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从皇家藏书、学校藏书、寺院藏书、道观藏书、私家藏书等五个方面考察了金代藏书状况及其意义，金代藏书活动广泛而又持久，既与当时雕版印刷的繁荣相关，又与当时文化教育的发达相适应。这表明了女真入主中原后对文献典籍的重视，反映出一代藏书风尚形成的内在原因，加速了当时社会的封建化进程。
关键词：金代；藏书；风尚
作者简介：薛瑞兆（1947-），男，黑龙江哈尔滨人，文学博士，黑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从事戏曲史与金代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金代艺文叙录”成果之一，、项目编号：06BZW037
中图分类号：K24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06)06-0123-06收稿日期：2006-03-20
金世宗尝论及古今兴废，有云：“经籍之兴，其来久矣，垂教后世，无不尽善”［1］（卷7），这表明女真入主中原后对文献典籍的重视，反映出一代藏书风尚形成的内在原因，加速了当时社会的封建化进程。金代各民族广泛而持久的藏书活动，为一代文化的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
一、金代藏书的形式
1．皇家藏书。自西周的“守藏室之史”，西汉的“内书”与“外书”，至东汉的“秘书监”，官设经籍典藏制度逐渐形成。入唐后，除秘书省统管外，还有弘文馆、崇贤馆、司经局、史馆、翰林院、集贤院等机构藏书。北宋时，“三馆”（昭文馆、集贤院、史馆）与秘阁为国家藏书重地，国子监、学士院、司天监等亦各有所藏，宫廷大内的龙图阁、太清楼、玉宸殿等，所藏经籍书画更为精致。
女真灭辽克宋，将两国的文物典籍搬至上京会宁，建成北方最大的藏书之处“稽古殿”。迁都燕京后，又设“蓬莱院”、“贲文馆”等。先是，女真人利用北宋“书库官吏”管理，后归秘书监统筹藏书。其中，监、少监、丞各一员，秘书郎二员，通掌经籍图书。校书郎一员，“专掌校勘在监文籍”［1］（卷56，《百官志》），及“楷书”若干，抄写文献典籍。自金初至贞，授以秘书监官职者，多为皇戚贵族或饱学之士。宣宗迁汴后，“图籍、重器，百年积累，一朝弃之”［1］（卷109，《许古传》）。从此秘书监失去了昔日辉煌。
东宫为储君处所，设太子司经，或称太子校书郎，“掌经史图籍笔砚等事”［1］（卷57，《百官志》）。名士刘敏行、刘迎、梁襄、徐孝美、路伯达、王彪等，皆尝任此职。后宫嫔妃亦学文化，以博学老儒任宫教。同时，还设女官，“司籍二人、典籍二人、掌籍二人、女史十人，掌经籍教学纸笔几案之事”［1］（卷57，《百官志》）。
从上京到中都，经过女真近百年经营，一代文献灿然可观。明昌五年，“诏购求《崇文总目》内所阙书籍”［1］（卷10，《章宗纪》）。泰和元年，“敕有司，购遗书宜尚其价，以广搜访。藏书之家有珍惜不愿送官者，官为誊写，毕复还之，仍量给其值之半”［1］（卷11，《章宗纪》）。追求之执著，购求之殷切，规定之合理，反映出女真人已融入中原文明之中。
然而，不久大金帝国的命运急转直下，文献积累也走到尽头。贞二年五月，在蒙古铁骑的打击下，宣宗完颜繤仓惶逃离燕京。“会三省及禁中存留文书，并秘书监、蓬莱院、贲文馆书籍，计用三万车；犀玉、玛瑙等器，计用骆驼三千头” ［2］（卷24，《宣宗皇帝》）。而那些运至汴京的图书、宝器，不过“千之一耳”［3］。
女真从崛起至衰亡的历史，再次证明了这样的道理：为少数人服务的皇家及官藏经籍，多随政权之隆替而兴废，“甚或深幽琼阁，徒饱蠹鱼，日蚀月消，终归湮灭”［4］。因此，学校、寺庙、道观等公藏典籍，以其允许士庶阅览，构成当时社会的藏书网络，起到传播文化与交流信息的重要作用。
2．学校藏书。国子监辖国子学与太学，教生员，考艺业，亦藏书校书。皇统四年，杨用道仕为“汴京国子博士”，以辽“乾统间所刊《肘后方》善本”，校订附广，“下监俾更加雠次，且为之序而刊行之”［5］（卷36，《附广肘后方序》）。
地方设官学亦称儒学、庙学。天会时，自发建立。大定间，渐趋繁盛。明昌改元，诏州郡以上官为修建，“诸县听从士庶自愿建立。由是庙学在处兴起”［5］（卷27，《郏县文庙创建讲堂记》）。此外，还有女真学。大定十三年，女真府学二十二处，遍及中都、上京、胡里改、合懒、蒲与、婆速、咸平、泰州、临潢等地，以女真新进士教授。
这些官学各有藏书。如太原府学“讲学谈经，既有堂与斋矣；储粟藏书，既有库矣；饮食有庖，祭祀有器。秀茂之士，其至如归”［5］（卷76，《太原府学文庙碑》）。曲阜庙学，尤为讲究，“庙有层阁，以备庋书”［5］（卷70，《曲阜重修至圣文宣王庙碑》）。
京兆府学名著当时。自正隆迄正大，土木兴修不断。“殿宇飞，石经堵立。斋厨廊芜，焕然一新。济济乎，洋洋乎，聚秀异而诲焉。《易》以经之，《礼》以纬之，《诗》、《书》以成之，《春秋》以断之。标准《语》、《孟》，鼓吹《韩》、《柳》，博采于历代史氏，日渐月滋，作为文章，华国藩身，厥迹茂矣”［5］（卷82，《重修府学教养碑》）。学官教授以训导之职为荣，及第进士亦以长安为多。
至于县乡之学，藏书情况千差万别。肥乡县庙学，“讲经有堂，肄业有斋，贮书有库，修膳有厨，壮伟闳敞，焕然一新”［5］（卷79，《肥乡县创建文宣王庙碑》）。而夏邑县儒学窘困，就读士人不过“释耒耜而挟书册”［5］（卷75，《夏邑县重修儒学碑》）。
此外，还有私塾乡校。如浑源翠屏书院，为金初词赋状元刘扌为讲学处［6］（卷55，《古迹考》）。临?遗安先生王石闻，倡导先行后文，孟宗献、张璧、赵氵风等从之学。“及数公相继魁天下，直玉堂，然后先生之道益尊，名益重”［7］（卷11，《遗安先生言行碣》）。
遗山先生尝追述金之盛时的文化教育，有云：“乡校家塾，弦诵之音相闻。上党、高平之间，士或带经而锄，有不待风厉而乐为之者”［3］（卷32，《寿阳县学记》）。以“弦诵之声相闻”概括文教繁荣，不乏记载，而“士或带经而锄”，却是独特而生动的现象。金孔天监《藏书记》云：
（洪洞）邑居之繁庶，土野之沃衍，雄冠他邑。其俗好学尚义，勇于为善。每三岁大比，秀造辈出，取数居多。故程能西府，则老郑为之魁；较艺上都，则二郭取其乙。祖庆以妙龄驰誉，居善以老成擢试。济济蔼蔼，前后相望。吾见其进，未见其止也。虽家置书楼，人畜文库，尚虑夫草莱贫乏之士，有志而无书，或未免借观手录之勤，不足于采览，无以尽发后生之才分。吾友承庆先辈，奋为倡首，以赎书是任。邑中之豪从而和之，欢喜施舍，各出金钱。于是得为经之书有若干，史之书有若干，诸子之书有若干，以至类书字学，凡系于文运者，粲然毕修。噫！是举也，不但便于己，盖以便于众；不特用于今，亦将传于后也，顾不伟哉。［5］（卷28）
3．佛寺藏书。自东汉，寺院藏书略具雏形，译写经卷渐成传统。隋唐时，佛教经历本土化改造，形成多种宗派，公私写经数量剧增。这与佛教宣扬的功德观念密不可分。如《法华经》“法师功德品”的说教令人心动。善男善女若受持是经，若读、若诵、若解说、若书写，则获功德。而那些“功德”与过去、未来及其之间是有因果报应关系的。这种观念与心理引发了从帝王到士庶对佛教经典的崇拜，成为寺院写经、藏经的内在动力。北宋寺院藏书向雕版大藏发展，辽朝刊印规模也极为浩大。在一定意义上说，一部中国佛教史是历朝僧俗虔心修造经藏的过程。
金代也如此。从东北、燕云到中原，佛宇伽蓝或重修或新建，如雨后春笋，纷纷拔地而起，多置经楼书阁。大同华严寺原藏经一部，通制五百七十九帙，易代之际，错杂不完，损失过半。兴严寺临垣传戒慈慧大师受众僧之荐，岁历三周，迄大定二年刊就《薄伽藏教》。“其卷轴式样，新旧不殊；字号诠题，先后如一。” ［8］（卷20）陕西扶风法门寺以所藏经书及“诸贤圣集记”为基础，搜索得万余卷。皇统元年修造时，适宋金争战，兵火之余，仅剩二千卷。大定二十四年，释义高建“藏经会”，组织弟子与信徒重新修造，“敬法之贤”纷纷赞助。承安五年，完成结藏功德，树碑志之［9］。
一些名刹以富有藏书常引来士人就读。顺天抱阳岩显济寺，赵摅“尝读书于此”［10］（卷3，《抱阳二龙》），后擢词赋状元。隆虑黄华山之慈明、觉仁二寺，相去不半里。大定中，王庭筠遭贬来此，悉力经史，“旁及释老家，尤所精诣”［3］（卷16，《王黄华墓碑》）。永平西山寺，李有之、高唐卿、赵廷玉借读寺中，“后三人皆登上第”［10］（卷3，《三秀轩》）。
寺院藏书也使一批僧人脱颖而出。释觉悟，探道者见奥，经律论说，人莫能济其畔岸，皇统二年赐紫及崇辩大师号［11］（卷58，《崇辩大师塔铭并序》）。大定中，释政言“举扬宗旨，脱落窠臼，如鹘起长空，骏腾平野，奔逸绝尘，难为观附”［12］（卷16，《释政言传》）。
寺院亦重医药典籍。金初时，辩才大师开堂仰山，得医者度为僧，俾主药局，“病者亦安之”［5］（卷113，《辩才大师诚公戒师塔铭》）。兴定末，东林隆住少林，“取世所必用疗疾之功博者百余方以为药，使病者自择焉。僧德、僧浃靖深而周密，又廉于财，众请主之”［3］（卷35，《少林药局记》），遂将世俗医药人才及典籍引入寺院。
4．道观藏书。道教形成后，著述与典藏日渐丰富。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遐览篇》著录一千二百余卷，南朝宋陆修静总括三洞，编《三洞经书目录》，创立“三洞”（洞真部、洞玄部、洞神部）、“四辅”（太玄部、太平部、太清部、正一部）分类法，以利于庋存、检索。唐开元间，诏令搜访，得道教典籍三千七百四十四卷，传写流布，名曰《开元道藏》。入宋后，屡经颁诏修纂，辑成五千四百八十一卷，校订雕版，赐名《政和万寿道藏》。
金代道观藏经亦重在宣扬神之启示。因此，有无藏经与藏经多寡，成为道观地位的象征。大定中，老子故乡亳县重修太清宫之“太极殿，并转轮大藏，仍印经以实之”［5］（卷76，《续修太清宫碑》）。其时，沁源卜师中度为太清观道士，“念初学者山居僻陋，未尝见书，而于奥义无从悟入，今欲置六经、诸子、道家之书，以遗后之人，使藏而读之，庶几有所发明，而为入道之渐”［5］（卷24，《太清观记》），施地购书。中都天长观，尊雄深靖，为天下最。大定中，奉诏收贮《道藏》经板，藏所名“飞玄阁”。章宗即位后，谕旨度支，拓展宫观，“列库四区，为楹三十有五，以架计者百有四十”［13］。此外，玉虚观、太极宫等也都藏书宏富。
明昌中，《大金玄都宝藏》刊印后，保定、真定、太原、平阳、河中，及王祖师庵头、关西等处，均有收藏。山东栖霞太虚宫，章宗元妃施以一部。县令李惠《咏栖霞》云：“一点无尘迹，千函有藏书。”［14］（卷8，《艺文志》）长春丘处机所居长春宫，“方丈西有堂曰萃玄，侧有小楼，积书万卷”［15］（卷5，《元王磐》）。当时，全真诸师多与达官显宦、文学名流交往，论古谈今，诗词唱和，咸具造诣，说明宫观所藏不唯六经、诸子、道家之书。一些黄冠亦尚医，“假医术筑所谓积善之基，富贵者无所取，贫窭者反多所给”［15］（卷5，《真静崔先生传》）。蒙古铁骑踏破中原后，无数民众惨遭蹂躏，而全真家扶伤救死，“亲馈粥药，恻然有骨肉之爱”［16］，赢得了社会的广泛信赖。
5．私家藏书。私藏与官藏几乎相伴而生，史书不乏记载。入金后，从权贵到士庶，藏书蔚然成风，与官藏、公藏等汇成一代藏书文化。
一是女真士人崇尚中原文献。宗翰定汴后，女真才子完颜勖奉命劳军。宗翰等问所欲，曰：“唯好书耳”［1］（卷66，《完颜勖传》），载数车而还。宗宪从伐宋，汴京破，众人趋府库取财物，宪独收图书以归［1］（卷70，《完颜宗宪传》）。密国公完颜馠，世宗之孙，号樗轩居士，藏书甚富。贞南迁，“诸王公贵主至有脱身而去者，公家书法、名画连箱累箧，宝惜固护，与身存亡，故他货一钱不得著身”［3］（卷36，《如庵诗文叙》）。金亡之际，仍是“一室萧然，琴书满案，诸子环侍无俗谈，可谓贤公子矣”［17］（卷1）。
二是中原士人以藏书为荣。如范季瞮，仲淹四世孙，家许昌，聚书万余卷。蔡松年识而友之［18］（卷1，《水调歌头之五》）。吴永，石州人，举进士。“广蓄经籍，建万卷堂以藏之”［19］（P65）。刘祖谦，安邑人，承安五年进士。“家多藏书，金石遗文略备”［20］(卷5)。宗道，山阴人，以足疾不仕。有诗云：“家藏千卷富，身得一生闲。茅屋经年补，柴门尽日关”［20］（卷9，《宗道》）。雷渊，浑源人，崇庆二年进士，仕为翰林修撰，博学有雄气。“好收古人书画、碑刻藏于家，甚富”［17］（卷1）。许国，怀州人，少擢第，有能名，仕为南京丰衍库使。“敝衣粝食，环堵萧然”，而“倾家赀市书”［17］（卷5）。安全广，太原离石人。“以赀雄乡闾，买书万余卷”［21］（卷22，《默庵先生安君行状》）。
三是士人各以所好为书斋命名。高士谈榜其书室曰野斋，赋诗曰：“一室亦何有，狼藉书与琴”［20］（卷1，《高内翰士谈》）。王寂以“拙轩”命名：“拙轩少也绝交朋，闭门坐断藜床绳。据梧手卷挑青灯，目力自足夸秋鹰。一行作吏负且乘，简书夜下催晨兴”［22］（卷1，《拙轩》）。田秀实号雪岩老人，“构书斋榜曰小眠”［18］（卷1，《念奴娇之六注》）。史肃则称“复斋”：“居士年来一复斋，驯庭鸟雀绝惊猜。雨添窗下砚池满，风揭床头书卷开。身似卧轮无伎俩，心如明镜不尘埃。纷纷宠辱人间世，付与浮云任去来”［20］（卷5，《史御史肃》）。高思诚读书之所，择乐天绝句列壁间，曰“咏白堂”［23］（卷43，《高思诚咏白堂记》）。
四是士人往来多相互借书。大定中，孟宗献以重阳王吉吉所阅《乐章集》仅一帙，因将所藏全集送至。他日，“付其旧本，友之检阅，其空行间，逐篇和讫”［24］（卷1，《王吉吉传》）。丘处机向虢县张五秀才借书，云：“嘲吟不用多披览，续借闲书混杳冥”［25］（卷1，《虢县张五秀才处借书》）。张庭玉隐居盘溪，为“借书”，匆忙中竟“赤脚”进城［20］（卷9，《张庭玉》）。刘昂霄博闻强记，“尝借《庄周》十日还，成诵未尝遗一字”［26］（卷8，《读乡先生刘景玄碑》）。当时或因借书不还问题普遍，遂以“有书借人、借书还人为二痴”［27］（卷5）。
五是士人无论贫富，以抄书为乐。张莘卿，日照人，天德三年进士，官至镇西节度副使。“老犹笃学，手不释卷，儿时所诵，终身不忘。家多藏书，部帙完洁，蝇头细字，往往手自抄写。观者已倦，而公终日伏纸挥翰而已。或谓之曰：‘人生当行乐，何至自苦如此？’笑而答曰：‘人各有所好，吾好在是，它乐不能易也。’”［5］（卷86，《朝散大夫镇西军节度副使张公神道碑》）王启，大兴人，正隆二年进士，官至绛阳军节度使。“南渡后，隐居崧山，时年已六十余，经传子史皆手自抄之，如健举子结夏课然。”［20］（卷8，《王吏部启》）
六是文人对书的雅好无所不在。如行旅以书相随。兰泉张建《送王主簿还乡》云：“笑君习气只书生，薄有归装亦自清。瘦仆担诗双笼重，羸牛引轭一车轻。”［20］（卷7，《兰泉先生张建》）值得注意的是，藏书用具也有创新。金末名士杨奂《臂僮记》云：
经史插架，運運如蚕，二三僮子，备朝夕检阅，奈何索甲而得乙，语东而应西，能尽如己意耶？夫器利则事善，固也。独无知者乎？方皇皇间，会黄冠宋鲁班志明为予并刃圆转书厨，以便观览。其级也三，像三才也；其隙也六，像六虚也。顶末有枢纽，常居其所而不移，像极星也。拟诸体用之妙，则与天行健无异也。是以正襟危坐，聚所用书，圜而帙之，终日左探右取，循环而无端，既息呼叫之烦，又绝奔走之冗，或疾或徐，或作或止，不过一引臂而已。因命之曰“臂僮”，所谓用力少而见功多也。今而后吾书其完乎！［28］（卷上）
这种新颖、灵巧、实用的“旋转书厨”，当从释氏“转轮藏经”而来。以“臂僮”为喻，称颂了黄冠宋志明创造的功效，是一篇饶有趣味的书厨革新记。
七是丧乱之际，一些士人仍竭力保护书籍。《遗山先生文集》云：“贞丙子之兵，藏书壁间得存。兵退，予将奉先夫人南渡河，举而付之太原亲旧家。自余杂书及先人手写《春秋》、三史、《庄子》、《文选》之等尚千余册，并画百轴，载二鹿车自随。”［3］（卷39，《故物谱序》）后来，他所珍爱的那些故物再遭兵火，化作灰烬。不难想象，这位为保存与发扬金源文献而奔走呼号的老人是何等悲愤。“女几三潭忆避兵，遗簪败履不胜情。金源文献空山在，野史亭前夜哭声。”［29］（卷2，《元好问裕之》）
二、金代藏书的意义
一是各种形式的藏书促进了文化教育的发展。广泛的藏书好尚为文化教育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金代文化教育的突出特点，一是系统翻译汉语典籍。大定初设译经所，把《论语》、《孟子》、《孝经》及《史记》等汉语经典文献译成女真文字。实际情况是，金世宗鉴于熙宗与海陵王相继被臣下所弑，急需把儒家的忠孝观念作为调整君臣、宗族和家庭关系的准则，以此驯服本民族的“野性”，从意识形态方面巩固政权。尝言：“朕所以令译五经者，正欲女真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1］（卷125，《艺文传》）这些译著为越来越多的女真人收藏阅读，使儒家学说成为当时社会各民族共同的文化思想。
二是在女真人中推行科举。天会元年，选诸路女真儿童习女真字。世宗执政后，择猛安谋克子弟入学，诸路至三千人。这样，经过几代女真君主的倡导，建立起汉与女真两个文化教育系统。汉学之外，京师与地方各有女真学，遍及中原、燕云、东北、西北。大定十三年，设女真策论进士科，令猛安谋克子弟赴试，得徒单镒等二十七人，开创了北方民族参与科举选士的新纪元。
有金一代，无论女真、汉、契丹及其他民族，都注重文化教育。自金初，女真贵族即选择辽、宋士人教授子弟读书。徽州朱弁以奉使见留，“金国名王贵人多遣子弟就学”［30］（卷373，《朱弁传》）。鄱阳洪皓亦如此，陈王完颜希尹“使教其八子”［30］（卷373，《洪皓传》）。后来，一些名进士多委以“太子谕德”、“太子詹事”或“王府文学”，以加强对皇位继承人的培养教育。因此，以中原文化为内涵的书籍成为女真人融入华夏文明的重要途径。
至于民间，则把读书作为育人成才的条件、选举入仕的途径、振兴家族的希望。路伯达幼时，“赋学家有类书名《节事》者，新出价数十金。大家儿有得之者，辄私藏之。母为伯达买此书，撙衣节食，累年而后致。戒伯达言：此书当置学舍中，必使同业者皆得观。少有靳固，吾即焚之矣”［20］（卷8，《路冀州仲显》）。后进士及第，成为一代名臣。
顺圣魏德元谓诸子曰：“我家赀可约五万余贯。浑有几，不若供汝辈读书。泰则登第，不登第，犹足以学自守。”［31］（卷5，《先君墓碣铭》）遂以重金馆请名师，购置书籍，子弟多有达者。
由此可见，读书与藏书相辅相成，普遍而明确的读书动机也激发了当时社会的藏书热情。
三是各种形式的藏书促进了雕版印刷的发展。五代以降，文化信息交流已摆脱手工抄写方式，雕版印刷发展迅速。入金后，女真治理国家的重心在北方，对板刻印刷格局与文化传播走向都发生了重要影响，所刊书籍既在北方流行，也为南方欢迎，称之“北本”、“北方刊本”，多宝而重之。
金初以会宁为上京，通过战争获取了亟需的刻板印刷人才与设施，尝刊印《女真字书》，颁行所辖各地。熙宗时，立孔庙、尊儒学，建寺院、崇佛教，全面引入中原文化，涌现出一批官制、律条、地志等典籍。海陵迁都后，燕京成为政治、商业、文化中心，板刻印刷更加发达。特别是女真著述屡见雕板。如完颜鮖，女真才子，佐太祖太宗灭辽克宋，著述甚多，世宗诏镂板行之。贞南迁，南京开封成为都城，雕板印刷与书籍交易活跃。
京师之外，还有平水板刻，当时官设机构称“有书籍”［1］（卷26,《地理志》），以强化对民间书贾坊刻的管理。刻书家晦明轩张存惠为元好问所知，尝雕《重修证类本草》等；宁晋刻板，亦称?川刻板，其中荆氏所印书籍名著河朔，如《崇庆新雕改并五音集韵》等。这些金人版刻流传至今。
当时，对书籍的广泛需求引发了板刻印刷的繁荣，板刻印刷的繁荣也为各种藏书奠定了物质基础。特别是平水书坊，刻书之盛不亚于南宋建安。“三辅黄图五色描，别风松脂望?山尧。尹家铺子中和宅，并峙南朝与北朝。”［29］（卷7，《尹家书籍铺》）
四是各种形式的藏书还促进了目录学的发展。如佛藏卷帙浩瀚，必有目录，当时瘗入地下的石刻藏经即如此。金李鼎《玄都至道披云真人宋天师祠堂碑铭并引》云：“藏经碑文云：真人参校政和、明昌目录之始，至工墨装?之毕手，其于规度旋斡，靡不编录，读之一过，见其间补完亡缺，搜罗遗逸，直至七千卷焉”［32］（P547）。所谓政和、明昌目录，指《政和万寿道藏》与《明昌玄都宝藏》两部道藏目录，全真家据以参校，先行编目。
私家藏书也讲究分类。漆水郡夫人耶律氏“藏书万卷，部居分别，各有伦次” ［33］（P182）。后来，还出现了私家书志，如王天铎，晚号思渊子，汲县人。正大元年律科魁，官至户部主事。金亡后，隐于乡，尝编藏书目录，子王恽为之序云：
先君思渊子北渡后，亦不治生产，怡然以闭户读书为业，闻一异书，唯恐弗及，其弱冠时，先君气志精强，目览手笔，日且万字，不十年得书数千卷。或者曰：“藏书如是，尚尔为？”先子曰：“吾老矣，为子孙计耳。有能受而行之，吾世其庶矣乎！世人知荣保其爵禄，不知一跌足赤吾之族；知富宝其金玉，不知一慢藏已为盗所目也，何若保书之为宝乎！若子若孙由是而之焉，为卿相，为牧守，为善人，为君子，上以致君泽民，下以立身行道，道其在于是矣。”由是而观，先君立世之志，贻厥之谋，何其远且大哉！呜呼，先君去世将近二纪，不肖某今年四十有一，遗言在耳，遗书在椟，感念平昔，不觉泣下。因复慨叹仕不为进，退足自乐，盖所恃者此尔。然置之而不力其读，读之而不践其道，与无书等矣。《传》曰：“遗子黄金满鬭，不如教之一经。”此诚先君之志也，可不懋敬之哉。［34］（卷41，《王氏藏书目录序》）
需要强调的是，与南宋相比，女真人的思想禁忌不多，对图书文籍几无限制。或谓金初以宇文虚中所藏图书为反具，滥杀无辜士人，以此证明这个北方民族政权对文化的摧残。实际上，那些图书可能由南宋传入，充斥诬侮漫骂女真的内容。这是任何封建王朝都不能容忍的。但是，问题的实质不在于书，或者说，这桩冤案虽令女真人蒙羞，却不能证明金国实施过文字狱之类的法令，那不过是女真统治集团内部政治斗争及宇文氏孤傲性格的牺牲品罢了。
《金史》云：“旧禁民不得收制书，恐滋告讦之弊。章宗大定二十九年，言事者乞许民藏之，平章张汝霖曰：‘昔子产铸刑书，叔向讥之者，盖不欲预使民测其轻重也。今著不刊之典，使民晓然知之，犹江河之易避而难犯，足以辅治，不禁为便。’以众议多不欲，诏姑令仍旧禁之。”［1］（卷45，《刑志》）最后一句“诏姑令仍旧禁之”，《金史》卷八三《张汝霖传》作“诏从之”，指意完全相反。所谓制书，指律令制条，不欲使民知之，以维护统治者驭民的权威。其实，那句话不论作“从之”或“禁之”，女真统治者都无法摆脱封建历史的局限。
综上所述，金代各民族广泛而持久的藏书活动，与当时雕版印刷的繁荣与文化教育的发达相适应，为有金一代文化的形成创造了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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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娟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