，由于他们的南下，使佛教迅速在这些地区传播开来，对南朝佛教的传播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被称为“中国大乘佛教传播开启里程碑”的鸠摩罗什，也被吕光在奉苻坚之命西征龟兹时请到了凉州。吕光割据河西建立后凉政权后，鸠摩罗什留在凉州18年。在凉州期间，后凉在凉州大兴土木修建罗什寺，让他和从西域因仰慕罗什而追随来凉州的僧人在罗什寺中卓锡讲经。鸠摩罗什一边跟随当地百姓学习汉语，一边在凉州潜心学习，开坛讲经弘扬佛法。这一时期河西各地僧人慕罗什大名前来拜访和求教者络绎不绝，西域和中原高僧也常来凉州交流学习。一时间，在凉州信奉佛教、翻译佛经蔚然成风，罗什寺也成为这一时期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思想传播和文化交流场所。公元401年，后秦姚兴攻破凉州，后凉被灭。姚兴仰慕鸠摩罗什的学识迎他进长安，被尊为后秦国师，让他带领800多位高僧翻译佛经。此后的12年中，罗什一直在长安从事佛经的翻译和讲解，共译佛经35部、294卷，所翻译的佛经有《大品般若经》、《阿弥陀佛经》、《维摩经》、《金刚经》等大乘经典。罗什翻译的佛经在义、音两方面都是尽善尽美、炉火纯青，既不失原意，又保留了原有的语言风格，对以后中国佛学思想影响极大。
在五个凉国中，佛经翻译较为突出的当属北凉。在凉州涌现出了了一大批优秀的佛学翻译家，如道龚、法众、昙无谶、沮渠京声等闻名凉州，其中昙无谶最为著名。他在凉州完成了《大般涅槃经》等11部、112卷佛经的翻译。《大般涅槃经》进一步发展了大乘佛教的理念，不仅承认“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而且进一步论说断灭一切善根的“一阐提”也有佛性，都能成佛。他的这一理论是对佛教思想的一大突破，在中国佛教史和思想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对大乘佛教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五凉时期的凉州，曾经一度是北部中国的佛教文化中心。西域大量有佛学造诣的高僧大德前来凉州长期停留进行佛学典籍的翻译著述，还表现在大兴佛寺、广开石窟方面。在河西地区遗留的石窟中大多为北凉时期开凿。由于五凉时期佛教在河西，特别在凉州得到了推广和兴盛，开凿石窟寺的活动显得尤为活跃，现存的有凉州的天梯山石窟、酒泉的文殊山石窟、张掖的马蹄寺石窟等。北凉时期开凿的代表性石窟当属被称为“中国石窟寺鼻祖”的天梯山石窟，即凉州石窟。北凉沮渠蒙逊热衷佛教，广开佛寺，《北凉录》记载：“先是蒙逊有凉土，专弘佛事，于凉州南百里崖中大造佛像，千变万化，惊人眩目有土圣僧可如人等，常自经行，无时暂舍，遥见则行，人至便止，观其面貌，状如其中泥塑形象。”沮渠蒙逊将西域来凉州的高僧昙无谶尊为国师，当时的天梯山石窟规模宏大，有洞窟26个、僧人230多人，佛事活动繁盛。《释迦方志·通局编》记载：“凉州南洪崖窟，沮渠蒙逊所造，碑寺现存，有塑圣僧，常自行道，人来便止，人去寻行，故其旁侧，足迹纳尔，斯徒从矣，不可具云。”说明大佛窟中释迦像是蒙逊为其母亲所造；同时，也说明北凉时期天梯山石窟一带佛事活动频繁及凉州作为北中国佛教中心的佛教盛况。在北凉统一河西后的短短十几年间，由于沮渠蒙逊大力倡导佛教，使佛教的传播在河西出现了空前绝后的繁盛，凉州成为全国翻译佛经的中心和中国佛教的传播中心。
三、凉州佛教对中国佛教的影响
凉州地处丝绸之路重要地段，是沟通中原和西域的交通要道，西域文化和中原文化在这里得到了融合与发展。特别是十六国后期，在佛教逐渐向中原传播和推广的过程中，凉州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凉州佛教完成了向北线和南线的大转移。天梯山石窟为新疆以东的石窟开凿提供了一种范本，因此形成了在我国石窟寺艺术中独树一帜的“凉州模式”。特别是为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的开凿，提供了技术力量。
公元439年，北凉被北魏所灭，北魏统治阶级迁凉州工匠3万多户到北魏都城山西平城（今大同市）开凿云冈石窟。在迁徙到平城的3万多户中，其中就有著名高僧昙曜、师贤等人。更多的是开凿了天梯山石窟的工匠，他们带到平城的除经卷、锤子、凿子外，还有大量的佛教经典和历史文化。从此，凉州僧众和凉州佛教文化在之后的百年间迅速渗透到中原和长江以南地区。
大约在魏太武帝建国的时候，鲜卑族的拓跋氏就开始接受佛教思想了。迁都平城以后，在这个新国都里，佛教寺院也相继建立起来。按照佛教的正统观点，出家人是不应当礼敬君王，不需要孝养父母的，这两点总是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相背离，因而长期以来为人们争论不休。文成帝继位后，尊凉州高僧昙曜为国师。昙曜为文成帝首先解决的就是拜佛与忠君的关系问题，这样，儒家的“忠群孝亲”思想就为北魏的统治阶层和出家僧侣之间架起了桥梁。为了更进一步地体现礼佛就是忠君的思想，昙曜建议文成帝在全国开凿石窟广修佛寺，所有石窟和寺院里佛像的形体和相貌，全部仿照皇帝来塑造。公元452年，文成帝接受昙曜的建议，下令雕造了一尊完全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来制作的石佛像，因为他本人的脸和脚上长有黑痣这尊佛像雕成以后，还特意在脸上和脚掌上各镶嵌了一小块黑石。到公元454年，从凉州迁徙去的佛教僧侣们在昙曜的监管下在京郊开凿云冈石窟，昙曜和凉州工匠只用了短短的几年时间就为道武帝及其以下的明元帝、太武帝、景穆帝、文成帝五位皇帝各铸造了一尊释迦牟尼像，每尊像高1.6丈。这五尊帝王的化身像，既有一定的纪念意义，也有颇多的现实意义，因为北魏的统治者认为，佛教僧俗们如果能经常面对着他们的君王礼拜，那么君王至高无上的地位也就无法动摇了。
由于昙曜在北魏复兴佛法、开窟建寺，为维护和稳定北魏统治阶级的地位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因此被封为沙门统来掌管全国的宗教事务，可见凉州僧人的地位十分显赫。
北魏将都城南迁洛阳后，又是开凿了云冈石窟的僧侣、工匠也随之南下，将佛法带到了洛阳，为北魏统治者开凿了后世称之为“世界十大石窟寺”之一的龙门石窟。
凉州佛教不仅完成了中国北线、南线佛教的传播，而且凉州佛教艺术对中国佛教艺术最大的贡献就是开创了一种文化上的合成风格，达到了佛教艺术的真正融合。正如日本学者长泽合俊评价所说，凉州的佛教文化深受犍陀罗美术的影响，创造出了绚烂的佛教艺术，然后由北凉的工匠带到云冈，这一佛教美术史，基本上概括了佛教东传的全部历史。
佛教在凉州的停留，使大量的凉州僧人、学者加入了佛教典籍的翻译与整理的队伍。也正是由于他们对佛教的传播和推广，使佛教在中原和江南一带迅速传播并为人们所接受。因此，佛教对北魏社会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不仅加速了鲜卑族为主的少数民族的封建化过程 ；同时，各种文化包括佛教文化在内的独特的凉州文化为后来的隋唐文化奠定了基础，也成为隋唐盛世各种典章制度的一个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