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鄂华是1962年秋天，参加省作协《长春》杂志召开的鄂华小说《邻居》第一次讨论会。当时我是吉林大学中文系二年级学生。作协与文联其他部门挤在西长春大街一座小楼里。会议好像是在音协办公室开的。记得鄂华穿着笔挺的蓝哔叽中山装，会前在一架钢琴前为大家演奏了小说中写到的一支“练习曲”。1974年我调到鄂华也在的省文艺创编室。1978年4月在《吉林文艺》上发表《重读鄂华国际题材小说琐记》（与赵葆华联名）。1981年3月，应上海《书林》之约写鄂华专访《追求独特风格的作家》。1984年2月，为《绿野》写鄂华散文《天池幻想曲》评论《幻想有七种颜色》。2001年10月，我和《作家》主编宗仁发先生赴北京，参加《文艺报》召开的鄂华作品研讨会。
我是鄂华小说的读者、崇拜者，文学上的后辈，是他的同事或可忝列为文友。
鄂华的去世，是吉林文学一个时代的终结。这样说，因为他是1950年代以来吉林最有代表性的作家，同时还意味着他所创造的那种独特文学风格的消逝。鄂华达到了以反抗专制，追求文明，充满人道情怀为特点的浪漫主义小说的新高度，他无愧为吉林文学的骄傲。
这里，我愿把有关他的科学史小说及《爱因斯坦》的阅读笔记奉献给他，以祭奠他那高贵的灵魂。
一
鄂华是中国文学界一位奇才。自1956年发表第一篇小说《自由神的眼泪》，鄂华以国际题材小说著称于世。短篇小说是他“比较喜欢也是写得较多的形式”，此外在儿童文学、长篇历史小说、电影剧作、纪实文学、散文和诗歌等领域广有建树，奠定了他1950年代至今在吉林文坛的重要地位。
国际题材小说属于鄂华创作中最有特色的部分，以人类科学史上思想解放先驱者为主人公的十几篇尤其影响深远。几十年来，鄂华“始终没有为了去趋附时尚，追赶潮流而忘记了对于艺术，对于社会的责任感，忘记了对于理想和信念，对于美和真实的追求”。由于国际题材创作的敏感性，以及艺术上的自我苛求，他这方面的写作一度颇为艰难。《天文学家的梦魇》（1957）、《幽灵岛》（1959）、《虹》（1962），当年皆遭非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鄂华一发而不可收，两三年内把长期孕育的一组《阿尔切特里林中小屋》等九篇小说连续发表，“从自己熟悉的一个特殊角度，来参加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那次讨论”。而2001年出版的传记《爱因斯坦》（长春出版社），则可视为鄂华多年科学文艺写作一次自然而丰饶的沉淀。
科学史小说的书写，对于创作主体的文化素质有更专门的要求。不积累相当程度的自然科学知识，不熟稔西方的历史与文化，根本谈不到此类题材的写作。195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的鄂华，科学与西方文化学养深湛，具备汲取自然科学信息与海外社情的独特条件。他的作品，称得上是当代文学追求精神自由，更新小说叙事主体的文化身份，开辟经典科学与艺术文学联姻的最早的成功尝试。
二
鄂华的科学史小说不是科普作品，要旨不在于传播科学常识。这些小说，思想锋芒来自科学事实的磨砺，反思历史，直逼时弊，迸发着鄙弃愚昧与专制的智慧之光和理性强度；情节往往牵涉人的自由与命运，因而又充溢着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
《天文学家的梦魇》从老天文学家科勒发现新的小行星写起，引出火星与木星之间消失过一颗巨星的推测。不问世事的老科勒拒绝在世界和平大会的斯德哥尔摩禁止原子武器宣言上签字。然而一个可怕的梦魔——那颗叫“爱神之船”的小行星用“追上光线”的办法让他看到：它所在星球的生物就是因为“酷爱杀戮”，频繁爆炸核武器造成“连锁中子反应”，导致该星球毁灭——改变了他的态度，他同意约里奥·居里的请求：“为了生命，我签字！”
《虹》记述的是13世纪英国科学家罗吉尔·培根以实验科学挑战教会迷信的事迹。培根提出光线反射、折射新说解释虹的成因，结果被焚书并投入牢狱迫害至死。作品深刻地揭示了历史不断重演的文明与愚昧的激烈冲突，从而触及人类社会进步、思想解放的基本主题。
两篇小说，不但描写的科学现象和命题充满了创造性猜想，有些如外星生命、时光隧道、核爆危害等依然是现代科学的前沿问题，而且，作品关于“到达真理的途径”的见解，关于人类命运的思索，襟怀博大，精彩超前，极具警策性。“要证明！要实验！不要盲从！”“在上帝的圣殿里怀疑天使都有他的座位，为什么在人间他竟被放逐？”培根的话，掷地可作金石响。而那个“小行星”所表达的对核战的忧虑对人类前途的信念，也非同凡响：“我在最近愈来愈不安地发现到了：在你们地球上，也出现了那种不祥的核子爆炸的闪光。我是那样害怕你们也将走我的星球所走过的老路。”“然而你们却是整个宇宙的骄傲。……只要生命存在，它的本身就保证了思想一定要战胜愚昧。它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比产生它的宇宙更要伟大。”20世纪中叶，就能够发出如此振聋发聩的呼声，这表现了鄂华作为艺术家、科学史学者的勇气，也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胸怀。
三
这组作品情节结构的特色，在于困厄情境的营造。鄂华说，“我崇敬那些将真理的火种传播到人间的大勇者。”他深深理解“大勇者”科学探索、精神奋斗环境之险恶，代价之巨大。“盗火者”们正是在逆境的抗争中闪射出性格的光彩。
中世纪黑暗教会的专制与迫害，是鄂华笔下一些人物共同的遭遇。《阿尔切特里林中小屋》写英国诗人密尔顿到意大利对科学家伽利略的一次寻访。关于这次访问，据说伽利略生平材料无记载，密尔顿传记只提及他青年时期到过意大利。作家把他们可能的相见安排在佛罗伦萨近郊一座偏僻的小山里。先是青年密尔顿与老迈、失明的伽利略问答，老人得知人们没有忘记比萨斜塔的实验和天体运动说，喜悦难掩他内心的孤寂与痛苦；接着密又在夜间聆听伽与青年看守的对谈，面对乌云密布的“假想星空”，老伽灵感飞扬，对自己的学说坚信不移。阿尔切特里林中小屋，是教会囚禁伽利略并扑灭他生命火焰的地方，而他的思想却不可能被囚禁。密尔顿晚年失明，就是在伽利略精神的鼓舞下口授出人文主义史诗《失乐园》。同样以伽利略为主人公的《亚诺河之舟》，情节集中在一条船上展开。沉沉暗夜，托钵僧的盘剥，黑衣修士的搜查，躲在船舱深处不见嘴脸的苦行僧，使小船笼罩一片阴沉、肃杀的氛围。可伽利略的智慧和信念征服了除告密者苦行僧外全船的同行者，他与思想新锐的女青年的热情对话，为他的学说勾画出一幅灿烂的图景，确有一股激励人们“摧毁一切专制，扫荡一切虚伪，拔除一切迷信”的力量。
为科学献身，免不了要承受丧失爱与亲情的痛苦。且不说意大利无神论者布鲁诺，为宣传“宇宙无限”的新天文理论不得不割舍与麦桑利奇侯爵表妹几十年的爱恋，生于波兰的居里夫人埋头镭的提炼而错过与慈父的告别，那“痛苦与懊悔的折磨”更可谓刻骨铭心。《最贵重的金属》截取居里夫人华沙探父的生活片断，闪回了她多年的奋斗及父女深情。尽管贫困使她有愧于老父，尽管她和比埃尔的实验条件亟待改善，比埃尔和女儿的病急需治疗，小说结尾，居里夫人还是拒绝注册镭的专利权，科学良心战胜了物质诱惑，以至于比埃尔由衷地感慨：“世界上没有任何珍宝：黄金、镭，能比跳动在她胸膛里的那一颗心更贵重！”
没有比身为犹太人的爱因斯坦更厌恶宗教偏见和种族歧视的了。1896年2月，呼吸着瑞士自由空气的爱因斯坦，因不满于德国的刻板教育宣布放弃德国国籍，时年17岁；后因科研返回德国一段时间，1933年为抗议纳粹的法西斯暴行，爱因斯坦再次放弃德国国籍，并辞去普鲁士科学院院士的职务。这是唯有爱因斯坦才做得出的，世界史上绝无仅有的壮举。鄂华的《爱因斯坦》，毫未忽视爱因斯坦作为科学巨匠的正直与“异端”，认真探索其科学思维的发展，真实披露了他所跨越的人生障碍。1895年，在慕尼黑路得皮德中学，因天性率真诘难教师被校方“勒令退学”；同年报考苏黎士联邦工大偏科落榜；1900年，于苏黎世工学院师范系毕业，被视为“异端”未能留校任教；1901年，向德国、荷兰、意大利多家大学申请助教，均被拒绝，在小城富豪森一私立中学代课，与校长不合，又被解雇；1907年，爱因斯坦已获博士学位，创造了在莱比锡《物理学年鉴》连发五篇爆炸性论文的“奇迹”，却仍被伯尔尼大学拒之门外：“论文无法理解，物理系不需要人。”
孤寂、贫困、受迫害就是“异端”的命运，而坎坷又铸造了科学“异端”的辉煌：“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异端永远是科学与文明的先知。”鄂华以广博的学识、凝重的纪实和浪漫主义的想象重塑了罗·培根、伽利略、居里夫人、爱因斯坦、布鲁诺、达尔文等壮丽的一生，他们被表现为义无返顾的科学斗士，他们将事业融入宇宙生命的发展进程，把历经苦难获取科学的洞察力和创见视为幸福，因而他们无畏又无悔。
四
叙述的美与文化意味，构成鄂华科学史小说独特的魅力。请容我引述两段：
花圃后边，是一片枝叶扶疏的狭长林带，他给它起了一个诗意的名字：沙径。这里的每一棵树木：榛树、赤杨、菩提树、鹅耳枥、水蜡树、白桦、山茱萸、冬青，都是他1842年刚刚迁居到这里来的时候亲手栽种的，如今都已经长成大树了。沙径旁边那一片蓊蓊森森的林莽是古老的自然林，那里生长着橡树、木岑树、榕树、山毛榉，以及一大片落叶松林。……在它们的庇护下，嫩弱的花朵得以在它们的根部生长；在桧树中间，生长着捕蝇兰和麝兰；在山毛榉的树叶下，长出了头蕊兰和纽夏兰。（《生命的珊瑚》）
时光一年一年过去，我对伊沙贝拉的怀念不但没有丝毫减轻，而且愈来愈深刻，愈沉挚。每当我抚摸着她给我留下的唯一纪念品，那个丝织的绣着圣母像的航海符时（它成了我老年时唯一的安慰），我总不能相信：那个亲手绣制了它的美丽的人，已经永远离开了我，离开了人间。（《幽灵鸟》）
这是典型的鄂华式叙述语句。其特征是优雅，蕴蓄着巨大的知识含量和情感浓度。前者描摹大生物学家达尔文的林园，多姿多彩，如数家珍，既与描写对象贴切又意趣盎然；后者写老水手凭吊被那神秘消失的海岛吞没的爱人，睹物神伤，情辞凄惋。因为是东方人述西方事，或者说叙述主体“我”引入“他者”的眼光，在思维、心理、行为和情境的抒写上，势必形成叙述人身份的变异。应当说，鄂华作品基本上是借鉴、融合了西方经典文学的叙述方式，带有一定的现代复调色彩，但与当今反全知视角、随意游离情节的先锋叙事并不相同。
这里要提及的是，传记《爱因斯坦》为阐释爱因斯坦1905年五篇论文的划时代价值，书中用36页篇幅加以解说。从阅读感受来说，这块文字确实是了解传主所需要的，虽然对于中学生和一般读者可能过于艰深了，但它似乎呈现了一种物理学的美。杨振宁曾把物理学的几个基本结构说成“造物者的诗篇”，他认为“庄严感”、“神圣感”及初次发现宇宙秘密的“畏惧感”，都是通晓物理学的人可以领略的美感，鄂华显然深谙此道。
为了强化小说的感染力，作家十分注意叙事结构中人物伦理关系的组合，往往以老人与孩子（《弯曲的球面》）、前辈与后辈（《阿尔卑斯的火焰》）、学生与老师（《让那燕子归来》）等人物框架构筑故事，增强作品的时空跨度与情感重量。
马克思主义并不排斥或回避人的自由问题。马克思早就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作为一种高层次的精神自觉，科学的探索与奋斗，是人争取思想自由、精神解放的必然过程，是对客观世界规律的寻求与适应，是人的智慧、创造力和美的全面展现。德国哲学家弗洛姆曾经分析个性解放与个性压抑并存的现代人自由的困境，他认为，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那些削弱人自我的因素增强了，而加强个性的因素却削弱了”，从而“压抑了个性的自由发展和自我潜能的发挥”。
鄂华的科学史小说所表现的对精神自由的渴求，至今仍然具有深刻的启迪价值，因为思想解放、建设科学文明的任务远没有完结，爱因斯坦说得好：“只有不断地、自觉地争取外在的自由和内心的自由，精神上的发展和完善才有可能，由此，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才有可能得到改进。”
责任编校 孙京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