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鸿，我没写错，一个与鲁迅曾经关心和培养的，百年前出生于东北的那位本名叫张乃莹的现代女作家萧红同音的女子。只不过，萧红借用了她祖上的姓氏，她没有，并且她很小的时候就叫萧红，后来才忽然想，自己早晚要像鸿雁一样飞过东北的高空，告别仰望的同名前辈。她们甚至在同一条名叫呼兰河的河边诞生，也不过好比是余光中的诗句，一个在那边，一个在这边。
我更愿意把她的《在呼兰河的这边》比作她的记忆之河，她以这条河流为此书命名，想必是记起了她们生命与文学的共同的发源地。地理上的呼兰河发源于黑龙江的中北部，但在她的这本书中，这位少年漂泊者却无意识地改变了它的流向，还是逆向的，散漫而错综的：云贵高原，新疆戈壁，黑龙江中俄边境，北京西四，鄂西北武当山下。其间还有，隐伏或闪烁跳过的洞庭湖之南，多少次出现在舅舅口中，萦回在自己梦里，终于有一日亲眼见到了鄂南的向阳湖。这是蜿蜒长河一路留下的几个深潭，有的阴森，有的凶险，也有的因盛开的马兰花而美丽了一汪原本的死水，还有的在貌似平静的水面倒映着蜂蝶与虫蛇共舞的斑斓。这些深潭不可忽略，潭水间时而九曲回肠，时而旁逸远去的浅流，以及常常被卵石激起的粼波最好也别放过，因为它们随时会牵动一件埋没在某个深潭里的往事，即便终于没有，也只会在看过以后才能知道，于是再跟踪着它的浪花看向前方。
越来越多的写作者承认了所谓文学就是语言，与讲述故事和塑造人物的小说相比，散文可以不要故事和人物的支持，仅靠写景、抒情和表达心理也能与小说平分秋色，足可见散文写作者需要多么非凡的语言魅力。他们用左眼向故事大王冒充的小说家发出挑战，右眼又发现身边有眉飞色舞的朗诵诗人，心想就这么着吧，散文是内秀而矜持的，既不分行，也无须出声。当然，更多聪明的散文写作者则不排斥人和事件的干预，干吗要这么傻，这些材料本来就是写作者共享的资源，无非是散文不必精心营构，反倒要成心将它们碎片化，然后掺入自身的情绪。
在这本书里，这两类散文一开始就参差交叉着，一如河流的清浅与洪浑，迅疾与徐缓，宽阔与一线，直下与迂回。随着时代、地理、人文的变化，作者的语言风貌也随之多异，如写到新疆戈壁语言是苍凉的，写到贵州山村语言是凄苦的，写到北京西四语言是欢乐的，写到异域他国语言是洋气的。这些都容易让人理解，这是一个走出自家小院子依然能在广大世界从容漫步的寫作者，她会用变幻的语言复制出她所眼见的一切。但是，让人略为有些不解的是，当她的语言一旦进入白山黑水的东北平原，那一片中国版图上最寒冷的地域，她的语言反而一下子热烈了起来，人世间最灿烂最鲜艳最妖冶的修辞几乎倾巢而出。分明是皑皑的雪，却感觉是红红的火，呼兰河边，白桦林中，小木屋外，一丛一丛的冰凌花一瞬间粉身碎骨地怒放着，发出的惊心动魄的咔啪声像是春天就要到来一样。
她本是无心地这么写着，这种语言意外产生的效果与季节无关，与景物无关，与她如数家珍的寒风暴雪坚冰棉袍冻得麻木的手脚和紫红的小脸蛋儿一点关系也没有。是因为她那枚被部队文工团员出身的妈妈从小捏得挺直的鼻子一闻到这片故土的气息，潜伏在童年记忆里的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儿时就驻扎在心中的英雄，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赵一曼、高呼口号臂挽着臂投进乌斯浑河的八个女兵，以及无以数计的抗日先烈们，这时候浮雕一般，全都复活在了她的眼前。即便是冬天的北国极地，她的每一个字也会因此而变得热烈和蓬勃，它们自自然然地燃烧着，发出激动人心的光芒和响声，那是点着了她保存在心中的一颗故乡的火种。
尤其还有，在今天的文人们茶余饭后闲说不已的身穿旗袍的民国才女榜上，那位唯一写了日本侵华时期东北人民苦难命运的民国才女，便是和她出生于同一条河边，叫做同一个名字的萧红。那个天才而苦命的女子成了她这一生的仰慕，那个女子留给这个世界的不朽文字也成了她这一生的梦想和追求。她为那个女子而自豪着，她的文字也因之而热烈和蓬勃着，像一串串燃烧的火光。
但是我必须要说，这本书里让人随她一道长久记住的，是她这条记忆河流中的那几汪深潭，陷入潭渊深处不可自救的亲人们。在云贵高原，那个“偏远、蛮荒、名字拗口”，叫做盘县普古区苏座公社岩博村的少数民族居住地，大学在读女生于一个暑假里跋涉三日，寻找到了几个月后就要离开人间的爷爷。这位老人三岁丧父，母亲改嫁，寄养给叔婶，十六岁离家自立，五十年代初被划成地主净身出户，为了活命走进深山开荒种地;地主婆奶奶四十多岁含冤去世;大爹为了一家能多吃两顿饭，一袋大米与人交换两袋包谷面，以破坏国家统购统销罪判刑十一年;大妈被村霸强占;十四岁的堂哥带着三个弟妹继续挣扎，不幸得了羊角风烧死在火盆里;二爹接着也得了羊角风，黑夜里摔死在悬崖下;大姑远嫁他村仍脱不去地主女儿的皮，屡遭批斗，姑父不甘受辱悬梁自尽;大爹的两个儿子砍柴路上又累又饿，躲闪不及，双双被汽车轧死……
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相比逊色，这是一家人的遭遇，一个家族和一个民族的遭遇，被他邻邦的一位女子不动声色地写进这篇寻根的惨文。三天三夜，孤身一人前往远方寻亲的少女，第一眼寻到的是“拄着拐杖急切地移动着碎步”向她走来的瘦弱老人，走进搭在村边的一间茅草房，“阴暗的小屋只有一张床一张饭桌一个炉灶”“早饭吃的是从火膛里扒出来的烤洋芋和烤包谷，中晚饭是包谷面饭就着水煮白菜”;在二爹的儿子家，她看见“全家四口人只盖一床破棉絮”。作者锦心绣口的才华和流光四溢的文字哪里去了？油然而生的自豪哪里去了？灿烂鲜艳妖冶的语言哪里去了？粉身碎骨地怒放着的冰凌花哪里去了？惊心动魄的春天的咔啪声哪里去了？热烈而蓬勃的激动人心的燃烧火光哪里去了？而恰是这些一粒粒像洋芋和包谷一样本色的文字所组成的，一句句像破棉絮一样裸露的大白话才让人潸然泪下，无语凝噎。用一袭香艳的婚纱修饰一位病妇遍体的疮痍，那不是有良知的写作者，那是造假的文学骗子。
钱谷融先生于1957这个诡异的年代，首次在国内提出“文学是人学”，受到批判已是必然，其实这个口号，高尔基早已在苏联提出过了。六十年后懒得有人再提，文学是一个风雅的菜市场，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狗肉羊头，也都能卖。认为是人学的就真正写人，人性人生和人之命运，认为是政治和商业的就假装写人，虚晃一枪直奔权力和金钱。这本书的作者嘴上不说，心中自有主见，她才不跟小说打擂，才不把故事和人物排除在散文之外呢，故事者人人都有故事，人物者有故事才有人物，散文不也是属于人学的文学么？因此当她的记忆之河涓涓潺潺流淌到了下一个深潭，暂停在北京西四一个大大的四合院里的时候，她实在忍不住把她本人的故事，一下子全都抖了出来，这可是精彩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