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婆子坐在河埠头最显眼的那块青石板上，她的膝上有一把圆柄小刀。其实是把小巧玲珑的匕首（我们村把这类利器统称为刀）。这是她的随身之物。下田上街，赶集喂猪，只要是长婆子出现的地方，那把刀一定阴魂不散在长婆子腰间晃荡着、显摆着。仿佛唯恐人忘了她是村里独一无二的长婆子。她还出鲜地在刀柄上系了两个银铃铛，一把脏得像猪圈里刨出来的红流苏，铃铛“叮咚”地响，好叫每一双眼睛都朝她望，叫每个人都止不住嘻嘻笑：长婆子又发痴了，大家又有西洋镜好追着看了。女人们又要为她在河埠头或屋角下聚拢着，重提她的旧事，并淌出半碗眼泪了。
秋气很深很重。这是个晌午，但天上没出半丝太阳，一阵风来要让人打两个喷嚏。女人们起初还像织网的梭子一样，殷勤地往河埠头跑，挑水汰衣，洗刷一切要洗刷的东西。有的热心肠的，没忘了问一句：长婆子，你坐这里做什么？长婆子听了，不理，只是双手攥紧了她的刀。没人要你的刀，也没人要得起啊！ 女人们的眼睛细细地抚摸着那把刀，刀柄上爬满了树根须一样的细小裂缝。刀也会老啊，人怎么不会老呢？女人们唏嘘着，再有一眼无一眼地瞅瞅长婆子，长婆子的头发正被一阵急似一阵的风往不同方向吹着，她的头发像树下陈年的稻草堆，稀稀拉拉，没一根能辨清颜色。长婆子也老啦，长婆子老起来真快啊。女人们的心不由一抽搐，意识到什么是时光不饶人。她们有点怏怏不乐，长婆子这个昔日的美女，正以一泻千里的速度衰老着，似乎提醒着什么，她们晃了晃头仍然想不出。反正也懒得想，反正长婆子是个叫人无法愉快的人。
女人们懒得去河埠头了。风捶击着窗上塑料薄膜的可怕声音，像长婆子从河埠头伸过来的控诉的拳头，叭叭地，像她在不依不饶地拷问着女人们：我这个漂亮的女人为什么反倒老得快？我为什么要那样倒霉？
女人们的心脏毕剥毕剥，无由来跳得快了。她们更懒得出门了。再说天沉了下来，灰蒙蒙的，就像她们下沉的情绪。
都怪长婆子作阴天。
但她们还是止不住地看了看窗外的怪物。
窗外的怪物除了头发被风随心所欲地拨弄，并且夹进了两张枯叶，之外，那个女人握着她宝贝的刀，半天了，还没动一动。
女人们的心跟着激灵一下。她们看到一堆落叶无端被卷起，然后，这些落叶像苏醒的暗器一样旋转着、呼啸着朝某堵墙头“啪啪”击去。这情景让她们无缘无故想到长婆子手里的刀，那把一出鞘就锋利得叫人倒抽凉气的刀。她们像雨前的蚂蚁一样，敏锐地捕捉到了变天前空气中的异常。这使她们杞人忧天般长吁，反复检查门闩是否拴牢、窗盘是否关紧。
其实一切都跟她们无关。她们真是一群没事寻事的女人。
长婆子握着那把刀的手渐渐有些发冷和发麻，并且由此生出某种痛意。
她自己也弄不大清楚，为什么要这把刀。
别说这把刀还真快。切什么都不费力气。有时她用来劁麦、劁稻、劁菜。用完后，上一层菜籽油，金光雪亮的，所以她就有事无事往刀上抹菜籽油了。她欢喜它干净得像一道亮月。村里的杀猪佬桥大和志芳来说过几次，把这把刀让给他们，她要真欢喜刀，他们让铁匠打上十把八把。她只是笑，笑得操着杀猪刀的他们汗毛倒竖，说这个女佬真痴了，一点不假。她笑他们不懂得用刀，这把刀不是用来见血的。志芳老婆说志芳，你省省吧，跟那个女人讲话，你不晓得她痴么？你唾墙头也不要跟她讲啊你。志芳悻悻地操着刀进了屋，跟着一扇门重重合上了。
她还没忘了那把刀的来历。思量这桩事要费一点力气。由此她常常坐到河边去，使劲回想四五十年前那个背景模糊的春天。
回忆使她手中的刀子生疼似地“嚯嚯”回应。
早春，却异常地暖和。河边的树绿得发亮，有的还情不自禁地开花。她现在还记得那些树是怎样个绿法的，黄灿灿嫩生生的，滴答滴答地淌着太阳光。地上，草叶子初出的绒毛羞羞地蜷曲着。
羞羞的黄绒毛长在他的厚嘴唇上面。
他有两道画了墨一样黑的眉毛，长着细绒毛的鼻子像一颗春笋。她欢喜瞎想，他像一棵笋吃足了早春多情的雨水，浑身散发出让人迷惑的水汽。她想，出着汗的他长得真快。蹭蹭蹭地，他19岁，她16岁。
他很幸运，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竟没有碰到过一回日本人。国军抓男人的队伍也在村子里晃荡过好几趟了。他不是去了亲戚家，就是恰好在别处。被抓被打的事他一朝也没碰上过。
他们在种菜。茄子、长豆、黄瓜葫芦，还要搭棒子让黄瓜们迁藤。
村子外面在你死我活地打仗，却跟村子里不大搭界。
村子里的人一日活着，就要一日做活下去的事情。日本人来了，大家逃一逃，日本人走了，大家再回来。瓦屋塌了，就搭土坯草棚子；地踩烂了，再补些菜籽。有几个不肯逃日本人，或者想乘逃日本人这桩事，到门户洞开的屋子里白拾大家的便宜，结果，给日本人结果了。还有个女的，19岁，她也不逃日本人。日本人来了，她在前面袅袅走着，日本人见了狂喜，嚷嚷着端枪追上来扳女人的肩膀，女人回过头来，朝日本人嫣然一笑。结果呢，笑倒了一批日本人。日本人哇哇叫着连连后退。女人小时候生过一种怪病，烂了鼻子，光秃秃剩下两个出气孔，村里的男人不要她，日本人也不敢要。
关于日本人，村里流传最多的就是这几个笑话。所以她那时不怕日本人。有时候，她还生出想看看日本人是啥模样的怪念头。
天太暖，连风也没起一丝丝。草和泥土香喷喷的，像烧着草把的灶头上，那慢慢吐出白雾的饭锅。
男人在出汗。男人和她订了娃娃亲，一个村的，倒不肯靠近讲话了。见了她，旁人说，这是你老婆，去关个嘴啊。男人就像女的一样红着脸儿慌不择路地逃了。
这两年倒好，面皮厚起来，有事无事上门来帮衬些活儿。
她拎着镰刀篮子刚出门，他扛着锄头随后来了。
喜鹊在树上叫了三回。她都听到了。
她有些头晕，觉出脚下痒痒的黏黏的，在蠕动。抬脚，一条赤链蛇盘成一圈，花花的，她呀地尖叫起来。
他用镰刀挑起蛇，往远处用力一扔。她看着他的粗胳膊在空中画出一道带着风声的弧线。他哈哈笑了，嫩嘴毛一耸一耸的，露出齐整的牙齿。他的嘴唇又厚又红，湿湿的，像刚刚那条蛇。她不知为啥要哭起来，呜呜的。那张鲜红的嘴唇歙蠕着，离她更近了。她闻到蛇一样让她心慌和恐惧的腥味，土腥味还是草汁味？不记得了。总之，男人浓重动物气味捉住了她。男人眼睛出乎意料的清亮，像撒了一层光屑的河水。男人的面孔又一次涨得红彤彤的，那些嘴毛痒痒地挠着她的眼睛。
男人说就在这里好么？他喘着粗气。一手不由分说攫住她蛇一样细的腰肢，另一只手找到她的胸脯并在上面晕船一样颠簸。男人试图像掰一个玉米一样扳倒她。四下无人，除了几只喜鹊，还是乌鸦，它们不识趣地跟出了村子，跟到这块地里。咕咕叫着，有一只大胆的跳到了那把无力瘫倒的锄头上，歪着头用两只多事的眼睛好奇地张望他们。
“咚”一声她像段木头自己倒地，或许像片鸟毛轻。男人跟着倒下。扯着她的衣衫，像一个蹩脚的裁缝，胡乱扯下她的破衣衫，把自己的一块粗布覆在她身上。这不是块好料头。你是想叫我换身新衣裳吗？她想笑手忙脚乱的裁缝。她已经好几年不添新衣裳了，叠满补丁的裤子，叫她出门低着头不敢见人。破裤子被“吱”一声撕开了。她觉得是她被一分为二了，而不是她仅有的那条裤子。她哭着颤抖起来。
男人现在像发烫的生硬的黑煤，烙得她发痛。地上密密的刺像他唇上的毛。她的面孔被他鱼钩子一般的牙齿弄得火辣辣的痛。她受不了了，火山一样掀翻。
她坐起来心痛地检查着自己的衣衫。哭得更凶了。
男人又变回一个害羞的人，呆坐着手发抖着搭在锄头柄上。他说我跟娘说，帮你做身新衣裳，红颜色好看煞你！你做新娘子。
他们第一次认认真真对视，眼睛里流动着暖呼呼的阳光。
做新娘子，她说。
做新衣裳，他说。
田地太静了，他们能听到小虫子在草尖尖上跌下来的声音。
有人来了。骑着马，扛着枪，带着刀。马蹄和黑烟从远处腾起。他们忘了手中的活儿，张着嘴巴，伸着脖子，望着。
逃，已经来不及了。
男人跌进了河里，大声叫着她的名字，又上岸来拉她。
男人本能脱身的。逃啊！面如死灰的男人已经听不到自己的声音。他像一条被打了七寸的蛇瘫了下来。
她第一次看到了日本人。戴着马桶盖一样的钢盔，穿着有很多个口袋的军装，脚上套着长筒军靴。要那么多口袋子干啥？她很想问一问。他们，唇上有的有苍蝇屎似的一坨胡子，有的刚刚透出嫩绒毛，有的和窠猪伢一样难看得看不出人样。他们兴奋地哇哇叫着，褪下雪白的手套，露出毛茸茸的爪子，围成一个圆圈向她慢慢靠拢。突然，她闻到了一股狐臭味，日本人也有狐臭，她轻蔑地笑了。她嗅到狐臭味的来源——一个爬牙日本人立即抢到了绣球一样，两眼发光，呱呱地蹦跳到她面前。那年，她就像水塘里一张嫩荷叶还没来得及打开，日本人就像青蛙一样跳了上去，成群结队，浩浩荡荡扑了上来。后来的一长段时间被踩成了一个黑洞深不见底，她看不见自己。只记得日本人潮水般退去，而她的身体像一摊溶化又凝固了的蜡烛油。血，从她发黑的两腿中间，流尽了。她已经不会哭了，无处不在的痛，让她忘记了痛。
身下的那块草地被踩烂了。还有草地上这具经过千军万马的身体。
噩梦。不是梦是什么？
一场大雨来了。分不清东南西北。田地和村子正在慢慢塌陷下去，河上的雨水像烧开了不断往外涌流。河水像一个皮开肉绽的女人正在被无休止地鞭打。
锄头完好无损。镰刀剁在篮子上，篮子已成两半。她拖着木头般的那段下身去寻男人。她失声痛哭。几只鸟在雨中惊慌失措地掠过并发出滞重的鸣声。在她的哭声里，男人像吃透了水的大白汤团，慢慢从沸腾的河里浮了起来。他白得异常臃肿和模糊。她的眼睛刺痛——男人的胸前插着一把刀。就是日后她佩带的那把。她把刀从男人胸口拔了出来，只是男人的破衣衫给弄得更破了。
她一刻不停地帮男人捋着衣裳。锈了的脑子一点点活过来，其实要做身衣裳的是这男人。
她有所不知的是，日本人同样突袭了米水圩村人，只是鬼子还在路上，人们就闻风而逃了，如果她不是在地里，如果这一天她不是嘴馋想种两茬香甜瓜，她就同样安然无恙。她就可能一辈子跟日本人无瓜葛。
她成了跟日本人有关的又一个笑话。
村人回来了，该吃的照吃，该喝的照喝，说一说男人的死。年纪轻轻的，就被克死了。那个女人，还没过门就把男人克死了。关于男人之死，村子里蔓延着种种说法，有的说是她推他下河的，但这交代不了那把刀的来历。有的说是日本人指使她插男人的，她就闭着眼睛冲上去了，当然，狞笑着的日本人并没由此放过她，他们像饥饿太久的难民，顾不得排队就涌了上去，那场景，一般人想象不出，也亏了只有日本人才敢那么干。还有人认为，她至少不该留着那把戳眼睛的刀，为什么还要像狗铃铛一样挂着呢？
那场大雨早已戛然而止，树上早开的花像无数冥纸被打入浑浊泥水中。她抱着那把刀。它有着森森的寒光，像他母亲号哭时牙根全部暴露的牙齿。她忘不了他唇上黄绒绒的嫩毛，在这个世上，看到这把刀就看到他。
50年后的河水和50年前的并没有多少不同。她坐着，出神地望着，吹过她的风同样也吹着河。人也没变多少，该活着的都活着。就连四五岁的，也晓得她是“日本婆”。晓得日本人坏。日本婆当然就更不是什么好东西了。可以朝着吐口水和扔石子的对象。如果她咕噜几句，人就说她大概在发疯了，又要变天了。
月亮出来了，在河中碎成千百块镜子。她睁大眼睛，想看清楚其中一块上自己的样子。她眯着眼睛直起腰来，这才发觉半个身体都麻了。该死的日本人，她想，要不，她不会成村里最大的罗锅。
这个耻辱的记号，人都晓得是日本人弄的。
风小了，临河窗里暗黄的灯光投在水上，河像沉淀着点点米粒的白瓷粥碗。
碗——想起了哑巴。
她碰到日本人后成了村里唯一嫁不出去的女人。连那个没鼻头的，也因为五几年时爹做了队长，许给了队里的老光棍阿发。炮仗一响，那女人不能捏着鼻头哭，就捂住鼻孔叫哭，招来全村人看。人自然而然说起长婆子——她没男人敢要。
刀挂在她腰外时，人见了惊恐跳开，嘴里说着罪过罪过。
倒是时常有人来借刀，借刀时，他们一点不嫌刀上死过人。
大集体干活，见了刀，有人要她解下来让他们看稀奇。她不肯，就问她日本人是怎么个弄她法的。
村里大炼钢时，有人检举了她的刀，又是日本人的东西，活该销了毁了。人们传话她母亲，说如果上交了那把刀，她家的铜勺锅铲就不用充公了。她母亲为了完成这个差事，都和她干了一架。但结果是，母亲被她扑倒在地，刀柄把母亲的牙齿撞飞了半颗。母亲的厉声恸哭和沾满鲜血的牙齿，让村里的老辈们惊悚地张大残牙点点的嘴巴，他们不知道该怎样描述这个可恶的孩子，因为村史上还没有女儿忤逆长辈至斯的先例。他们只能一遍一遍摇着头说：逆种。
没有人撬得开她的嘴，她把刀藏了起来。
再后来的事，发生在她四十一二岁。不知从哪里来的一群人，人群中肯定夹杂着几张熟悉的面孔，有的人穿了皱巴巴的军装，也有很多个口袋的那种，一点不挺括，样子却很凶恶。这些人气势汹汹地把她从屋子里架出来，鸡屎猪粪劈头盖脑不偏不倚炸开在她头顶，每个人都义愤填膺随时准备给她巴掌。她的鞋子被脱了挂在胸前，她是破鞋、烂货、走狗 、汉奸。
他们要她交代通敌卖国的罪行，要她交出罪证——那把刀，因为他们找不到。
她游了多少街和村？胸前的破鞋不知所踪。她的辫子像笤帚被人使劲在地上拖着走。她浑身的伤疤散发着猪屎般的恶臭。她就是那时候被叫做“日本婆”的，还有“长婆子”。
她被关押在猪圈里。用裤衣带上吊过，她要了碗摔破了，割手自杀，都被发现了。一个哑巴看守着她。呜呜用手比划着，把她看得死死的，却时常偷点吃的给她。又因为他还是个聋子，听不见她的丑事，所以哑巴看她时眼睛跟别人不一样，那里面滋滋地跳动着害羞的火苗。哑巴守着她，整晚都不肯离去。
有一天哑巴端来一碗粥汤，她正梳头，没甩上猪屎饼的她，一头好发像一块抛光的布料垂挂在脖子里，哑巴忍不住上前摸了摸那块浸在晨光里的布料，喉咙里发出喜悦的咕咕声。
哑巴抱住了她。面前的哑巴是个温婉清秀的男人。他有两条似曾相识的浓眉。她微微痉挛着，身体鼓胀她感觉飞了起来要去云端。她娇羞地小姑娘似的倒在他胸脯里。哑巴就去解她的裤衣带。
几十把晃动的电筒照得她睁不开眼睛。他们给当场捉住了。天已经大亮，但人还是很有必要地极为郑重地用了电筒，以示这桩事的严重程度，以便某种真相大白天下——她这个不要脸的，连哑巴都不放过。她当年就是那样勾引日本人的，现在她用日本刀逼着哑巴就范。
哑巴愣了愣，晓得蒙了奇耻大辱的他呀呀叫着捂住眼睛往外跑。没人前去追他，人感兴趣的是她，人逼着她交出她与日本人苟合的那把刀。
哑巴跑啊跑跑到了河边，他还在往前跑，失足滚进了河里。全村人都在看她的笑话，没人晓得哑巴一个人在河里无声地剧烈挣扎。不会游水的哑巴，死了。是畏罪自杀还是不慎失足，没人说得清楚。
这是第二个死在她手里的男人。
就是面前这条河。
河滩两边黑黝黝的植物里，向日葵盘一样，瓜子大小的小虫子正在其间飞出飞进。葵花盘向着河面沉重地拱围下去，垂挂在水里的枝叶正搅出一层层水圈。枝叶在她凝固许久的心里搅动。她感觉到了阵阵寒气。
哑巴像一条死鱼被捞了上来。摆在公家场院上，身体里汩汩淌着水。人问那把刀呢？该用这把刀来祭哑巴。
她几次想突围出去，都没成功。
她对层层的围观者和监视者说，让我去死！我要跳河！
她不吃不喝，不睡，被撕裂般叫着：让我去死吧！
几天后，她的眼珠子已经不动，嘴唇蜕下的像蛇皮一样干裂难看。她已经感觉不到自己的心跳。
她被放走了。
哑巴死后，没人愿意再看守她，这是个问题。突然有了一种新说法：她是丧门星，谁碰上她，不死也得脱皮。所以人哄一声散了，比逃日本人还快。人急着把她撵走，把几只猪赶进猪圈，猪对着她这个异类龇牙咧嘴，并很不客气地用猪鼻拱她。
她干瘦的躯壳在床上躺了好些年。
直到每天为她抹泪和叹气的娘去世了，再无人管她的生死，她倒突然就从床上站了起来，好脚好手地在村里走来荡去。
1980年，村长找她去谈话，说话很文明的，让她说说日本人是怎么迫害她的。村里商量着做份材料，要交到县里省里去审，说不定她和某某一样成为鬼子侵华的活化石，为村里争光。村里就让她当五保户，白给她口粮和每月几块的生活费。
村长和她隔着三张台子远，头发油光光的，有两只苍蝇在上面打开金色柔软的翅膀。苍蝇的脑袋是红色的，抹了一些金粉，是金丝苍蝇。村长背后是一排涂了绿漆的窗盘，窗下就是河。河过去是她家的自留地。从她这边看过去，大片的菜花像数不清的金丝苍蝇一层层交叠着在村长头上起舞。
她扑哧笑出声来。
村长说，何况你还有铁证，那把刀。村长瞄了一眼她的腰。
她不由心头一凛，抓紧了刀，双眼警惕不安地看着村长。
村长捋了捋菜花下涌动起伏的油发，赶走了头上的两只苍蝇说，不要害怕，没人会伤害你。我知道你是因为恨鬼子才把那把刀放在身边的，你是不忘家仇国恨，我说得对不对？
她惶恐地点头又摇头。嘴里唧唧咕咕。她已经说不清楚了，她为什么留着那把刀？她忘记了念过两年的学堂，上街的路，小时候唱过的歌也忘了。但她能肯定的是，她离不开这把刀。这把刀柄开裂已经坑洼和凹凸的刀，但是只有它让她安静，让她心痛和无缘无故地流泪。
她又坐回到她最爱去的河埠头，看着河水慢慢变得空荡荡的。那天，有风，虫声被吹得远远的。浓重的夜幕很早就笼罩住了整个村子。女人们惴惴不安地预感到了什么不祥似的早早关上门吹了灯。
她一个人坐在河边，脚浸在水里，河水发出一股说不清楚的呛人腥味。
一个男人，试图扳倒她，就在河滩上。
他捂住她的嘴巴苦苦哀求，说他很苦恼，五洞桥的算命瞎子对他说了，他要转运就要去睡三个孤寡老女人。他最近倒霉死了，连输了几次，而她是他要找的第三个老女人，村子里除了她再无合适的，要不然他也不会去碰日本人碰过的……否则就前功尽弃了……男人呜咽着。
她见不得人哭。她想说不。但是她早忘记了怎么说话。她想陪着男人哭一场，河水哗啦啦的。她被男人像一个破包袱一样打开来，衣裳扔了一地。数不尽的石子和瓦片滚落过来像尖刀和马蹄枪支硌痛了她。而这个男人没有两道浓眉和黄绒绒的嘴毛，迎面而来的甚至是浓重的大蒜味。她突然想起什么，50年前那场间歇性的失忆。一些东西像浮冰从一个深洞里冒了出来。她猛地大叫一声摸到了她的刀，你是日本鬼子！她闭着的眼睛呛出了眼泪。
这桩事叫整个村为之悚然。
她没有做上五保户。村长送出去的材料因为一些原因原封不动退了回来。
对那把刀的兴趣则再次回到人们口中：
她用那把刀在迷惑男人后，对男人进行一种致命的阉割。人们很后悔当年没有对哑巴验明正身以证实这种说法的权威性。
那天那个在河滩边被割断一半命根的男人，从医院回后卧床了半年。
志芳等十几个壮男合力，终于摘下河边长婆子腰外的刀子——行凶的武器，那把刀由于长婆子的拼命争夺而呼地飞进了河里。消失不见了。
在长婆子死命挣扎的时候，一个男人一时性急，在众目睽睽下给了她一巴掌。鼻血喷溅的长婆子披头散发鬼一样号叫着。没人听得懂她的话，就像没人能理会一只被杀前吠个不停的狗一样。只觉得多余的号哭带给人极度的不适感。
为防再次行凶长婆子被反绑着丢进她河边黑洞洞的棚子。这时，她已是白发苍苍满面风霜。谁也不担心受了惊吓的长婆子会去投河自杀。这种担心真的是多余的，长婆子已是风中残烛。就是死，也死而无憾了。
再说，她死了的话，河边不用坐着一尊黏糊糊的黑影，孩子们傍晚去河边再不会被突然吓一跳了。
1988年时，我们村关于长婆子的最后一点传闻，是说她成仙了，能用双臂在水里撑着走。有人猜想，那是因为她始终在寻那把刀。
之后，长婆子就如那把神秘失踪的刀一样：
彻底淡出了人们的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