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文学与影视媒体的互动、勾连和双赢对新世纪文学的发展路向产生了轰动效应和示范性意义，而历史作为一种客观性、公开性和恒定性存在成为文学和影视媒体不断挖掘的对象，尤其是中国近代移民史成为文学和影视媒体打捞丰富意义的载体。《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等电视剧的热播更是将移民题材文学推向了顶峰，而以近代东北“闯关东”移民潮为题材的文学创作更是成为一种典范性文本，进而形成一种显在的“闯关东”小说类型。
从普泛性意义而言，“闯关东”小说是指以自顺治八年开垦令颁布以来至新中国成立以前横跨300年历史时空的“闯关东”移民潮为历史背景，以讲述移民过程中家族与个体所经历的家族兴衰和个体苦难为叙事核心，以展现“闯关东”的宏伟性、艰巨性和传奇性为叙事宗旨，并以此透视中国近代历史、民族、社会、时代和个体丰富意义的小说。例如，高满堂的《闯关东》《闯关东Ⅱ》《闯关东前传》，李家纬的《关东风云》，黄世明的《关东过客》《生死柳条边》，冷言、雪峰的《皇天后土》，宋梅的《逝去的海南丢》，徐铎的《大码头》，胡兆龙的《风雪关东》，曹保明的《东北生死场》，张永军的《黄金老虎》等。
“闯关东”小说作为一种类型化小说，“传奇性”成为其明显的叙事特性和自我标识，这种“传奇性”指向三个向度：一、“闯关东”历史本身及其衍生出来的故事具有鲜明的传奇性，历史和个体人生的双重传奇为“闯关东”小说定制了无法褪去的传奇之魅；二、为了凸显“闯关东”小说的这种传奇性，小说文本往往设定多种叙事策略进一步强化和渲染传奇性，因而使叙述本身具有传奇性；三、“传奇性”成为“闯关东”小说自我标识的同时，也为自我设定了圈套，由于过分强化小说的传奇性，从而使“闯关东”小说滑向离奇、猎奇的陷阱，小说的唯一诉求是讲述一个传奇性故事，忽略了文学艺术审美本身的构建，从而使“闯关东”小说显得粗糙而平庸。
一、移民的苦难经历与“闯关东”小说的传奇性
何谓传奇？我们可以参考鲁迅先生在小说史中对唐代传奇的描述：“传奇流者，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其所成就乃特异。其间虽亦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功，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甚异其趣矣。”徐潜主：《中国古代小说变迁》，第31页，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4。鲁迅先生认为传奇发端于六朝志怪，但传奇一改六朝志怪只注重对神明因果的宣扬，承载了作者的精神寄托，具有顯著的社会意义。对于“闯关东”小说而言，其创作源自于横跨百年的“闯关东”历史，数百万人的千里迁徙包含了无数曲折的经历、纠结的选择和奇异的故事，历史的丰富性与传奇性让以“闯关东”历史为依托的“闯关东”小说拥有着独异的传奇色彩。在大规模的迁徙过程中，涌现出大量的坚毅勇敢、顽强拼搏的英雄，这些英雄使“闯关东”小说的传奇叙事具备了现实依据。这些现实中的英雄经过作家的加工，成了《闯关东》里的朱开山、《关东过客》里的暮雨潇、《东北生死场》里的齐子升等等。传奇的背景、传奇的家族和传奇的英雄，共同构成了“闯关东”小说的传奇叙事，“闯关东”小说通过传奇故事的讲述，或歌颂、或弘扬、或激励、或惋惜，在臧否人物，褒贬历史的同时，绘就了一副恢弘绮丽、精彩多变的时代图像，创造出独树一帜的“时代传奇”。
“闯关东”小说的传奇性源于“闯关东”移民潮的悲壮历程，悲壮恢宏的历史给了“闯关东”小说悲壮离奇的底色。“闯关东”小说的“悲壮”，表现为“闯关东”路途上一个个家庭带着简陋的家当，扶老携幼，艰难北上的场景，面对绝望时他们选择坚强，他们以决绝的态度踏上一个生死未知、福祸未知的路途，流浪远方，寻找希望。由此，整个中原大地上饿殍遍地、民不聊生、匪患四起、颗粒无收的悲惨情状不必明言，自会显现。
另一方面，自古以来，中原农民安土重迁，这种习惯和农民对于土地的依恋，以及宗法制度的稳定密切相关。遭受了怎样的盘剥与迫害，遭受了怎样的痛苦和灾难，才会让这些本分、保守的农民铤而走险，自愿放逐，走上危途，其中的艰难和血泪也不言自明。
“闯关东”小说的悲壮，一方面体现为移民遭受的苦难，另一方面也表现为难民面对苦难时表现出的胆力和勇气。通过“闯关东”小说我们可以看到，在移民过程中，移民展现出了顽强的生命意识和坚韧不拔的开拓精神，同时也体现出了鲜明的互助意识和团结精神。“闯关东”小说的描述绝非虚妄的，历史记载了移民当时的创业过程和创业精神：“山东人入境者即集合同族，建造所谓家屋之窝棚，以为根据地，开始在附近土地烧荒，第一年种荞麦，第二年起顺序栽种高粱、稻粟。”路遇：《清代和民国山东移民东北史略》，第22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又如《满洲地志》所记载的“山东人励精克己，勤俭耐劳，富于团结力，劳动者互相扶助，商人互通缓急”。〔日〕稻叶君山：《清朝全史 下》，第9页，上海，上海中华书局，1915。历史的记录总是宏观而概括的，通过小说，作家展现了历史的细节，通过一个个具体的故事表现了移民的精神特质，这些精神特质在富足而和平的岁月有些早已被我们遗失，承载这些精神特质的故事在当时可能只是寻常，而在今天却是传奇。
随着中原移民扎根东北，东北农业迅速发展，移民从最初的食不果腹到后来渐渐富足。随着大量从事采金、采参、挖矿、伐木的“走山者”的出现，东北的资源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历来荒蛮黑土地展现出了新的生机。后来，随着民间贸易的活跃，在东北的土地上，“山东帮”等商帮逐渐成形，使东北的贸易逐渐繁荣起来，使黑土地愈发具有了活力。这些开疆拓土的历史包藏着太多的传奇故事，是作家取之不尽的创作资源。
“闯关东”移民生存和发展的历史充满了传奇色彩，而在他们所经历的战争中，传奇故事更是多得难以计数。在民族危亡的时刻，这批中原移民表现出了可歌可泣的斗争意志与坚贞不屈的战斗精神，他们的血性、胆气和民族尊严，让他们书写了悲壮而辉煌的东北抗战史。他们的壮举没有被历史遗忘，如《江源县志》中就记述了弯沟地区大刀会抗日斗争的事迹。日军侵占东北后，东北民众难忍日军的暴行，在山东籍“闯关东”移民王振邦的带动下，组建了大刀会，与日寇奋勇抗争数次，有力地消耗了日军的战斗力，让日军胆寒。尽管在与日军的对抗中大刀会伤亡惨重，他们也誓不投降。大刀会的抗日举动是“闯关东”移民抗日斗争的缩影，这些民间壮士的抗日的壮举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气节，他们是东北移民的传奇。
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4期
“闯关东”小说具有悲壮的色彩，同时具有“恢弘”的气势。“闯关东”涉及庞大的人口数量，橫跨百年历史，因此，记述“闯关东”历程的小说具有着巨大的社会历史容量，由此我们将“闯关东”小说视为民族的史诗。如此悲壮的历程和这样恢弘的气势，使“闯关东”移民历史事件本身拥有传奇色彩。源于这样的历史背景，进行的“闯关东”小说创作，其情节、人物，则也多有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借鉴和考量。甚至在诸如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英雄业绩的作品《关东传奇》中，更有对历史人物的直接延伸与化用。在这种借鉴甚至化用之中，小说的字里行间也融入了历史真实下的传奇意态，构成了“闯关东”小说悲壮离奇的传奇色彩的由来。
二、传奇人物的塑造与离奇命运的展示
“闯关东”小说的作者们复现移民潮及移民复杂迁移的历史，是对移民群体及个体的身份的认同，围绕历史进行的文学想象，呈现个体生命在现实中存在的生命形式，确定一种普世大众的人类悲悯的关怀品格，即以传奇叙事表达个体的生命体验与文学想象的融合性。
在“闯关东”小说中，人物塑造多是以现实形象为依托，进行艺术的加工与意识形态的重塑。这种基于历史的理想化塑造，以《闯关东》中的“镇三江”形象描摹得最是彻底，作者一方面结合了关东地区一直传承的“胡子”形象身上江湖道义、勇敢闯荡等一系列正面性格表征；一方面又吻合中国民间对“江湖义气”与“义匪”形象的想象，最终创作出一个理想化的，摒弃了残忍、暴躁、喜怒无常、残酷血腥等负面特质的草莽英雄形象。
“闯关东”小说的传奇性构画在于赋予传奇人物一个传奇式的收场，而这样的收场，大多是悲剧的。或者是英雄末路式的壮烈，或者是宿命轮回式的收尾，或者是轰轰烈烈的死亡，当然也或者是留下一个传奇式的、追逐光明的背影。
英雄末路式的传奇人物，以黄世明《生死柳条边》中的暮雨潇为例，小说讲述了“闯关东”移民的艰辛与传奇和那个时期的民俗、民风、政治、文化等内容，这些表述的聚合都集中在主人公暮雨潇身上。暮雨潇的出身就已经赋予了他悲壮的传奇风格，父母死在满人手中，唯一的妹妹下落不明，而自己生活的环境中，本来就深具与满人之间的摩擦。可以说，这种设置中，人物一出场就被先天的赋予了战斗的意识与战斗的理由，就背负了去书写传奇，去沾染鲜血的使命。而暮雨潇也无愧于这种使命，为了钓出仇人，他设计了给兄弟娶亲，然后在娶亲归来的途中，遇到了为他而来的成建制的八旗骑兵，最终在一声哀叹里，整只队伍被踏死在乱泥里。这样的叙事带着几分莫可名状的离奇色彩和更加浓郁的悲壮气息。整个小说的情节算不上严密，逻辑也有待推敲，但其传奇色彩却可谓贯穿始终。
“宿命轮回”式传奇人物的收尾，则当属另一个寨主式的人物——《闯关东》里的“镇三江”。作者在江湖道义、传统道德和民族精神的共性演绎下，将这个土匪头子定格在了时代英雄的设定上，塑造出了恩怨分明、豪爽大气、智勇双全、重情重义的人物形象。这类英雄传奇本身就具备艺术性的审美样态，“‘英雄传奇’的特征则是：以英雄而不是帝王为中心人物，以沙场征战而不是宫廷斗争为主要场景，以社会危机而不是朝代兴废为叙事框架。”陈平原：《中国散文小说史》，第30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综合来看，即“镇三江”身上的传奇色彩，体现在他的草莽精魄，他的侠义风骨和他在动荡乱世中的生存发展之中，而这又恰恰是一个吻合“宿命轮回”式写作方法的人设。“镇三江”最初面临杀身之祸时，是被朱家人所救，而他也鲜明地表示出了愿意以命报恩的伦理观念，在小说的结尾他也恰恰是为了保护朱家人而死。这样有意为之的情节逻辑，恰恰构成一种循环，在循环中也造成了人物命运的偶然与必然。这种收尾模式，可说是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而一个英雄式人物的轮回落幕，也更添几分悲壮离奇。
“闯关东”小说的传奇式人物命运架构中，有一种是轰轰烈烈的死亡模式，即用最后的死亡来成就人物的传奇色彩。在徐铎的《大码头》中，对孔昭德而言，无论是一直以来脚踏实地仁德宽厚的坚守，还是码头上的“扛头领袖”，或者是最后投身反侵略运动之中，都足以让他成为“闯关东”小说里积极、坚韧的人设的典型代表。但同时，比之同类型的朱开山，他也少了几分轰轰烈烈的过往和生死场中的来回，这让他原有的形象，更加贴近“平民强者”、“平民智者”或者“平民长者”，而非是“平民传奇”，他最后的死亡结局完成了这个人物的传奇性：出身相同，选择相反的亲兄弟孔昭德、孔昭仁同归于尽，给了读者极强的视觉冲击，兄弟二人的人生轨迹与时代命运纠结契合，通过强烈的对比，在孔昭德身上彰显了国家危亡之际，视死如归的中华儿女的崇高气节，构筑成了有担当、有血性的“平民传奇”意向。
当然，传奇叙事并非一定要以死亡为结局，人物的经历、选择、智慧和为人处世的表现更能体现传奇意味，塑造传奇形象。诸如小说《闯关东》中集大成的人物朱开山，全书最后一段是他的语言描写：“朱开山说，‘行啊，傍天亮生的孩子将来建一个新的中华，一个强盛的中华，谁也不敢欺负的中华，好！真好！’……‘你就往前赶吧，总有适合咱们安家的地方。’……‘有了这一代一代的人，咱还怕什么？文他娘，我和你说，国家亡不了，咱们朱家就亡不了！’……‘我主意是定了，将来把自个儿就埋在这关东山了’……马车越来越远，终于消失在茫茫的风雪中……”高满堂、杨北星、刘跃利：《闯关东》，第454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小说的最后，马车渐行渐远中，透出一个新生的期待，一份民族的渴盼，一个家族勇往直前的精神与一代的传承，还有家国命运的关联，随遇而安的意态，读者也伴随着最后这个前行的状态，回溯了朱开山京师运动、出走关东、种地、淘金、开店、挖矿、捍卫民族、热血铮铮的丰富精彩的人生轨迹，看到了其中的传奇意味。
三、曲折的故事情节与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
在“闯关东”小说的情节叙事过程中，伴随着“闯关东”移民者不断地开拓，不断地奋斗，同时不断地产生情感的、家族的、团体的、民族的种种矛盾，也恰好可以在一系列的故事脉络中，繁衍出情节叙事本身的传奇性质，这种叙事多是通过情节的转折，矛盾的铺垫，几分神来之笔和几种迅速变革，来充实情节，制造冲突，达到故事性的传奇效果，这符合中国读者一直以来“善于鉴赏情节而不是心理描写或氛围渲染”的审美趣味。陈平原：《小说史：理论与实践》，第23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闯关东”小说的情节描摹，多有恢弘瑰丽的设置、高潮迭起的表达与转折精彩的论述。张永军的小说《黄金老虎》在情節的设置上则是更有几分离奇的传奇意味。整本书中有富家公子鲁十七与家人决裂，他“闯关东”做了长白山中的一个伐木工的选择的离奇；有他和金叶子在情投意合之后，金叶子突然失踪的事件的离奇；有一个人、一条狗、一只老虎在深山之中生活共存的生命的离奇；甚至也有一条狗喜欢上了母狼、一只老虎与狗相依为命的物种上的离奇。尤其是后面两段，都很有几分英国作家吉卜林笔下《狼孩传奇》的叙事感觉。不同的是，《狼孩传奇》是用彻底接近自然的丛林笔触，描绘了狼孩毛葛利从在自然中生存直到成为一名出色的护林员的野性传奇故事；而《黄金老虎》则是把事件又带出了长白山的深山老林，带回了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之下，带回了男女主人公的爱恨纠葛之间，最终进行了一个离奇、超然、想象独到的时代传奇表述。
不仅这类通篇情节架构中的传奇叙事，还有无数阶段性的小情节之中，也融合了波折奇诡、华丽铺叙的传奇叙事方式。小说《闯关东》中潘五爷找人诬陷山东菜馆的情节设置可谓跌宕起伏、离奇紧凑，十分精彩。先是胖子一伙上门吃饭，平铺直叙间，处处显得正常无比；突然则变故立生，“孙爷”应声倒地，而随行一伙更是直接把矛头指向了山东菜馆；随后又是伴随着朱开山的出现，局势归于平稳；紧接着又是胖子一伙“抬棺闹事”，事态进一步有所恶化；之后便是朱开山奇兵突出，请出潘五爷说和；随后则又是话锋一转，揭开假死真相，彻底让幕后黑手潘五爷颜面无光。一方面，整个情节的推动过程很有几分悬念横生，奇巧曲折之感，这是典型的步步悬疑似的传奇小说叙事。不过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承认，《闯关东》作者在关于这段的叙述时，逻辑过于简单，对手戏上颇有点笔力不足，所以情节虽然也足够曲折，整个事件却不够让人信服。
“闯关东”小说的传奇叙事，还在于二元对立中的冲突叙事与线索交织。以《闯关东》与《生死柳条边》为例，《闯关东》里一共展开了四组二元对立的模式：第一组是在淘金过程中，老金沟中兵、民、匪、霸之间的冲突对立；第二组是老朱家与老韩家之间的情感冲突对立；第三组是“山东帮”和“热河帮”之间的商业对立；最后一组则是山河矿上朱家人和日本人之间的民族对立。这四组二元对立之间，“因文生事”，逐级过渡，获得了更多小说结构上的冲突与发展。先是在第一组对立中，揭示了最简单不过的谋划算计，挣扎求存，男儿热血；之后延续到第二组对立中的信义担当，伦理讨论，由个人的生死存亡，上升到了家族的脸面兴衰；之后则到了第三组对立最后阐明的“以和为贵”的传统，与炎黄一家的信念，又由纯粹的家族，上升到了社会意识层面的角度；而最后一组对立，则直接彰显了民族意识，彰显了国仇家恨，最终由社会的意识形态，上升到了国家责任与民族危亡的大场景叙事。可以说，正是这四组二元对立的逐渐深入，再结合间或发生的大大小小几十种矛盾冲突，共同推动了小说的走向，成就了《闯关东》波澜壮阔的传奇叙事。而在《生死柳条边》中，这种二元对立的模式，则是在并行之中不断交革的，显得更加杂乱，也更加离奇。这几组并行的二元对立模式上，首先是作为汉人的暮雨潇，和作为满人的关五爷之间的民族对立；其次是暮雨潇与南时顺之间来回算计的原则对立；而最后，则是暮雨潇和花小尤之间纠缠两代，爱恨情仇的情感对立。这三种二元对立，有原则的坚守，也有感情的纠结，共同集中在暮雨潇的身上，多线发展又并行统一，错综复杂，曲折离奇。
“闯关东”小说的情节传奇，还在于其中的聚欢离合与江湖意味。小说的塑造中，主要是以分合之际，来设置矛盾，展开情节的。比如说朱传武和谭鲜儿的分分合合，暮雨潇和花小尤的分分合合，鲁十七和金叶子的分分合合，天好三姐妹、朱家三兄弟之间的分分和合等。在一分一合之间，有的是因为感情，有的是因为事件，有的是因为误会，有的是因为追求，都通过一幕幕的悲欢离合从容展开，合理调度，形成了浑融圆通的有机叙事体。而这其中，又因为关东大地地域特点，加入了几分江湖气息，使得“闯关东”小说中主要刻画的土匪形象，很多都是以豪杰形象出现的。而这种“义匪”的形象，本身就是传奇叙事中最常出现的组成部分。
“闯关东”的历史早已成为过去，但“闯关东”的精神需要世代东北人铭记，“闯关东”小说是“闯关东精神”的物质载体，阅读和研究“闯关东”小说的过程也是温习“闯关东”精神的过程。“闯关东”历程的悲壮与离奇铺就了“闯关东”小说传奇性的底色，传统小说的影响使“闯关东”小说充分地表现出传奇和浪漫的色彩，这种传奇性没有消解“闯关东”移民艰苦奋斗的精神，而是增添了我们对先辈的敬意。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九·一八”国难文学文献集成与研究（14ZDB081）；吉林省社科基金项目“‘闯关东’与‘闯关东’文化现象研究”（2017BS44）；吉林大学平台基地建设项目“当代中国东北题材影视剧研究”（2013PT01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欣睿，博士，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周荣）
DOI：10.16551/j.cnki.1002-1809.2017.04.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