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一种实证研究方法，个案研究不仅致力于对现象的描述、探索和解释，而且可以通过比较和抽象得出具有理论色彩的结论。不论是基于个案比较和类型化基础之上的“类型比较法”、基于理论反思和研究设计之上的“拓展个案法”，还是“多点民族志”及民族志式的抽象，个案研究都凸显着对理论建构的诉求。通过叙事来实现理论建构，这正是个案研究的意义与价值之所在。在严密的研究设计和扎实的田野调查基础之上，我们能够通过个案式的比较与抽象来实现社会理论的建构与发展。
[关 键 词]类型比较法 拓展个案法 多点民族志 个案式的抽象 理论建构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央民族大学2011年度新增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重大项目（项目编号：MUC2011ZDKT08）;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项目编号：12AMZ009）。
[作者简介]石腾飞（1988-），女，山东临沂人，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研究方向为环境社会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刘敏（1985-），男，湖南岳阳人，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博士候选人，研究方向为国外社会研究、社会学理论与方法。
[中图分类号]C91-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72（2015）05-0056-08
一、 个案研究及其挑战
在社会科学的发展脉络之中，个案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研究实践。但是，很多学者质疑个案研究的理论归纳能力，认为个案研究方法只关注社会现象的某一方面，因此，通过具体的案例研究往往很难归纳出有价值的社会理论。①在直面关于个案研究种种质疑和挑战的道路上，秉承个案研究方法的学者们往往将焦点集中在如何使个案研究迈向宏大景观的努力上。笔者认为，这无疑掉入了实证科学范式之下、以标榜“科学”著称的统计调查研究方法推论逻辑的陷阱，混淆了“分析性归纳”与“统计性归纳”的逻辑与分野。
个案研究本是处于反思性科学范式之下，因此，对个案研究意义与价值的讨论也不应该脱离这一范式的要求。在反思性科学范式的规则之下，代表性、可推论性、微观到宏观、特殊到一般本不是其应该回答的问题。个案研究的魅力既不在于像大规模抽样调查那样，用样本的结论推断总体的特征，也不在于样本选择的代表性或典型性，因为这些都是统计学意义上的问题，个案研究的真正价值在于其辅助理论建构的力量。①换句话说，个案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进行理论归纳（分析归纳），而不是经由抽样、统计方法的运用等计算频率，推论统计（统计归纳）。②因此，我们也就没有必要费尽心力为个案研究结论的普遍性与外推性证明，而应将关注点放在其理论建构的能力上，考察通过个案所建构的理论的有效性和说服力，或者更进一步，理论的外推性，而不是个案的外推性。因此，本文关心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通过个案研究来发展和建构新的社会理论，并且通过理论建构来重新认识个案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个案研究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综观个案研究的整个发展脉络，其进行理论建构的努力从来没有停止过。尤其是近二十多年来，在扩展个案研究理论建构的尝试过程之中，新的方法论或研究取向也被不断建构和发展出来。本文研究选取费孝通的“类型比较法”、布洛维（Michael Burawoy）的“扩展个案法”及马库斯（George E. Marcus）的“多点民族志”来详细阐述个案研究的理论建构之法，通过走进个案，在回应其面临的诸多挑战的基础上，还原个案研究的真正意义与价值所在。
二、 “类型比较法”与经验事实的抽象
从“燕京学派”开始，以社区为个案的定性研究一直是中国社会学的主流传统之一。费孝通的学术研究工作也是以农村社区调查开始的，他统称其学术生涯为“社区研究的历程”。③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费孝通在云南大学开创了一套先进的、有特色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其核心就是解剖麻雀、以小见大。然而，由于受到早年社会学的专业训练，以及其“志在富民”和使中国农民脱贫致富的历史使命感的影响，费孝通早期的学术作品，如《花篮瑶社会组织》、《江村经济》和《云南三村》等，虽然是关于一个小的社区或多个社区的个案研究，但是他总希望能够通过个案研究去探讨一些中国农村社会的根本问题。
1980年代，在反思早年学术生涯的基础上，费孝通根据小城镇研究和区域社会发展研究的实际情况，发展出“类型比较法”，或者说是区域社会发展的“发展模式”方法，试图通过对中国不同类型区域社会的比较研究来实现个案研究的理论建构诉求。具体来说，“类型比较法”首先源自于对特定社区“解剖麻雀”式的个案研究，在此基础之上，提高研究对象的层次，从农村社区扩大到小城镇。这个时候，如果将小城镇看成是城乡结合部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那么，研究对象就从单个的开弦弓社区扩大到吴江七大镇、进而扩大到整个吴江县，再扩大到苏南地区，最后扩展到对中国社会的整体性认识。例如1984年，费孝通走出苏南，进入到苏北，对苏南和苏北进行比较研究、提出“苏南模式”，然后相继提出“珠江模式”、“全国一盘棋”格局等，并试图通过对区域不同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得出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性认识。④这样一种研究路径使我们看到费孝通的研究对象总是有意无意地是顺着行政区域的层级而逐渐扩大，这也使得他发展出一种超越行政区域的研究途径，通过“点——线——面”的研究思路，在对不同类型村庄或区域社会的“类型比较法”的基础之上，建构出有关经济区域发展的“模式”理论。
“差序格局”概念的产生比较充分地体现出“类型比较法”建构理论的一般路径。为了有效说明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费孝通在一系列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中国乡土社会进行了细致而微的分析，发现一般性的特征。当如何将这种一般性的特征用分析性的概念或者理论进行概括时，与中国社会相异的西方社会结构特征（团体格局）提供了灵感和启发。在此基础上，费孝通用“差序格局”来形容乡土中国的结构特点。由此可见“类型比较法”理论建构的一般途径：先是基于“本土社会”解剖麻雀式的微型社区研究，然后与“异域社会”进行比较再来反观本土社会，进而发展出本土化的理论。
利奇曾经质疑费孝通作为本土社会的一员研究本土社会是否可取，“他者”眼光的缺乏是否会对身边的经验事实“视若不见”。这也即意味着，通过这种方法建构出的理论是否具有解释力。两者的分歧在于如何理解“异文化”、“他者”。“异文化”不应该仅指狭义上的外国文化，还应该包括一国之中不同区域、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文化。“他者”也不能仅仅局限于狭义异文化中的“他者”。就“类型比较法”而言，“本土社会”与“异域社会”都是在相对意义上而言的。一方面，中国经验并不高度同质，而是充满异质性，倘若在中国社会内部不同类型个案之间进行比较，那么一个本土类型相对于另一个本土类型都可以视为一种“异域”。这也就是说，在深度个案的基础上进行类型比较，正是可以利用中国内部经验类型多样性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本土社会研究者缺乏“他者”眼光的有效途径;另一方面，与西方社会之间的比较获得的更是一种绝对的“他者”的视角。①
虽然也有学者批评“类型比较法”陷入到一种统计意义上“个体与总体”关系的思维定势，例如费孝通试图通过对一个个村庄类型的比较研究，从而达到对中国社会的整体性认识，然而由于异质性问题的存在，个案研究技术可以通过理论和宏观力量进行扩展，也不能阐明整体。②但是应该看到，“类型比较法”有其合理性所在。“类型比较法”虽然比较的是不同类型和层次的社会现象，但是各种模式之所以能相互比较，是因为它们是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上出发，又向同一目标发展，是站在共同基础之上进行比较，并试图发展出一种“共同性”和“根本性”的东西出来。所以“类型比较法”的目的是通过对不同个案之间的特殊性进行抽象，进而从中归纳出一般性的东西出来。换句话说，“类型比较法”并不是一种统计意义上的从“个体到总体”的思维模式，而是一种从“特殊到一般”的范式。因此，也有学者认为，类型比较视野下的个案研究，或许不仅仅是对于民族志书写的完善，而且还可算作增强中国经验表述，让本土社会的经验研究获得理论自觉性或者说是推进中国（乡村）研究本土化的尝试。③用费孝通自己的话说：“一切要从已发生的事实为基础，观察和描述‘已然’。用可以观察到的事实为资料，进行比较和分析，探索在事物发展中可能发生的情况，作出设想，然后通过思考，引发出‘或然’。最后以实践去检验其正确与否，经过历史的对证，得出‘果然’或‘不然’的结论。”④这或许就是对于类型比较法理论建构最为恰当的描述。
“类型比较法”之所以难以解释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巨大变迁，并受到很多的批评，笔者认为，是因为这种比较的方法是以欧美的工业化发展道路为标准，来思考中国的农村社会是否发生了类似的变化。费孝通在研究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社会的运作模式之时，“类型比较法”常以两种基本方法入手。第一种方法是找到一个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差异条件，并将其解释为“产生差异的关键因素”。另一种方法则是从社区的个案研究出发，注重于研究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的相似之处，并认为这些相似之处也能够使得广大的农村走上城市的发展道路，中国也能够走上欧美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虽然“类型比较法”有其方法论的问题，但是这毕竟也反映了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一代中国学者在从个案的经验事实出发，去进行理论抽象和对中国社会的总体性认识的努力。
三、 拓展个案法与社会理论的建构
“类型比较法”虽然反映了人类学学者对于从个案的比较研究中认识总体和建构理论的努力，然而布洛维等人却注意到，在个案研究和理论建构之间，多多少少还是存在一些鸿沟。拓展个案源自人类学曼彻斯特学派，经由布洛维而得以发展和完善。传统的个案研究通常将他们的研究结论局限在他们研究的日常世界的范围内，无力或者无心顾及广泛的历史模式和宏观结构，扩展个案方法则追求自田野“扩展出去”，①而这个“扩展”的途径则是通过理论的建构。在对已有的社会理论和经验案例的梳理之上，布洛维试图将反思性科学运用到个案研究之中，并试图消除“微观社区”与“宏观社会”、“检验材料”与“理论建构”、“历史”与“现在”等一系列的鸿沟，从而通过发展一种“拓展个案法”（extended case method）来实现个案的理论定位。②
在拓展个案的研究方法中，理论的抽象、反思与重构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布洛维将拓展个案研究方法看作是一种重构和发展新的社会理论的策略，而不仅仅是证明或者批判已有理论的方式。因此在拓展个案研究方法的取向之中，研究者进入到实地调查和参与观察之前，对已有的社会理论和经验材料的熟悉是十分有必要的，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还需要发现已有社会理论的缺陷，并发现一种通过个案研究来重构和发展新的社会理论的可能。③理论的重构与发展并不是简单地对他人的研究进行综述，拓展个案法的理论建构有赖于深刻理解已有相关文献和扎实深入的田野调查。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拓展个案法理解为扩展或整合现有的社会理论，并用检验案例来证明。拓展个案方法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分析性概括将其引入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从个案研究本身的独特逻辑来思考这个问题，特别是注重理论的角色。拓展个案方法则在分析性概括的基础上再向前推进了一步：跳出个别个案本身，走向宏大场景。④在反思民族志的发展历程之中，拓展个案方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不仅反映了人类学学者在走出个案时的努力，同时也赋予了个案研究以反思性理论重构的特殊意义。
在拓展个案研究中，个案的选择也是其理论建构的一部分。在拓展个案研究的个案选择过程中，与其用“典型性”或“代表性”来形容个案，不如用“问题性”来形容个案。这是因为，个案的选择建立在对现有的社会理论或经验个案的梳理与反思基础之上，并从中发现某个理论或者经验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或矛盾，这即意味着拓展个案的选择与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和理论建构需求具有密切相关性。因此西尔（Clive Seale）强调理论在个案选择时的重要性，并将个案研究中的抽样称为理论抽样，理论抽样不是取决于抽样单位是否具有典型性，而是要看抽样单位中所体现的变量性质是否有典型性，是否能代表更广泛的一类现象，这时，个案的选择也构成发展新理论的前提。⑤
拓展个案的理论建构建立在反思性民族志基础之上，无论是研究设计，还是实地研究的资料收集和分析，拓展个案都试图通过对与既有社会理论相冲突的社会现象的批判和反思，来寻找理论突破和建构的契机。例如在实地研究中，已有的社会理论提供了问题提出与田野介入的方式，在此基础之上，研究者便能够将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置于其超出地方和历史的社会情境中去思考。由此可见，整个拓展个案方法的实施过程都贯穿着理论的角色。透过宏观来俯视微观，经过微观反思宏观，在拓展个案的研究方法之中，宏观和微观之间的双向作用都需要理论作为指导，这种微观和宏观、经验事实和已有理论之间的对话也构成了理论重构和发展的源泉。⑥西尔将个案研究中的概括称为“理论概括”，个案是根据其逻辑关联或理论意义进行外推的，外推的有效性不取决于个案的代表性，而取决于理论推理的力量，无论是“分析性概括”还是“理论概括”，其实都强调了理论在概括中的重要角色。①因而拓展个案带给我们的不仅是充满理论关怀的田野观察，更是深入的理论反思与对话。
随着全球化及其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的上升，与“类型比较法”对社会整体性认识的理论诉求不同，在反思性理论重构的基础之上，拓展个案研究方法力求做到对个案所处“场域”的系统认识。正如马库斯所提到的那样，人类学学者应该将精力集中于一种不同于过去的整体观（holism），他们不再提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理论，而是把注意力转向社会生活中某一具体场景的充分表述;这种新的整体观建立在最为细致的田野观察的基础之上，为我们提供有关某一生活方式的全面图景。②换言之，在全球化时代，拓展个案研究方法的理论诉求不是对全球或者是区域社会的整体性认识，而是建立在对具体社会生活场景进行细致深入的个案研究的基础之上，对个案场景中的各个社会元素之间的联系进行抽象性的、系统性的认识，从而对已有的理论进行批判与反思，并进一步深化我们对于社会生活世界的认知。
四、 多点民族志与民族志式的抽象
在社会科学依然由欧美主导时，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分工非常简单，社会学家致力于研究西方社会中的问题，人类学家则对远方的民族和部落更为迷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今这样的分工格局在西方已被打破：那些原本是人类学家所研究的远方国家、民族问题等，已经变成世界体系的一部分;而社会学研究所关注的民族国家内部的研究问题，如恐怖主义问题、移民问题等，也开始需要一种全球性的视角。③随着全球化及其所带来的不确定的增长，传统个案研究方法所面临的挑战进一步扩大。
在全球化时代，由于时间的压缩和空间范围的扩大，人类学研究中所面临的“具体”和“总体”的矛盾也显得更加突出。面对一种高度复杂的、跨国流动的全球社会现象，个案研究方法的发展便日益成为了一种深层次的方法论需求。类型比较法与拓展个案法虽然各自具备理论建构与事实解释的逻辑，但任何理论命题和框架都是从经验事实中抽象出来的，理论范畴之间的因果关系与经验事实之间的转承关系并不是一一对应的。一个理论命题可能同时涉及多个空间、多个时间发生的故事，而一个故事情节也可能同时涉及多个理论命题或范畴。这样一种多维立体对应关系与只能平面线性展开的表述文本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④尽管人类学家擅长于描述个人经历层面上的不确定性，但往往不能有效解释不确定性的结构性起源、内部运作机理及其后果。⑤换言之，基于传统民族志的理论框架，运用单一社区的个案研究方法很难去理解全球化时代的地方社区与全球社会、生活世界与世界体系之间复杂的社会关联。因为单一个案无从进行比较与抽象，因此很难充分说明事物之间确定的关系（或者说是因果关系），因为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有抽象才能有升华。如果没有比较与抽象，实际上所叙述的事件或个案就是一个常量，而不是一个变量，如果没有变量，也就很难对事物之间的关系进行辨析，更谈不上探讨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⑥面对这种因果关系的解释困境，多点民族志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图景。
早期对多点民族志的理解只是认为它与民族志调查点的移动（movement）和流动性（mobility）有关，强调对全球化变化所引起的新关系和程序变更的经验研究，但是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多点民族志还包括其他创新性的观点，如关注什么、如何关注和如何追踪过程。⑦多点民族志的研究空间不局限于某个具体的社区，而是通过对与某一事件（主题）相关的多个田野观察点的经验分析，以期达到在一个更为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描述和分析一个具体的研究问题，并进行理论概括的目的。①多点民族志是“关于世界体系”本身的，因为它要通过对多点之间的联系和流动的描述，从内部展示世界体系和全球化的图景。②由于多田野地点的作业能够让我们更有效地超越地方社区视野的局限，并使得个案研究变得更加有建设性，因而多点民族志的田野作业受到社会学和人类学界的普遍重视，特别是在当今跨国移民研究中较为普遍运用。
多点民族志也有其挑战所在。比如多点民族志引起了擅长民族志深描的人类学家们的焦虑。他们认为多点民族志会使民族志变得“单薄”，从而导致一种田野作业深度的消失。③然而，多点民族志中田野作业深度的消失并非是多点民族志内在的矛盾，而是全球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所业已造成的结果，是因为人类学家不重视民族志式的概念化和抽象化的结果。在全球化时代，由于社会生活高度复杂，跨国的流动与联系在任何一个时段都包括无限的内容，因此无论我们如何地努力，我们都不可能将所有的流动与联系一网打尽、做到真正的“全面”和“深入”。④因此在多点民族志中，为了避免“零碎式”和“平铺式”民族志的缺陷，我们必须依靠一种民族志式的抽象，对具体的研究对象和田野地点进行想象和选择，并在一种“共性”中去描写多个事物之间的联系及具体场景中具体事物的特殊性。然而，不同于传统民族志在“特殊性”描述上的丰满，多点民族志的“丰满”应理解为一种对于“共性”解释上的丰满。不同于传统的、试图从一个具体社区出发、以小见大的人类学田野作品，多点民族志试图通过一种多点民族志的方法收集资料，并运用民族志式的抽象整理和分析资料，最终达到理解和分析全球化的复杂场景之目的。
《全球“猎身”》是当代多点民族志和民族志式抽象的一部不可多得的作品，它给我们展示了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全球化时代，如何从方法论的操作层面研究一种同样充满不确定性、流动的社会现象，并以此来呈现和反思已有的全球化理论。《全球“猎身”》一书的主题是印度信息技术产业中的劳动力体系，特别是一个全球化的、号称“猎身”的劳动力调配系统。⑤通过多点民族志的调查和民族志方式的抽象，项飚的民族志呈现了一个特定经济组织模式的形成和发育过程。印度IT工人的全球“猎身”活动是一个跨越多个国度、操作过程十分复杂的体系，这样的一个全球体系大概由安德拉邦的“IT”工人生产线、海德拉巴的劳力行与“卖身”业务、悉尼IT公司的“猎身”生意和世界体系与“猎身”的全球化运作等四个环节组成。
需要注意的是，多点民族志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多个地点之间的民族志， 通过IT产业猎身业务中所体现的“中心（美国）——半边缘（澳大利亚、新加坡等）——边缘（印度）”的关系，项飚的多点民族志与民族志式的抽象给我们展示的是不同调查地点之间的复杂社会关联。项飚向我们展示了多点民族志在理论建构过程的这种特殊效果：他不仅通过细致的民族志素材形象的展示与呈现了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同时，通过对全球“猎身”现象中相互关联的调查地点之间的比较与抽象，项飚还总结与反思了全球经济秩序中复杂的不平等关系，从而使得当前的世界体系理论向着更为具体、更具操作性的方向发展。
五、 结论：从比较和抽象的视角来看个案研究的理论建构
近年来，从个案研究中建构理论是社会科学中一种日益流行的研究路径或策略。①不论是基于个案比较和类型化基础之上的“类型比较法”、基于理论反思和研究设计之上的“拓展个案法”，还是“多点民族志”及民族志式的抽象，个案研究都凸显着对理论建构的诉求。经由反思性抽象化出一般性的理论是三者理论建构上显而易见的共同点，而通过分析，我们也可以发现，“比较”的视野同样是三种研究方法都共同秉承的取向。“类型比较法”是将不同区域、层级的个案进行比较，拓展个案则是和已有的理论、经验进行比较。同样，也正是意识到了比较视野的重要性，才有了多点民族志在个案基础上进行对比而又在对比中呈现个案的研究方法。②
基于个案研究所发展出来的个案式的理论抽象也与传统民族志的抽象化有所不同。典型的民族志写作通常是以事实为中心，注重事实本身的完整性和系统性，但理论建构十分薄弱，基本上不呈现理论，或只在导论或结语中穿靴戴帽式地表述一下作者的理论观点，这样一种文本形态，优点是事实的全貌呈现得非常清楚，但这种翔实的事实呈现所具有的科学意义深受限制。③个案研究的意义与价值并不在于讲出个案本身的复杂性和精彩程度，也不是通过个案研究来解决定量研究中“代表性”或“普遍性”的问题，而是需要通过对个案的叙事来进行理论建构。在这里，理论建构的目的不在于提出一个普适的行动指南，而是要展现社会事实，积极参与对话，从而促成对现实的新理解，引发反思，最终达到理论自觉。基于具体的和深入的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所建构出来的社会理论成为连接微观与宏观、特殊与一般的桥梁，个案研究的魅力和生命力也因为理论的建构得以延展。
个案研究的理论抽象也与传统社会学的理论抽象有所不同，功能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这种在社会学和人类学界产生重大影响的高度抽象化的理论成果，更多的是以经验材料为基础，依靠逻辑推理做出普遍的、规律式甚至是程序化的陈述，而不是个案式的抽象。个案式的抽象（或者说是经典民族志式的抽象）应该是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普里查德的“裂变性结构”和利奇的“钟摆模式”，这种个案式的抽象应该是在细致的、投入式的民族志观察基础上，所形成的对社会总体趋势的把握和对社会现象深刻的洞察力。④个案式抽象的基础是扎实的田野调查和研究，它是在长期的田野调查和反思性理论重构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概念上的抽象。
综上所述，从个案研究方法的学术传承及其发展脉络来看，个案研究是一个从理论出发，到理论建构的过程。我们应该将个案研究与整体认识、经验材料与理论建构放在一个关系共同体中来理解。个案研究不仅是一种经验事实的类型化抽象和对社会总体趋势的把握，也可以是在对已有社会理论反思性批判基础上得到的关于社会现象的深刻洞察力，更可以通过多点民族志和民族志式的抽象发展出一种应对全球化及其不确定性的全新思维方式。但是不管采取哪种研究策略，个案研究及其理论建构必须建立在细致投入的田野观察基础之上，个案的选择也必须有理论依据，同时需要对已有的经验研究与理论成果进行小心翼翼地梳理和批判性反思，个案研究理论论证的过程也须通过精确的理论语言来清晰陈述。概言之，在严密的研究设计和扎实的田野调查基础之上，我们或许能够在个案研究和理论归纳之间架设起一座桥梁。这时候，社会理论的建构也就成为个案研究的标志性意义所在。
（责任编辑：徐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