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族群，是汉民族八大族群中唯一不以地域命名的，不同于吴、闽、赣、湘、广、潮族群，凭此，突出了其“客”的移民特征。其实，客家也同样具有其地域特征，其中，赣、闽、粤三省交界处，聚集有近3 000万的客家人，被视为客家大本营，而后，向四周扩散或“濡化”，西、东两翼的广西与台湾，则各有500万人或更多。而作“蛙跳”式延伸的湖南、四川等，也大抵各有200万人左右。其间，作为广东的省会城市广州，同样有200万人以上。研究客家族群的分布特征，有多种表述，或片状、或连绵带、或散离子结构。
广州，当是客家人与广府人相交互的重要地域。从粤北、粤东延伸而来，有形成片状特征的，如增城、从化山区，其中，增城区客家人更占全区人口的40%左右。也有连绵带状的，如白云区从帽峰山、白云山，一直沿龙洞一线。更有散离子结构的，在广州的主城区，如洪桥、五仙桥等。有已形成社区的，也有历史上相对独立的。客家人在维护自身的文化边界上的历史痕迹，清晰可见。在粤东，历史上有过“大埔无潮，澄海无客”一说，也就是说，潮、客共同生活的粤东，绝大部分都有两大族群共存，这包括最早的客家县兴宁，也同样有潮人。但是，各自却也有自己的一片“净土”，大埔与澄海。
研究族群分布，不仅仅有人类学上的意义，更有现实的作用。广州，作为广府人的中心地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广州又同样是广东的省会，全省各地的精英，无不要到这样一个舞台上大显身手。因此，客家人与潮人的进入势在必然。过去，则有番禺、顺德“无客”一说，但早些年已有报道，称顺德也有客家村落。而这些年，番禺“客家村”更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这无疑是属于散点式结构范围。那么，这些散点和“飞地”是如何发生、存在与演变的，与周围广府人的关系又如何，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作为“广州客家”的课题组，当以此作为重中之重，深入加以调研，以为当今的文化政策、族群政策乃至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客家文化存在的形式是多元的，其扩张方式也不一样。例如，增城以“片状”结构分布，白云区则形成“带状”结构，而番禺作为广府的中心地，是以“村落”为单位进行延伸的，尽管其被广府文化所包围，但从维护客家文化边界的角度来看，这种形式有独特的研究价值。一、客家飞地的形成
（一）时间：乾隆—光绪—抗日
历史上，番禺大岗镇曾经来过两拨客家人。开村的客家人为第一拨。据《香山县志》及《香山县志续编》记载，清乾隆年间，河源之周、张族等，五华兴宁之陈、朱、廖族等，先后从东江分别携家到大冈尾聚居。“故乡中先辈有云：未有海旁（称大冈）、先有客家（村），未有客家、先有大冈尾。”
由于当时大冈附近多山冈，客家人来此地开山采石，在山坡上聚族而居。后来逐渐发展，往山下迁徙，繁衍生息，形成客家村。
当时村里有“七坊”，分别是聚龙坊、忠聚源坊、镇南坊、镇北坊、宝鸭坊、太平坊、银坑坊。清中叶的时候，村民有的仍然是石匠，或者是农民，或者是商人，生活安定祥和。
当年来到此地开村的客家人只有几户，并非大规模迁徙，后来由于战乱等原因，广州、顺德等地的人来此地避难并逐渐定居在此，村庄规模得以逐渐扩大。客家村的形成历程类似深圳的形成过程。历史上这个村庄真正的客家人并不多，大概只有30来户，占村庄总人口比例较小，加之这部分人与当地人通婚，已经被当地文化同化，大多数客家后裔已不会说客家话。部分村民的长辈曾回到河源等地溯源，但因为当地社会变迁等原因已无法找回其来源。
第二拨客家人是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大岗镇工业的发展来到此地的。当时番禺大岗镇制衣业发展，兴办了大量制衣厂，吸引了许多来自客家地区的务工人员。但后来，随着深圳的开放，这部分人大多迁至深圳发展，并没有在客家村安定下来。
华 南 理 工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
第4期邹雁：广府文化中心地广州的客家飞地
（二）文脉：公义祠、河源馆
村内有河源馆和公义祠两处历史人文景观。“在过去社会，由于地域与氏族关系，封建观念浓厚，族人要使春秋两祭得以聚，老死他乡有所厝，遂各自建馆立祠。”
公义祠，又名五丁祠，由五华籍客家人修建。公义祠在十多年前被拆除，旧址是现在的客家村村委会办公楼所在地。在办公楼旁边的围墙上，有一块保存下来的原公义祠的大石楣，上面刻有“公义祠”三个大字，右边刻有“光绪十五年孟秋”，左边刻有“十三龄何文炳书”的字样。可见，公义祠最晚应建于光绪年间。客家人到大岗定居后，由于地域和宗族的关系，族人希望春秋两祭得以聚，老死有所厝，于是各自建馆立祠，五华籍客家人修建了公义祠。公义祠原名为五丁祠，以廖、陈、李等姓为最大，以宗祠的形式建造，原来的祠门在现在村委会大院的院门附近，祠门两边刻有一副对联，相传为一位八十多岁的陈姓老人所写，上联为“大公忘领域”，下联为“高义薄云天”。
河源馆是由一些河源籍客家人到大岗定居后修建的。河源馆现在位于客家镇北坊，距离村委会约一百米处，是一座较为古色古香的建筑，翻新的痕迹较为明显。整个河源馆的外墙都贴着绿色的瓷砖，瓦也为绿色，屋顶飞檐高翘，大门上挂有一块木匾，上面写有“河源馆”三字。一边写着“清乾隆年间建”，一边写着“一九九二冬重建”。河源馆高两层，总建筑面积约120平方米。一楼摆放着几张麻将桌，供村民娱乐。二楼摆放着一个陈列柜，柜内陈设着早期河源籍客家人谋生时用过的器械，例如铁锤、铁钎、石磨和虾罟石等。可见，早期从河源迁徙到大岗的客家人以打造石磨和捕鱼等工作为生。[1]“馆、祠虽分，而居民仍属相安和睦如旧。”
（三）经济立足：五华传统打石
客家地区，尤其是五华地区，由于“属于山区县，山多，石多，很早以来就有不少五华人靠打石、雕石为生，技艺超群。”[2]客家人，尤其是五华人，他们有打石的传统，这些传统随着他们的迁徙也到达了迁徙地。
当年第一拨客家移民来到此地，都是为了开山采石。由于大冈附近有许多山冈，其石“色泽鲜红，质地坚实、经硺光滑”，成为当地特产，远销至各地州府。
他们于是在附近的山坡上，用石头砌起了屋子，聚族而居，从此便在此地繁衍生息。后来逐渐往山下迁徙，形成了今天的客家村。清中叶的时候，村民或是石匠，或是农民，或是商人，生活较为安定。村民世代采石，师拜鲁班，“村民务农，务工，务商，老幼不分男女无别尽职尽责，克苦勤劳，是故一向虽非富户，然自给自足，小康之家，终岁无饥馑之荒。”二、城市化进程
（一）打石业、商铺，经济方式转换
随着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展开，客家村也卷入了工业化的发展浪潮。“迨至晚晴、香山孙寿眉公（是孙中山先生之胞兄）与英商合办在村之忠聚源坊山麓，建炉铸矿，就在附近之山冈，开凿矿井（即称一号，二号，三号）现万新厂址内采取矿苗。在村内聚龙坊山丘，建有宝华厂（村人称大厂）为采矿办公处，一时颇为兴旺，矿工甚多，尽皆村民，此时又值采石衰落，村民得将石工转为矿工，在民初前后，政局不定，且因所采银苗不纯，产量不高，矿山从此封闭，直至日本侵华（1938年）初，该厂所有熔炉烟突，一切设备尽被拆去无存。”
改革开放后，该村的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土地出租、兴办企业及商铺租赁。2012年该村实现社会总产值116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为8 480万元；农副业总产值483万元；个体商业及其他服务业产值2 671万元。村集体收入510万元，人平均收入10 800元，集体人均年分红1 400多元。客家村因大岗镇城镇发展需要在1992年基本全征地，村集体收入主要是出租的工业用地、厂房、商铺利益，村民的收入主要是务工、经商和出租房屋，只剩几户人仍在耕作一些自留地种蔬菜卖。
客家村在1992年征地后，利用村留用地建设了占地65亩的客家农民住宅区，基本解决了村民居住问题，又建设了占地50亩的工业村，并在镇的主干道上建设了一些厂房和商铺。由于这部分厂房、商铺大部分在90年代初建设，且大多为临建简易房屋，至今已很残旧，且利用率低，因此，该村于2007年在区、镇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通过拍卖方式将村内的20亩非农业用地转为商住用地，并在该地块上建设了一条建筑面积达9 000多平方米的“食街”，专营餐饮服务行业。“食街”建成出租后，每年为集体增加200多万元收入，因而村民每人每年也增加几百元的分红收入。[3]
（二）居住方式
客家村位于原来广州番禺区，今广州南沙区的大岗镇城区中心，由客家、白荷两个自然村组成。
目前村内共有8个生产小组，154亩耕地，约450亩林地（已租给镇政府作十八罗汉山森林公园之用）。2012年，村内常住人口有2 663人，其中农业人口759人；居民人口422人，流动暂住人口1 482人。农业户数314户，居民户数240户，村民中有客家血统的占现今村内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由于大岗镇工业发展较早，因此较早开放，与番禺市桥为早期的暂住镇，因而村内的外来流动人口人数较多。村内本地居民与外地流动人口人数相当。村内居民主要由广府人组成，居民主要交流语言为粤语。外地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交流语言主要为普通话。双方相处较为融洽，只是在卫生、治安等方面有些许摩擦。村内主要采用调解等方式解决双方冲突。
三、问题分析
客家人具有很强的文化自觉意识。
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4]。这里包括了文化觉醒、文化反思、文化发展三个层面的内容。客家人持有非常强的“敬宗崇本”的观念。不论是对于自身语言“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的坚守，还是积极记述自己族群历史的来龙去脉，或是积极修族谱、建祠堂，都能非常强烈地体现客家人对其文化的“自觉意识”。
但是，客家村的客属群体并没有传承祖辈的“文化自觉意识”，具体体现在客家村的“语言危机”“文脉破坏”“民俗流失”“认同感淡化”等方面。
（一）方言保护
客家村客家话的传承已经出现严重的断层。目前，除了村内一位由于嫁至梅州而学会说客家话的妇女能够讲客家话，村民的交流语言都为粤语，村内无人会说客家话，客家话的传承问题也无从谈起。但是，“语言是一个族群文化最重要的系统符号，如果失去了自己的母语，无疑这种文化就失去了鲜活，不再生动，就形同走进历史坑道中的博物馆文化。”[5]此外，客家人向来有“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的古训，体现了客家人对于自身语言的文化自觉意识及其尊宗敬祖的精神内涵。然而，客家村的客家人不讲客家话，不仅反映出客家村的客家语言面临着严重的危机，还反映出客家村的客家文化已经被当地文化高度同化，客属文化在客家村已经失去了应有的活力。
（二）文脉表达
宗祠作为客家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应能完整表现客家人历史发展轨迹的文脉线索，但客家村的宗祠却无法发挥这一作用。村内虽有河源馆和公义祠两处人文景观，但是公义祠已在十多年前由于村内兴建小学的需要而被拆除，现只剩写有“公义祠”的石楣被放置在村委会所在地。河源馆虽得到保留，但已经失去了其最初的建筑意义，现在只是作为村民的休闲娱乐活动场所而存在，不再具备“族人要使春秋两祭得以聚，老死他乡有所厝”的功能价值。除了馆内陈列的零星的先人的打石、捕鱼工具，客家村村史简介，记录助力河源馆重建的村民的芳名录，后人也难以在此获知更多的历史信息。
（三）民俗传承
客家人的民俗风情活动丰富多彩，但是客家村的客属群体的生活习惯、生活理念等早已与当地人无异。除了有保留和传承与其他族群共享的文化符号，如春节、中秋节等民俗节日，在其他方面，如祭祀、嫁娶礼仪、建筑等方面没有过多地保留客家特色，较为彻底地实现了“入乡随俗”的转变。
（四）文化的认同
村内的客属群体已不十分了解客家村与客家人的历史渊源，对于自己客家身份的认同感在逐渐淡化。村内的客家人除了能依稀记得祖上的籍贯来源，大部分人对于家族历史、家族名人等历史细节几乎一无所知，也没有意识去挖掘客家村客家人的历史，只有少数人曾跟随父辈回到故里“寻踪问迹”。但由于故乡也在发展过程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动，这批迁移到客家村的客家人不得不在家族历史中成为“失落”的一代。对外，他们似乎也极少表明自己的客家身份。客家人的同乡会遍布全国各地，但他们看起来并不热衷于举办类似同乡会的活动，也极少积极主动地寻求和外界的客家组织来往，他们内心对于客家文化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在逐渐淡化，加剧了客家村客家元素的流失。
四、解决问题
（一）强化归属意识
唤醒危机意识，重构健康族群心理。当前，村内的少数“嗅觉敏锐”的村民已经开始意识到客家族群文化传承面临的断层问题，但大部分村内的客家人可能还没有注意到客家文化、客家社会在村内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客家文化存在着可能完全被同化的危险。“危机意识不能只存在于精英，而应该唤起每个客家人的‘危机意识’。”[6]过去，他们或许因为一直忙于生计问题的解决、物质生活的改善等种种原因，疏漏了维护传承客家文化的重要性，缺乏文化自觉的意识。但如今，在物质生活条件获得极大改善的条件下，面对如此严重的文化断层问题，村内的每一个客属个体应该要开始认真地审视自己的文化身份，认识自己的文化归属，重构健康的族群心理，培养其对客家文化的认同感与归属感，逐步意识到客家村的客家文化面临着严重的断层危机，认识到自己肩负的重任，投入到族群文化保护和抢救的工作中来。
（二）落实文化建设措施
针对客家村的语言危机、历史渊源的淡忘等问题，村内客属群体要加强文化建设，借鉴全国其他客家聚居区的文化建设经验，为族人提供可以追溯历史的工具与渠道。例如，在语言方面，客家村的客属村民可以参考四川客家人成功的实践经验。
客家话在传承的工作中，可能会出现绝对不卖祖宗言以及放弃全部祖宗言的两个极端，“这说明语言沟通与语言保护具有矛盾性。过分的语言保护势必影响语言沟通，而培养造就大批的双言双语人是解决这矛盾的较好途径”[7]。四川客家人根据求同存异的原则，形成了在外四川话、在内客家话的约定俗成的语言使用规范。此外，他们的启蒙教育也凸显双语教育的教育特色。四川东山地区在清代即采用客家话来编写儿童启蒙教材《广东小儿歌》，对于四川儿童的启蒙教育和母语教育都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客家村的客家语传承虽已出现严重的断层，但不妨通过一些用客家母语编写的幼儿教材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修补语言传承断裂的链条。客家语对于客家人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文化内涵，体现了“客家人对自己语言的文化自觉和祖先崇拜观念”[8]，更是有着“情感、文化传递、族群认同”等重要的文化功能，对于客家村中客属群体的归属意识和认同感的培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需要予以重视。
在文脉建设方面，虽然村内的公义祠已不复存在，河源馆已经失去了祭祖等建筑文化功能，但我们还是可以以二者为线索和素材，对客家村客家元素的历史进行追溯和回顾。目前，村内的村委会等组织已经开始着手有关方面的具体事宜。例如，村干部已经有了关于文化建设的初步打算，政府也对此提供了一些政策与经济上的支持。上级有关部门进行了文化建设专项拨款，村委会将利用部分款项在村内河源馆开展村史展览活动以及在村委会办公地点内设立一块内容为客家人建立公义祠和河源馆经过的石碑。
国家目前在大力进行文化建设，镇政府已经对该村拨款以进行有关活动。笔者调研当天适逢镇党委委员追踪村史文化进度。村书记表示，村委将把专项拨款用于村内的文娱设施建设，并且将会把25%的专项拨款用于客家村村史及客家文化的宣传工作，以加大对客家村的客家历史挖掘及文化建设力度。村书记还表示，今后村委将逐步开拓宣传渠道，弘扬客家文化，传承客家村的历史，让后人能够有更多的途径了解客家村的过去，加深对自身源流的认识，增强对客家文化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三）放眼未来，发挥群体优势，整合资源——生存能力向发展能力转变
客家村这几年的发展情况良好，创造了可观的经济财富，在村建设方面取得了许多荣誉。例如，从2002年起，该村先后取得区文明标兵村、广州市文明村等荣誉称号。可以说，客家村目前已经具有了良好的经济基础，有足够的能力进行精神文明领域的建设。因此，该村若要继续深化发展，可以在历史人文领域挖掘更多的素材，以期在文化建设发面取得更大的突破。客家村应该利用好过去所积累的经济、人才等资源优势，并对其进行进一步整合，打造自己的文化品牌，宣传自己的族群历史，加强与外界客家组织的来往，密切联系，共享文化建设资源，吸收文化建设的宝贵经验。在已有的生存空间的基础上，获取发展能力，拓展发展空间。
（四）积极主动地创造有利于客家文化发展的外在环境
台湾的客家人也曾面临着严重的“隐而不显”的客家文化危机，有学者针对这种现象提出了许多方面的可行措施。“学校教育应推行双语教学，加强客语师资的培训、客语课本及字典编写等工作，推动建立客家语言存续机制。学术机构应加强客家文化的整理、收集，举办客家文化发展研讨会，开展客家族群的田野调查，促进客家知识体系的建构，并结合传媒、民间客家社团以及海内外所有客家组织共同来扩大客家文化的影响。”[9]借鉴于此，村内的学校也可以试行开发客家乡土教育的校本课程，村内有关部门可以联系一些高校科研机构，“挖掘”和整理更多的有关历史资料，完善村史内容，并进行文化产业价值评估等工作。除了依靠外界的发现与重视，村内的客家族群要为客家文化的发展积极主动地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
（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近年来，客家村的经济发展方向也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发展了以饮食服务业、房地产业、商贸服务行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如何对老祖宗留下的文化进行评价、保护、传承与利用，这是政府组织、经济团体与广大民众都在思考的课题。”[10]部分学者提出了“客家文化产业化”的设想。刘焕云博士《论客家文化产业的建构方向》认为，“客家文化产业经济的建构必须加入客家历史与人文资源，结合客家文化图像，呈现更多客家特色，成为具有客家精神的文化产品，从而建构起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化商品、文化特色产业以及文化符码旅游意象。”丘昌泰教授《以“客家小区营造”再创客家文化产业的风华：台湾“一乡一特产（OTOP）”运动的经验分析》，则介绍了台湾客家人受日本和泰国OTOP运动的影响，从产业发展、社福医疗、小区治安、人文教育、环保生态、环境景观六个方面从事小区特色的营造，居民寻找小区文化的共同历史记忆，培养小区居民的良好情感，凝聚以公共利益为基础的小区意识，以创造小区文化特色产业与优质美好的小区生活环境。未来，客家村可以在挖掘自身客家文化的基础上，尝试创造有本村特色的客家文化产业，为全村村民创造经济财富。并且，在“我国社会治理空间从‘单位制’向‘社区制’转型”的社会背景下，为“增强社区居民的文化认同感，调和社区的人际交往生态”的“社区建设”提供“软驱动力”。
结语
在客家学术界，一直有华南师范大学教授王东提出来的“方言群”一说与华南理工大学教授谭元亨的“飞地”一说。前者坚持以方言群取代社会学术语中的“族群”，这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认为其对“方言群”这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以及划分的理论并未加以明确的厘定与系统的梳理。[11]诚然，方言是思想文化的载体，不同的语言则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客家方言亦是如此。但是，在番禺的“客家村”，也包括诸如在香港新界等地，其本来的方言，已渐渐为广府方言所融化甚至是取代，那么，文化的认同、身份的认同是否还与血缘的认同一样定位不移呢？无疑，这里作为客家方言的“方言岛”特征是消失了，但作为客家人的“飞地”则依然存在，而且还会顽强地延续下去。这样说来，“飞地”一说是否更有科学性与生命力呢？在客家学术界，“方言群”与“飞地”两种表述，研究内容确有很多重合之处，但“方言群”侧重语言表述，是以语言为标志，而“飞地”则以地理作为标志。 “飞地”远离上文提及的“片状”“带状”“块状”结构，它的范围小且单独存在，彼此之间在地理上并无有机的联系。
因为客家的文化传统并未割裂，如这个客家村一样，他们的习俗、礼仪乃至价值观是否仍须承传下去，这当然可以讨论，但这不仅仅是理论问题，而更是实践问题，它唤起了人们对多元文化的共识以及对不同文化的爱护与保护。如何让小小的“地球村”始终具有绚丽丰富的文化色彩而不至单色化？番禺的“客家村”存在的意义也就在这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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