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美国作家赛珍珠以《大地》等中国题材小说获得了193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在以“中国小说”为题的授奖演说中，赛珍珠系统论述了自己小说创作的“中国经验”：“为了让平民高兴”的写作观念、“故事的天才之水”的叙事风格、“人物高于一切”的形象塑造。这些“中国经验”构成了赛珍珠小说创作的重要精神资源与艺术储备，并在作品中以多种审美样态呈现出来。赛珍珠的“中国经验”与莫言等中国本土作家的“中国经验”同中有异，互为参照，相映成趣，共同成就了中国小说异彩纷呈的艺术表现。
关键词：赛珍珠;《中国小说》;中国经验;诺贝尔文学奖;小说
作者简介：韩传喜，男，文学博士，东北财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赛珍珠与莫言小说创作的中国经验比较研究”，项目编号：L13DZW028;东北财经大学优秀科研创新人才项目，项目编号：DUFE2014R33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5）03-0119-07
近些年来，在文学领域伴随着中国社会变革和文化转型的持续深入，尤其是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如何表达“中国经验”、讲述“中国故事”越来越受到重视，无论是作家还是评论家，都在进一步思索与探求中国小说所独具的“经验”及其传达方式、审美特征等共同合成的文学特质对于中国文学以及世界文学所具有的价值与影响力。值得注意的是，对“中国经验”的这些思索与探求更主要集中于莫言等中国本土作家，而对赛珍珠这样的非中国本土作家的观照仍显不够。1938年赛珍珠因其中国题材小说而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其小说的“中国经验”为讲述“中国故事”提供了一种外部视角的可能性，这种“中国经验”的差异性表述，与中国本土作家互为参照和补充。因此，对赛珍珠小说“中国经验”的全新审视与深广整理，在中国文学日益融入世界文坛整体格局的今天，似乎具有了更为独特与重大的现实意义。
作为一个在中国土生土长却又拥有美国白人特殊身份、兼具中西双重文化背景的现代作家，在同时代中国作家大多以批判性的审视目光与否定式的扬弃态度对待中国文学传统之时，赛珍珠于1938年12月12日在瑞典学院诺贝尔奖授奖仪式上的演说中，以“中国小说”为题，向全世界推介中国的小说传统及其艺术特征，并大力言及其对自己创作的影响，开宗明义地强调：“恰恰是中国小说而不是美国小说决定了我在写作上的成就。”[1]（P65）她的长篇小说《大地》（三部曲），正是由于她对中国农民生活史诗般的描述而获得评委与读者的一致认同与赞誉。对于文学研究而言，作家的创作实践与写作经验，无论何时，均是研究其作品特色与艺术理念的基本依据与重要路径。从其小说观念与创作结晶中进行全面探究，才能真正窥斑知豹，探骊得珠。
一、“为了让平民高兴”：写作观念的浸润养成
在《中国小说》这篇获奖演说中，赛珍珠以大量篇幅，系统阐述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历史文化地位，梳理了中国小说的发生发展脉络，并对其中的代表性篇章进行了精到点评，对中国小说的艺术特征做出了扼要概括。其对于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学的熟稔与透彻把握，甚至超出了许多中国本土作家。赛珍珠自承虽然是美国人，但“我最早的小说知识，关于怎样叙述故事和怎样写故事，都是在中国学到的”[1]（P65）。这种言出由衷的表述，道出了在赛珍珠成长为一个伟大小说家的过程中，中国文学与东方文化的深远影响与独特作用。
这与赛珍珠独特的成长经历和对中国文化的由衷认同与深切热爱密切相关。赛珍珠自襁褓中被携至遥远的东方国度，除了中途短暂的回美国求学经历，在中国度过了三十多年的时光——其人生成长与成熟过程中最重要的时光。一方面，由于父母的独特观念，赛珍珠童年便随中国塾师学习中国历史文化典籍，甚至大学毕业回到中国，于南京金陵大学和东南大学任教期间，已开始文学创作并发表小说，她还专门请国学造诣很深的龙墨乡先生辅导自己学习中国小说史，并辅以大量古典小说和现代作品的阅读。这些专门的学习与长期的熏陶，于赛珍珠而言，决不仅仅意味着知识的积累、作品的赏读与文化的了解，特别是于一个对人生与文学有着超于常人的敏感与热爱的创作者而言，这种学习，深入地融注并积淀于其内心深处，成为其文化品格与文学品位最重要的核心质素，构成其日后文学创作的基本理念与主导风格。
赛珍珠认为，与西方小说作为“艺术”不同，在中国则是“人民创造了小说”[1]（P66），正因为其缺乏在艺术中的正统地位，所以“中国小说是自由的”[1]（P68），少受了诸多的批评、干扰与限制。赛珍珠甚至将普通人民比喻为供小说“随意成长的土地”，而“民众的赞同”于小说发展而言，是“最充沛的阳光的抚育”。[1]（P68）这与其说是梳理中国小说的源头与流变，莫如说是在溯流探源中发现与把握中国小说最为本质的艺术特征，即赛珍珠所言“中国小说主要是为了让平民高兴而写的”[1]（P70），而此种“高兴”，除了浅层的“让他们发笑”的意思外，更主要的是指“通过生活的画面和那种生活的意义来启发人们的思想”，“鼓舞人们的志气”，而这一切目标的达成，不是通过任何主观的艺术规则与意图，“而是通过关于每个时代的人的故事”[1]（P70）加以传达的——赛珍珠的文学创作，一直秉持的最基本理念及其呈现的艺术风格，恰恰是与此完全谐适的素朴自然的本色叙写，其所表现的内容，均为特定时代普通人的生活故事。而恰恰是这些最普通又最本真、最自然又最生动的记录，形成了赛珍珠小说独具特色的关于中国农村的乡土“史诗”般的描述——甚至在某些方面，远远超出了中国本土作家的创作与努力。
无论当时和现今的诸多作家与评论家怎样不愿承认，赛珍珠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其前中期关于中国题材的小说，确乎对于“中国经验”的文学表达具有特别的启发甚至示范作用。以其代表作《大地》为例，赛珍珠看似随意地选取了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民王龙及其妻、子、孙为表现对象，却在此三部曲中演绎了中国现代农村数十年政治文化的历史变迁，表现了广袤乡村长期因袭却又浸染变化的世风民俗，塑造了时代迁延中进退变化的不同类型的“农民”典型，描绘了现代中国乡村风云变幻的生活画卷——特别是时至今日平心静气地回头品读，其此方面的独特成就更加昭然。比起同时代更重批判性与反思性的中国作家的“乡土小说”，从《大地》客观冷静而又丰富全面的叙写中，当代的读者似乎更容易触摸到历史原有的生动肌理与鲜活质感。
对于赛珍珠的诸多评论，毁誉参半者，完全否定者，兼而有之。其焦点多集中于赛珍珠对于中国乡村愚昧落后状况的描写，对于“王龙式”中国农民及其妻子愚昧麻木性格的展现等。其中影响最大也最持久的，当数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至巨的鲁迅之评语：“中国的事情，总是中国人做来，才可以见真相，即如布克夫人，上海曾大欢迎，她亦自谓视中国如祖国，然而看她的作品，毕竟是一位生长中国的美国女教士的立场而已……她所觉得的，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只有我们做起来，方能留下一个真相。”[2]（P496）胡风等人亦批评其并没有真正懂得中国的农村以至中国社会。其实究其细里，这些批评或各有其理据，但也不免各有其误差。在当时国外文学作品及各种宣传中，关于“中国”的文字多是寻畸猎奇甚至污蔑侮辱的，因而对于外国人所写的关于中国的相关内容，特别是自认为落后、蒙昧的生活习俗、文化观念与思维方式，当时的读者和批评家会格外敏感些;其次也是最为主要的，是批评者与赛珍珠所持的文学理念与观察视域、表现视角的巨大差异，导致了小说评价的多元性与争议性。当时的许多中国作家，对于中国乡村落后乃至愚昧状况的揭露，相较于赛珍珠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他们更多的是持“先进”的西化观念，对照、检讨与批判中国农村的各种弊端，其对于中国乡土文化本质的透彻了解，其“衷悲而疾视”[3]（P82）的情感体验与观照视角，其内省之中的理性解剖及对所谓本质真实的追求，以及其“文以载道”、“文以救国”的启蒙者姿态，使他们的文学创作与审美风格呈现出迥异于赛珍珠所推崇的中国古典小说的独特样貌。而赛珍珠则力图发扬中国小说的“民间”传统，以“人民”视域观察乡村实况，力图真实全面地叙写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故事，以此来还原中国社会的本真面貌。在她看来，“对于小说家来说，唯一的要素是他在自身之内或自身之外所发现的人类的生活。检验他工作的唯一标准就是看他的能量是不是创造出更多的那种生活。他创造的东西有没有生命力？这是最主要的问题。但谁来告诉他呢？只能是人民，是那些活着的人。这些人并不怎么关心什么是艺术或艺术怎样创造出来——实际上，他们对任何非常高深的东西都不关心，不管那些东西多好。真的，他们只关心自己，关心他们自己的饥饿、失望和欢乐，而最重要的也许是关心他们的理想。这些是真正能判断小说家作品的人，因为他们通过对现实的独特检验来进行判断。而且检验的标准并不靠艺术的方法来决定，而是靠把他们读到的现实与他们自己的现实进行简单的比较”[1]（P85-86）。如果就此点而言，她成功了。《大地》以安徽宿州为原型，通过对落后封闭的农村现实的书写，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幅真切的中国现代农村的风俗画、风景画和风情画，王龙祖孙三代的生活，像一面镜子，映现出中国农村的原始样貌与风俗人情，真实地再现了“民—匪—兵—官”各阶层纠缠共生的社会全景。从“民俗生态学”的意义来看，从社会历史学的角度而言，赛珍珠得到并表现了“真相”。作家毕竟不是高明的社会学家，也不是高瞻远瞩的政治家，更不是一个全知全能的造物主，因而其观察世界与思考问题的角度均会各有其特点与局限性，如为鲁迅所批评的“浮面的情形”，甚或片面化、概念化的倾向，在作品中确有存在。但其作为一个中国文化的“他者”，却能以一种相对客观、冷静的审视目光与省察态度面对其日常耳濡目染的人情世故，因而其对中国社会的各种人物、风俗、文化及其深层心理与特有基因的把握及其表现，可谓基本准确并传神到位，并多了旁观者的“细致清晰”与“客观冷静”。如《大地》中对于中国农村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饮食住行、耕种收藏乃至宗教信仰均进行了全景式的图画;对于中国农民根深蒂固的各种观念及生活方式的传承与变迁亦进行了精确的记录与深刻的表现。其中最具代表性与说服力的表达，当属其对于中国数千年农业文明传承下来的“恋乡重土”观念的传神表现：主人公王龙终其一生，无论其年轻还是年老，贫穷还是富有，无论是固守故土还是流离他乡，风调雨顺还是天灾人祸，无论是健康能干还是体弱濒死，土地，永远是其心中最深切的渴望与牵念，是其身体与灵魂的立命之本与最终归宿，只要在土地上躺躺，和土地无距离地亲近，“嗅到了小麦垄沟里散发出的泥土芳香”[4]（P127），他就会感到莫大的满足，“他累了的时候，就躺到土地上睡一觉。土壤的养分渗透到他的肌肤里，他的创伤得到癒合”[4]（P127）。甚至在临终前，所有正常的欲望都已消泯，可是听到儿子说要卖掉土地，他竟失声痛哭，拼尽最后的力气告诫儿子：“当人们开始卖地……就是一个家庭的末日……”“我们从庄稼地来……一定要回到庄稼地去……你们守得住土地，你们就能活下去……谁也不能把你们的土地抢走……”[4]（P210）——此种根深蒂固的“土地”观念，在当时的乡土文学中，更多的是作为批判的对象，而赛珍珠如此真切自然地将其传达出来，其对于中国乡土及其文化根基的了解谁谓不深刻？其关于中国农民及其性格基因的把握何谓不精准？
二、“故事的天才之水”：叙述风格的随性流畅
在《中国小说》中，赛珍珠以“泉水”形象地比拟创作的灵感，她将中国古代文人所谓的纯文艺创作比喻为把水注入“塑定的形式”，但却强调，“源自生活深处的灵感是放荡不羁的野泉”，“故事的天才之水随意奔流，任凭天然的岩石阻拦，林木劝阻”。[1]（P69）与之相谐适，好的小说应是“一种流畅通俗、清晰易懂的风格，也就是运用他们日常使用的简短语言，除了一些描写之外不用任何技巧，而且这些描写也只是为了使地点或人物逼真生动，而决不能多到使故事情节拖沓延宕。一定不能有任何东西拖延故事。故事是他们的需要”[1]（P71）。因而，赛珍珠将中国现代作家所写的东西文化与艺术观念嫁接而生的所谓小说称为“杂牌产品”，认为他们过多地受到外来影响，而对“自己国家的文化财富却相当无知”[1]（P65）;同时，她也向美国本土的作家推介中国小说的叙事方式与审美风格。
《大地》三部曲的叙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典型的“无技巧”叙事的范本。“这天是王龙结婚的日子。”[4]（P3）——第一部开篇的第一句话，确定了小说整体的叙述风格与基调。婚嫁本是人生的一件大事，对于男人来说，“成家”与“立业”密不可分，其为男人成熟的根本标志，可是赛珍珠写来，波澜不惊，如日常衣食住行般淡然铺开：照常起床、侍候老父、进城接亲、宴请亲朋、新婚之夜、早起下地……直至生育子女、收获买地、忍饥逃荒、流离失所、发财置地、纳妾生孙……无论是世间的天灾人祸，还是家人的生老病死，在赛珍珠的笔下，这个家庭的故事均如泱泱流水，顺势而动，散漫溢开，轻巧流转，不追求情节的跌宕起伏，也无心故事的惊心动魄，更无意于结构的奇联妙结、技巧的精雕细琢，一切情节皆随自然铺展的叙述不疾不徐而又流畅裕如地展开，如节奏缓缓地打开一幅清晰勾勒的风俗人情绘本。如叙写王龙年老体衰、返回故土静静等待生命终结之段落：“春天过去了，接着夏天也很快地转入了收获的季节。冬天到来之前，在秋天温暖的阳光下，王龙坐在从前他父亲靠墙坐着的地方。现在，除了吃喝和土地，他再也不想什么新的事情。但是他只想土地本身，不再想地里的收成怎样，也不再想该播什么种子或别的事情。他有时弯下身，从地里抓些土放在手里。他握着土，感到心满意足。他想着土地，想着他绝好的棺材。仁慈的土地不慌不忙地等着他，一直等到他应该回到土里的时候。”[4]（P209-210）——生老病死于普通农人而言，如这四季运行，非常自然，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依然有眷恋，有不舍，却没有惊慌抗拒，一切都化为顺应自然的宁静与静默柔顺的等待。正如赛珍珠自言：“一个优秀的小说家——或者说在中国，人们是这样教给我的——最重要的应该是‘自然’，就是说丝毫不矫揉造作，非常灵活多变，完全听凭流过他头脑的素材的支配。他的全部责任只是把他想到的生活加以整理，在时间、空间和事件的片断中，找出本质的和内在的顺序、节奏和形式。”[1]（P74）因而对于人物故事的叙述，作者写来也与其主人公一样不动声色而顺应自然，但其表面平静的叙述之中却贯注着潜流暗涌的诗意，融汇着心同感应的共情，因而整部作品自然和顺的叙述层面之下蕴蓄着一种特别的情感张力。
赛珍珠在小说创作的整体把握中，也没有忽略“为了使地点或人物逼真生动”[1]（P71）的描写，诸多细腻生动的细节描写如珠似玉，缀结于平实流畅的叙述中，增添了作品的鲜活蕴味与艺术感染力。《大地》三部曲可谓囊括了中国现代农村的全部生活习俗，如“婚嫁”、“生育”、“农耕”、“节庆”、“丧葬”乃至“宗教”等，而每一部分习俗都错综展现于王家三代人的日常生活中，作者借助于其生活细节的描摹，饶有意味地向读者展现了中国这片乡土之上人们独特的生活方式选择及其隐含的历史文化传承与演进，从而最本真而本质地折射中国农民的生活状态及其所代表的民族性格与文化基因。如中国人独特的“生育”观与习俗，在《大地》中有着诸多细致而生动的描绘与呈示：妻子生第一个儿子时，照常下地做粗重的农活，直到临产才若无其事地回到家，做好了王龙父子的饭后，一个人镇定地关在简陋阴暗的屋子里，自己为自己接生。“他等待着，以为她会叫他把苇篾拿进去。但她没有叫。她走到门口，从门缝里伸出手，把苇篾拿了进去。她一句话没说，但他听见她沉重地喘着气，像一个跑了很多路的动物那样喘息。”“但王龙仍然站在门口，听着她沉重的、动物般的喘息。从门缝里透出一股热血的腥味，难闻得叫他害怕。女人的喘息声变得又急又粗，像在低声喊叫，但她忍着没发出叫声。他再也忍不住，正要冲进屋里时，一阵尖细有力的哭声传了出来，他忘记了一切。”[4]（P22）其后王龙告诉产后的妻子阿兰：“明天我到城里去买一斤红糖，冲红糖水给你喝。”接着又说：“我们要买一大篮鸭蛋，把它们染红然后分给村里的人。人人都会知道我有了儿子！”[4]（P23）——凡此种种极具当时中国特色的风俗，即使在中国作家的小说中都很难读到。可以说赛珍珠对中国社会观察的细致与了解的深入及其独到的细节选取与摹写功力，是其小说成功的根本缘由之一。此后阿兰在一次次生育中过着一年年的辛苦日子，直到因为严重旱灾，全家准备南下逃荒前夕，她又面临着生育的关口，丈夫王龙得知孩子生下即死之后，“他站在那里，端详着孩子的巴掌大的尸体——一张皮和骨头——一个女孩。他正想说：‘我听见她哭了——是个活的——’他看见了他女人的脸。她闭着眼，颜色紫灰，骨头从皮下突起——一张可怜、毫无表情的脸躺在那里，她已经耗尽了一切。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这个女人，肚里饥饿的东西渴望自己的生命，也从内部消耗着她，她忍受了怎么样的饥饿痛苦呀！”[4]（P49）“他没有说话，只是把死婴拿到另一个屋里，放在地上，然后找了一块破席子，把它卷了起来。死婴那只圆脑袋转来转去，他发现她脖子上有两块深色的瘀伤，但他还是做完了该做的一切。”[4]（P50）赛珍珠对生活原貌的真实可靠的描绘在读者心里产生了强烈的真实感与永恒感，而这种真实感和永恒感有相当多的部分出自这种极具冲击力的典型细节，它所映现的，除了阿兰这样的个体生命及其日常生活，还包蕴着人类面对各种苦难时的不同姿态与痛苦抉择，命运的残酷、人生的无奈中又透露着生命的坚韧与顽强。
此方面的生活积累，赛珍珠有着天然的优势。她自小随传教士父母进入中国乡镇与普通百姓毗邻而居，操中英文两种语言，同中国小孩一起玩耍，从保姆和厨师的口中听讲各种神话故事、民间传说及民风习俗……在《我的中国世界》中，她说：“我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成长——一个属于我父母，狭小的、白人的、清洁的、长老会的美国人的世界;另一个是广大的、温馨的、欢乐的、不太干净的中国人的世界。两者之间并不相通。在中国人的世界里，我说中国话，举止像中国人，和他们吃一样的东西，分享他们的感情世界。”[5]（P10）婚后她又随丈夫在安徽宿县地区生活了很长时间，在最富裕和最贫困的人群里过着中国乡镇最真切的日子。而这一切让赛珍珠对于普通中国人日常的情感观念乃至生活细节眼观耳听，身受心感，为她在小说中进行细腻逼真、生动形象的生活再现提供了源源不断、用之不竭的丰富贮藏。
赛珍珠小说创作的基本理念又促使她不断地整理、加工、开掘各种生活的有用细节;此外，必须承认的一点是，赛珍珠的小说用英文写成，其预设的读者对象应该是对中国并不熟悉甚至相当陌生的美国读者的。此种写作目的的特殊性反而会促使其注重被“本土化”写作忽视的日常细节，并开掘其独特的趣味与生动的细部，甚或可以说，正是赛珍珠的“他者视角”，为其小说带来了“异质化”的表达的同时，亦为其细节表现增添了特别的意味。
三、“人物高于一切”：形象塑造的独特成就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真正意义上的艺术的书写，‘即作为文学叙事的中国经验’，还要还原到个体生命与个体形象的主体之上，也就是要写出具体的‘人物形象’，落实到‘艺术的主体’上，才会产生出更具有现实和历史载力的叙事”[6]。因此，在《中国小说》中，赛珍珠特别强调，中国小说的故事并非“无意义的活动”，亦非“单指赤裸裸的情节”，“人物高于一切”是中国小说的重要艺术特征，并举其曾译介的《水浒传》这一传统名著作为佐证：“《水浒传》被认为是他们最伟大的三部小说之一，并不是因为它充满了刀光剑影的情节，而是因为它生动地描绘了108个人物，这些人物各不相同，每个都有其独特的地方。我曾常常听到人们津津乐道地谈那部小说：‘在一百零八人当中，不论是谁说话，不用告诉我们他的名字，只凭他说话的方式我们就知道他是谁。’因此，人物描绘的生动逼真，是中国人对小说质量的第一要求。”但是赛珍珠同时指出，“这种描绘是由人物自身的行为和语言来实现的，而不是靠作者进行解释”[1]（P71）。因此她的小说写作中看不到当时流行的西方现代派的写作手法与技巧，也弃置了注重人物心理开掘的“意识流”等细腻直接的心理铺写，不重情绪渲染与情感宣泄，而将人物的形象建构于其日常的言行举止之上。
女性形象在赛珍珠小说中更为独特传神，阿兰即其中之代表。作为王龙的第一个妻子，她整日沉默寡言，闷头操劳，却是《大地》中最具艺术特色的典型形象之一。作者在开篇借助于迎亲的王龙之眼描绘了其特别的形容：“她的脸方方的，显得很诚实，鼻子短而宽，有两只鼻孔很大，她的嘴也有点大，就像脸上的一条又深又长的伤口，两眼细小，暗淡无光，充满了某种说不清楚的悲凄。这是一副惯于沉默的面容，好像想说什么但又说不出来。她耐心地让王龙端详自己，既没有不好意思，也没有什么反应，一直等到王龙把她看了个够。他看见她的脸确实一点也不漂亮，——一张平凡、耐心、黑乎乎的脸。不过她的黑皮肤上没有麻子，嘴唇也不缺。在她的耳朵上，他看到了他给她买的那副镀金耳环——她的手上戴着他给她的戒指。”[4]（P12-13）从“相由心生”这一古老的东方观念而观之，阿兰的性情与命运在此都有了昭示，而赛珍珠通过其在不同时期并不多的言语及其生活行为表现了普通的中国农妇所共同具备的性格特征：吃苦耐劳、隐忍顺从、顽强坚韧……同时又以其个性化的举止强化了其类型化特征：如其在逃荒前夕亲手扼死刚出生的女儿，在商量返回家乡的路费时暗示卖掉女儿，这些与其童年被卖的心灵创伤和阴影、心中积郁的作为女佣挨打受辱的痛苦的交织展示，以及其向丈夫乞求在一堆珠宝中只留下一对小珍珠，每日珍藏于胸口，偶尔偷偷欣赏的女人性征流露及被丈夫强讨去送给小妾时的心痛难忍，但只是“大颗的泪珠从她的眼里沉重地慢慢滴下”，“用棒槌更使劲地捣着摊在石头上的衣服”[4]（P111）时表现出的隐忍顺从等，细腻地活画了一个表面无声无色的女人悸动鲜活的灵魂。
勃兰兑斯曾经说过：“怎样才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呢？不过是具有塑造形象和制造气氛的才能，或是通过气氛来表现形象，或是通过形象表现气氛。”[7]（P170）赛珍珠是特别发展了这后一种才能，她的小说震撼人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其精致的情节或严密的结构，而是来自于其能够如此传神地让一群男人、女人和他们的孩子站在读者的眼前，在这些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看到了中国农民的挣扎、欢乐与失望。
同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在获奖致辞《讲故事的人》中，亦回顾了自己的文学成长历程。然而在对比中，我们不难发现，莫言讲故事的内容是中国的，而其讲故事的方式明显受到了西方文学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显著体现于他的小说创作手法与艺术风格中;而赛珍珠则“在中国小说中寻找到了自己的叙述方式”[8]，将虚实结合、悬念设置、首尾圆合、叙述为重等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技巧圆熟运用，构造了其独特的小说艺术世界。这些传承已久却被本土作家漠视的“中国经验”，有效转换为赛珍珠独特的同时又颇为自由的审美表达。在《大地》、《金花》、《游击队的母亲》、《一个人的仇敌》、《群芳亭》、《同胞》等小说中，赛珍珠除了塑造出一系列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还以其独特的叙事笔调，描绘了一幅幅中国农民生活的生动画卷，展现了“中国传统式”小说的叙事风景：从容裕如、疾徐得当的叙事节奏，开阖清晰、首尾圆合的叙事结构，起伏有度、自然流畅的叙事风格——凡此种种，也启示着当代中国作家，如何在面向世界的同时从中国文学的传统与经验中汲取更多有益的滋养。
作为一个文化上的“他者”，赛珍珠在感知与提炼文学的“中国经验”时，有其“与生俱来”的局限，亦有其天然独到的优势——她能够在旁观中更为清晰而明确地感知中国文学鲜活生动的独到审美特质，能够在对比中更为精准而深入地把握中国文学的艺术特征，因而《中国小说》虽为一篇简短的作家创作谈，却凝练而全面地道出了赛珍珠的创作经验之“核心”。结合赛珍珠的具体作品，我们更能清晰地看出，中国的历史文化、时代环境以及文学传统共同促成了赛珍珠“中国经验”的生成，这种“中国经验”直接构成了她小说创作的重要精神资源，并在其作品中以多种艺术样态呈现出来。[9]赛珍珠的“中国经验”，与莫言等中国本土作家的“中国经验”，既有相同和共通之处，亦有相异和错位之处。莫言等中国本土作家的“中国经验”，在面向世界的开放与寻求中融入了诸多的世界想象;赛珍珠的“中国经验”，在“他乡亦故乡”的经历与探索中也汇通了许多的跨国体验——他们这种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中国经验”，互为参照、相映成趣，共同成就了中国文学异彩纷呈的艺术表现。
参 考 文 献
[1] 赛珍珠：《中国小说》，载刘龙主编：《赛珍珠研究》，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
[2] 鲁迅：《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 赛珍珠：《大地三部曲》，王逢振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5] Pearl S. Buck：My Several Worlds-A Personal Record.New York：John Day，1954.
[6] 张清华：《“中国经验”的道德悲剧与文学宿命》，载《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4期.
[7] 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6分册，高中甫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8] 李云雷：《赛珍珠：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载《南方文坛》2014年第3期.
[9] 韩传喜：《中国经验：赛珍珠与莫言研究的一个视角》，载《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责任编辑 杜桂萍 马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