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枕亚，别署东浦三郞，后来为悼念亡妻蔡蕊珠，又署名泣珠生。江苏常熟人，其兄啸亚，后易名天啸，曾考取秀才，枕亚因科举已废，入常熟师范学校求读，卒业后在家乡当小学教员，并寄居蔡府任蔡老先生孙子的家庭教师。那孩子的母亲是一位年青美貌的寡妇，徐枕亚私下与她有过一段恋情，在他离开教职时即告终结。徐枕亚保存着她的一张照片，后来大概她已改嫁，徐枕亚说她不够“圣洁”。
徐枕亚和这位寡妇这段“发乎情，止乎礼”的所谓“圣洁”的恋情，终于使他写出了一本哀情小说《玉梨魂》，这本十万言的骈体文长篇小说，轰动了民初文坛，引出了一批题材与文体同一格局的哀情小说，其中以吴双热（著有《孽冤镜》、《兰娘哀史》、《断肠花》等）和李定夷（著有《宝玉怨》、《莤窗泪影》、《鸳湖潮》等）两人最著名，可是他们著作的成就，都在徐枕亚的《玉梨魂》之下。
《玉梨魂》一炮打响后，徐枕亚接着又写了好多部哀情小说，如《雪鸿泪史》、《双环记》、《余之妻》、《刻骨相思记》、《让婿记》、《鸳鸯花》、《蝶花梦》、《燕雁离魂记》等，前三书且与《玉梨魂》并称“徐枕亚四大杰作”，其实没有一部超过《玉梨魂》的水平。
《雪鸿泪史》的例言中表明：“是书主旨，在乔正《玉梨魂》之误。就其事而易其文，一为小说，一为日记，作法截然不同。书中人物，悉仍《玉梨魂》原本，间有加入者，情节较《玉梨魂》增加十之三四，诗词书札，较《玉梨魂》增加十之五六。两书抵捂处，附注评语，以清眉目。”可是这部与《玉梨魂》并称姊妹篇的《雪鸿泪史》，情节与诗词书札虽有所增加。销路与影响却远远不如，因为《雪鸿泪史》没有比《玉梨魂》更多更深更新的东西能够触动读者。
《玉梨魂》写苏州青年何梦霞来无锡乡村小学教书，住在远房亲戚崔家，崔家有一个老翁，一个年轻寡妇白梨影，一个八岁的孙子鹏郎。有一个女儿崔筠倩，则在外地求学。何梦霞在崔家教鹏郎读书。一天，梦霞见庭前一颗梨树落下了一地白花，勾起一番伤感，便效黛玉葬花的故事，推成一座香塚。不想当晚将欲就寝时，忽然听见窗外一阵幽咽的啜泣之声，急忙披衣窥视，只见梨树下站着一位不施脂粉、缟衣素裙的美人，满面泪痕，悲痛欲绝的模样。又一天，梦霞从学校回来，发觉少了一本自己诗作的稿本，却多了一朵荼蘼花，梦霞心领神会，当即写了一封信，交给每晚来上课的鹏郎，托他带交他的母亲，次日鹏郎带来了回信，从此何梦霞与白梨影的恋爱就开始了。
这一对男女的感情与日俱增，到了非常炽烈的程度，但两人都严守古训，从不敢逾越传统礼教防范的一步。彼此只是通过鹏郎的传递书信诗词，借此表示火热的痴情。两个人很难得见面。即使见了面，双方都拘束着，矜持着，从来不敢吐露心声。有一次梨影病了。梦霞去慰问，两个人也只是双目注视，不发一言，互相流了几滴眼泪，临别各人写诗一首，留赠对方而已。
梨影考虑自己决不能跟梦霞结合，却又决不甘心放弃他，就打算把小姑崔筠倩许配给他，且征得崔老翁的同意，婚事就说定了。可是男女双方都勉强得很，小姑也为这不自主的婚姻而伤心，其实此举使三个人都陷于哀怨痛苦之中。梦霞写信给梨影，责备她“庸人自扰”，表示“欲出奈何天，除非身死日”。梨影为梦霞这种坚定不渝的爱情百感交集，却又不敢触犯传统礼教道德的樊篱。小姑死后一年多，梦霞看破红尘，不过他没有学贾宝玉出家去做和尚，当时辛亥革命的时局为他提供了一个光彩的下场，梦霞投军于武昌起义的战场中，被清兵的炮弹打死了。
“简言之，《玉梨魂》是一个以爱情和自我牺牲为主题的悲剧故事。”这是美籍华人夏志清教授对《玉梨魂》这部哀情小说最概括的论断。夏志清的《〈玉梨魂〉新论》中，不但将《玉梨魂》同《红楼梦》、《花月痕》等古典小说比较研究，还同外国名著《少年维特的烦恼》、《茶花女》等比较研究，提出一些颇有新意的见解。
《花月痕》写一对被疾病与灾难折磨至死的嫖客与妓女的哀情故事。落魄文人韦痴珠患有肺病，随着小说的进展，他吐血愈来愈厉害。他所倾心眷恋的一个妓女刘秋痕，是个多愁善感林黛玉型的柔弱孤女。韦痴珠因其前妾丧生于太平天国战乱，深感人生缘份之无常和不可强求，无意亦无力为刘秋痕赎身，后来秋痕历尽艰辛跳出了火坑，韦痴珠却已病殁去世，刘秋痕痛不欲生，便在月影花树下上吊自尽了！妓女对恩客如此坚贞不渝地殉情，在小说中得到充分肯定。《玉梨魂》选上一个有八岁孩子的寡妇作主角，传统道德对寡妇的束缚远远超过一个风尘妓女，因此思春的寡妇为一个家庭教师殉情，悲剧情质与社会意义显得愈加深刻。而且《花月痕》的人物过多，宴会酒戏的场面过多，也不若《玉梨魂》的头绪简洁，以诗词唱和的细腻描绘见胜。
何梦霞和德国的维特，“都是纯洁而充满理想的情人，注重心灵的交融远甚于肉体的接触。”梦霞和梨影的两次会面，均出于梨影的主动安排，两人见面毫无越礼的举动。维特热爱的夏乐蒂是个有夫之妇，维特最后一次去她家是无约而往，虽然维特也是个追求精神满足的恋人，他却禁不住表现了肉身方面的爱情欲焰，夏乐蒂也不禁有温柔火热的反应。维特两臂紧搂着夏乐蒂，狂吻她嗫嚅颤抖的双唇。可是《玉梨魂》这对情侣，在最诱人的情境下，亦不稍失自制力。这不仅是中外两国时代与社会情况不同的反映，同时也反映出作者徐枕亚卫护传统的心理。
《玉梨魂》写小姑筠倩之死是以她临终前的日记片断出现的，《茶花女》写那位嗜爱茶花患有肺病的妓女玛克病笃时向情人亚猛吐露心意，也同样用了日记片断来表达的。“筠倩绝笔”和“玛克绝笔”这两则日记可以对照并读，有意思的是两则日记写于相同的时代差不多的日子里。而且《玉梨魂》和《茶花女》最后又都是由第三者来宣告男主角的下落情况，作了全书的结束。
夏志清说：“徐枕亚写作《玉梨魂》时，并不知道《少年维特的烦恼》这本书，但他读过林纾翻译的《茶花女遗事》（这第一部林译小说出版于1899年）等西洋名著，显然对徐氏有巨大影响，不仅提供了一位玉洁冰清的西洋女性血泪史的例子，更重要的是，供给徐氏写小说结尾一个直接样本。”又说：“《玉梨魂》是一本让人提得出证据，说明受到欧洲作品影响的中国小说。既如此，研究比较文学的人士，对于《玉梨魂》此书，应该另有一番兴趣。”
《玉梨魂》从文字到内容，具有中国传统小说的特色，据此可见也吸取了西洋小说的养料。徐枕亚二十岁已写过八百多首律诗与绝句，他能用骈体文写小说，也说明他旧学根基的扎实。骈体文写小说始于唐代张鹜写的《游仙窟》，这本小说早已失传，清代光绪年间始有抄本从日本流入，但只落在少数藏书家手中，鲁迅写《中国小说史略》时，还是向沈尹默借用的，直至1928年方有铅印本出版。所以徐枕亚在写《玉梨魂》前，不可能看到《游仙窟》，他看到的是清代浙江嘉兴人陈蕴齐（球）写的《燕山外史》，此书根据明代冯梦龙的《窦生本传》，将宝绳祖遇合李爱姑的故事，演衍为三万一千余字的骈俪小说，统体四六对偶句成文，一时被称为千古言情之作。徐枕亚继承了陈球的写法，并未墨守成现，而有新的发展，他把规格严谨宜于抒情的骈文段落，与弹性较强适合表达对白、叙述的古文段落，两者交差穿插使用，便别具一格。《玉梨魂》写的是才子佳人悱恻缠绵的哀情故事，使用这样的文字更见效果。尤其“五四”前文言文畅通无阻，婚姻不自由酿成悲剧的故事，又最投合民国初年读者的口味，于是《玉梨魂》刚出版就成为畅销书，香港、新加坡等地都有大量翻版。紧接着，就掀起了一股竞写哀情小说的热潮，这股热潮又可分为两支：一支是吴双热、李定夷等完全模仿徐枕亚笔法用骈体文写的；一支是周瘦鹃、天虚我生、吴绮缘等纯用文言文写的，数量都十分可观。30年代初期，顾羽把《玉梨魂》翻成白话，书名《白话玉梨魂》，上海明华书局于1933年9月出版，分上下两册。这也说明原著影响之大，惟文体已旧，想改写白话再来吸引读者。其实原著将偶句堆砌得像座七宝楼台，如“春晖不再，竟教推月而闭窗；长夜未阑，不能照光而烧烛”、“枝枝带雨，憔悴可怜；片片随风，漂零莫定”、“风欺雨溅，玉碎珠沉；倩影不留，残图难觅”。这许多成双搭配的对偶文，一旦变成白话，便趣味索然，乃是吃力不讨好的多此一举。丁玲在80年代纪念鲁迅的文章中，说到她在接触新文学以前，读过不少古典小说与戏曲唱本，接着说：“还有读不大懂的骈文体鸳鸯蝴蝶派的《玉梨魂》，都比‘阿Ｑ’更能迷住我。”
徐枕亚二十岁丧父，他和天啸两兄弟对母亲极尽孝道。可是他们的两位夫人都被徐母虐待至死。起初徐母强迫枕亚与媳妇蔡蕊珠离婚，徐枕亚只得假办离异手续，偷偷将蕊珠接来上海，秘密同居，不久生了一个儿子，她因产后失调，于1923年初夏遽尔去世，徐枕亚有一百首悼亡诗刊布，满纸哀音，自称是以血泪染成的。事有意外，还在北京的刘沅颖（懊侬）小姐本是《玉梨魂》的忠诚读者，对徐枕亚的才华钦佩得不得了，及至读了悼亡诗，益发对徐的文彩与多情倾倒了，遂主动写信给上海的徐枕亚，细诉衷肠，自愿作他的续弦夫人。刘小姐是清末光绪甲辰（1904年）科（中国最末一次科举）状元刘春霖的千金，身份是“名门淑女”，徐枕亚不过是一个寒酸的“洋场才子”，两人之间隔着一堵“门第不当”的厚墙。但因刘小姐的情痴意坚，徐枕亚在受宠若惊之余，也下了非此“弦”不续的决心。在蔡蕊珠去世半年后，徐枕亚便北上投拜在樊增祥门下，作为受业弟子，樊增祥又名樊樊山，清末曾任江宁布政使，护理两江总督，又颇有文名，他叙述赛金花故事谱写的《彩云曲》，哄传京华。樊对徐枕亚的作品也饶有兴趣，许为奇才，倒也乐于促成这门亲事，好在樊与刘春霖素有交谊，由他出面作伐撮合，状元夫妇勉强同意。1924年秋天就假座北京西单报子街同和堂举办了婚礼。
可是好景不常，刘小姐素来娇生惯养，下嫁后原先的一片痴情逐渐淡薄，徐枕亚的穷酸相与酗酒、大烟癖使她的不满与日俱增，而且婆媳之间的关系也未因媳妇的高贵身价有所改善。婚后不久，夫妻两人便分居南北两地。刘小姐回到北京，恹恹不乐，一病缠绵，也就呜呼哀哉了。
徐枕亚一再悼亡，颓丧消极，且有江郎才尽之慨，便悄然返常熟南乡黄泥镇蛰居。
1937年抗战军兴，他在乡下因境遇恶劣，贫病交迫而亡，存年四十八岁。前妻所生一子，无可依靠，便由天啸携往重庆，孩子不听伯父教诲，终日游荡，天啸听之任之，不加管束。其时张恨水亦在重庆，颇不以天啸为然。结果如何，则不得而知了。
注：原名《徐枕亚》，现名为编者所加。录自香港中华书局1990年8月版《我看鸳鸯蝴蝶派》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