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有诗云：“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中国最早的侠客们，为文化史注入了奇异坦荡的气质。武侠史研究专家林遥，著有《中国武侠小说史话》，本文摘编自该书第一章，讲述中国早期游侠的故事，标题及内文有所改动。
“侠之不作，皆儒之为梗”
成书于战国晚期的《韩非子》，是现存最早有关侠的论述文献，这一时期侠的概念、形象以及精神特质已经确立。论者多把眼光投向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著作和诸子著作，以期发掘出具有后世侠客品行或与之相类的言行事迹，推想早期侠客的精神风貌。
先秦两汉时期侠客异常活跃，侠客以游侠为名。战国到西汉前期，游侠数量极多，活跃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与政权基本上能够和平共处、相安无事。侠客们以善义之举获得美名，甚而为人民所称颂和讴歌。
明末大思想家王夫之谈到秦汉的历史时，曾对秦汉游侠的兴盛原因做出分析，他认为：“上不能养民，而游侠养之也。民乍失侯王之主而无归，富而豪者起而邀之，而侠遂横于天下。”
据班固记载，尽管西汉文帝、景帝之后屡次兴狱，游侠之徒遭到诛杀，然而直至王莽篡位、西汉覆亡，仍有一批影响力巨大的游侠。
从《韩非子》《史记》和《汉书》等史书记载中可以看到，彼时侠客确实盛极一时。这些作者与侠客生活在同一时代，其感受和体验是真切而实际的，所述之辞也并非道听途说，因此能够较为客观地展现出历史上侠客的真实面目。
当然，历史上真实又有明确记述的游侠，与今天文学作品中讴歌的侠客和人们印象的侠客，有着多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有的在今天看来已经与侠客的身份同道德操守相去甚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先秦时期的侠客与政权没有尖锐的矛盾冲突，游侠的存在得到君主的允许，君主以礼待之，更有甚者将游侠供为身边的武装警卫。“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王公贵族受到君王的影响，因而“聚带剑之客，养必死之士，以彰其盛”的大臣不在少数。在韩非看来，游侠“私剑”，受人主厚赏而无攻城野战之能，对于法律的施行以及民心士气的稳定极为不利，因而力谏君主将游侠之徒摒斥，“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
值得一提的是，游侠并不完全等同于“私剑”，一些由于生活潦倒、渴求功名的游侠投身权贵，向依靠武力成为主人保镖的“私剑”转变。主要职责是护主周全，同时兼任刺客和杀手，充当消除政治异己的工具。对此，韩非提出：法术之士“其可以罪过诬者，以公法而课之；其不可被以罪过者，以私剑而穷之，是明法术而逆主上者，不僇于吏诛，必死于私剑矣”。
其次，游侠并不是后世人们心目中理想人格与完美的化身。战国时代的游侠事迹，今天已经看不到具体的描述，就《史记》《汉书》所记游侠的行为来看，当时“游侠”秉承的“侠义精神”，与同时期的老、庄或者儒、墨，有着极大不同，被这些学术思想所排斥。
儒家基本反对以武行侠的行为，在他们看来，君子当“尚文行礼”，只有小人才会尚武任侠。
道家学说宣扬“绝圣去智”以使民不争，《庄子》更是明确将“天子剑”、“诸侯剑”、“庶人剑”三端作为武力竞争的界定。“庶人之剑，蓬头突鬓垂冠，曼胡之缨，后短之衣，瞋目而语难。相击于前，上斩颈领，下决肝肺，此庶人之剑，无异于斗鸡。一旦命已绝矣，无所用于国事。”由此可以看出，庄子并不赞成个人武力，认为无益于国、不过愤逞私意罢了。
法家力排游侠，不允许其介入政治生活，认为游侠导致社会动荡、法律废弛。韩非认为：
“行剑攻杀，暴憿之民也，而尊之曰兼勇之士；活贼匿奸，当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誉之士……此六民者，世之所誉也。赴险殉诚，死节之民，而世少之曰失计之民也。”
韩非提出君主治国应首重利、威、名三条，此三条不修，必使国家衰败，而利毁、威堕、名乱的直接原因便是“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因此极力主张驱逐儒侠带剑之流。
即使与游侠行为最为接近的墨家其实也反对游侠的存在。墨家成员尽管来自民间为主，主张“摩顶放踵以利天下”，注重先王仁义，推崇“任为身心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但根据《墨子》书中记载，可以看出墨家对天下大事的干预更强调组织性、计划性，他们希望平息干戈，停止纷争，并不完全认同游侠所谓的侠义行为。因此在冯友兰看来，墨家与游侠区别于两点：“第一点，普通的游俠只要得到酬谢，或受到封建主的恩惠，那就不论什么仗都打；墨子及其门徒则不然，他们强烈反对侵略战争，所以他们只愿意参加限于自卫的战争。第二点，普通的游侠只限于信守职业道德的条规，无所发挥；可是墨子却详细阐明了这种职业道德，论证它是合理的、正当的。这样，墨子的社会背景虽然是侠，却同时成为一个新学派的创建人。”
汉代独尊儒术，游侠这个群体，受到了理论、实践的双重打击，西汉覆亡之时，史籍上终于响起侠的挽歌。
民国时期的汤增璧称：“侠之不作，皆儒之为梗”，此中不无道理。
史籍中的“游侠”
《游侠列传》为后世的“侠义精神”提供了方向，它既包含了侠的精神，也包含了义的取舍，内涵丰富，体现在多个方面：
其一，人格独立，不附权势。
《游侠列传》记载的首位大侠是朱家，鲁人，与汉高祖刘邦同时代。鲁地是孔子的故乡，儒学的发源地，故“鲁人皆以儒教”，但也有特例，“而朱家用侠闻”，可见侠者人格、思想的独立。朱家一生仗义行侠，帮助过很多人，他帮助别人有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先从贫贱始”，权势富贵对他来说并不重要，他只是在做自己认为正确而有意义的事情。朱家的行为得到世人的尊重，成为当时侠的楷模，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侠客田仲就曾“父事朱家”，还常常把自己的行为同朱家做比较，“自以为行弗及”。田仲之后，又出现了一位侠，就是剧孟，他出生于东周的都城洛阳，是个洒脱不羁的传奇人物，史书载“剧孟行大类朱家”，时洛阳人“以商贾为资，而剧孟以任侠显诸侯”。侠的个性体现无遗。他对权势、富贵并不看重，“吴楚反时，条侯为太尉，乘传车将至河南，得剧孟，喜曰：‘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无能为已矣’天下骚动，宰相得之若得一敌国云”。这样一个名动天下的人物，却不依附于可以给他荣华富贵的任何政治力量，洁身自好，任气行侠，实为不易。
其二、重诺守信，千里诵义。
“侠义精神”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言必信、行必果，遵守承诺，即要忠人之事，为此他们愿付出任何代价，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游侠列传》中有这样一个人物，名为籍少公，郭解杀人后逃至临晋，“临晋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关。籍少公已出解，解转入太原，所过辄告主人家。吏逐之，迹至籍少公。少公自杀，口绝”。面对素不相识的郭解，籍少公完全可以像其他人一样，把郭解的行踪告诉官吏，可是在侠客看来，既然救了人，就对所救之人有了承诺，有了责任和使命，不管付出任何代价也要坚守这个秘密。
其三、救人于厄，振人不赡。
侠的身上具有一个可贵的品质，就是在别人面临厄困的时候，会毫不犹豫地施以援手，但有一个原则就是施恩不图报，这也是“侠义精神”另一个重要体现。之前提到的朱家便是如此。秦朝末年，烽烟四起，战乱频繁，百姓流离。汉朝初建，刘邦又开始扫荡政敌，处理功臣，即便是显赫一时的名门望族，也惶惶不可终日，而一介布衣的朱家却“藏活豪士以百数，其余庸人不可胜言”“然终不伐其能，歆其德，诸所尝施，唯恐见之”。将军季布因在楚汉之争中助项羽“数窘汉王”，所以在项羽兵败后，高祖刘邦“购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在这种情况下，朱家冒着灭族的危险将季布藏在自己的家中，后来他又劝说汝阴侯夏侯婴向高祖进言，最终赦免了季布。这对季布来说是恩同再造，然朱家“既阴脱季布将军之阸，及布尊贵，终身不见也”。郭解为人也一样，“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洛阳人有相仇者，邑中贤豪居间者以十数，终不听客乃见郭解。解夜见仇家，仇家曲听解。解乃谓仇家曰：‘吾闻洛阳诸公在此间，多不听者，今子幸而听解，解奈何乃从他县夺人邑中贤大夫权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无用，待我去，令洛阳豪居其间，乃听之’”。
其四、轻财好义，快意恩仇。
司马迁笔下的游侠都比较清贫，朱家“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軥牛”。剧孟死后人们才发现他“家无余十金之财”，郭解虽以富豪的名义被迁往茂陵，可实际情况是“解家贫，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以他们的地位和声望，不能富甲一方，也应该是家资丰饶，却为何如此拮据呢？他们不富裕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作为侠，他们看重的并非钱财和自身的利益，钱财只是用来救助别人的，是用来行侠仗义的，这些东西远不如他们终生信仰的“侠义”重要。
侠客，区别于其他社会群体的另一个特征，就是他们的行为有时会超越国家的制度和法律，他们往往率性而为，恩仇必报，因而被统治者视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不遗余力地进行打击。
以郭解为代表的一批游侠就是如此，这些人无所畏惧，快意恩仇，把行侠作为一种终生的理想。书中说郭解“少时阴贼，慨不快意，身所杀甚众”，年长以后尽管有所收敛，仍“自喜为侠益甚”，郭解的行为影响了一批人，皆愿为其效死命，“少年慕其行，亦辄为报仇，不使知也”。郭解被捕后，“轵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誉郭解，生曰：‘郭解专以奸犯公法，何谓贤！’解客闻，杀此生，断其舌，吏以此责解，解实不知杀者，杀者亦竟绝，莫知为谁”。
虽然此人手段过于残忍，但也可以看出，侠客们对“侠义精神”有着自己的理解，尽管这种理解有些偏激，但他们却坚信不移，所以只有侠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快意恩仇。
玄幻奇异的志怪之侠
两汉时期《史记》《汉书》等史籍作品中的游侠事迹，为后来的唐代传奇小说提供了历史和人物元素，而玄奇和神怪元素，则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
这一时期，小说推崇“奇幻通俗”的美感，正如《搜神记》的特点“述千载之前，记殊俗之表”且“不避虚错”，“有以游心寓目而无尤”。再如《世说新语》，“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而“远实用而近娱乐”。《拾遗记》同样是“搜撰异同，而殊怪毕举，纪事存朴，爱广尚奇。”这一时期的作者，追求的就是文字的“奇幻”“通俗”之美。
“武侠”题材是魏晋南北朝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正如同时代其他题材小说的创作思路一样，“武侠”题材同样追求“奇幻”和“通俗”，于是就出现了飞檐走壁的异人、飞剑杀人的仙术、威力莫测的宝物……这些素材都成为以后武侠小说重要的组成部分。
魏晋南北朝小说里的侠客都具有奇才异能，过人的武勇是侠客行为的主要依托，比如《邓遐治蛟》里关于邓遐治蛟的描述，首先勾勒了除蛟的环境——“潭极深”，“常有蛟杀人，浴汲死者不脱岁”。读者受蛟龙杀人所吸引，于是有想进一步了解故事的欲望。接着写侠客邓遐出场，他“素勇健，愤而入水觅蛟”，不仅道出了侠客斩蛟时的愤怒心情，也表现了他為民除害的大义精神。再有斩蛟场面的描写——“拔剑入水，蛟绕其足。遐自挥剑，截蛟数段，流血水丹。”将人蛟大战的惨烈场面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侠客这些超人的行为昭示了故事的“奇幻”美。《古冶子》里齐景公在渡江时遭遇吃人的鼋怪，“众皆惊惕”。在危急时刻，古冶子奋勇而起，“于是拔剑从之，邪行五里，逆行三里，至于砥柱之下，杀之，乃鼋也，左手持鼋头，右手拔左骖，燕跃鹄踊而出，仰天大呼，水为逆流三百步。”小说采用了夸张的手法描写侠客的行为，在水中肉搏鼋怪已经不是一般人所为，竟还要“邪行五里，逆行三里”。最终鼋怪被杀，侠客两手各提着鼋怪的头颅以及被它掠去的驾马，“燕跃鹄踊而出，仰天大呼，水为逆流三百步。”侠客拥有的能力已然超出了常人的范畴，化身为超人式的存在。由于故事发生在遥远的年代，读者无心辨其真伪，在虚构的前提下融合了真实的人物和神话的力量，凡人的故事得以体现神话的奇幻之美。
诸如此类拥有神力、显出超人特质的侠客形象在这一时期的小说里散见各处，《三王墓》里，赤比自刎后仍可“两手捧头及剑奉之”，其头颅烹煮三天而不烂，还能“踔出汤中，踬目大怒”。首级已断，意志犹存，此为复仇成功的重要因素，也是小说的要点，尽显奇幻之风。
罗立群谈及魏晋时期的武侠小说时称：“干宝《搜神记》中的《三王墓》是这个时期十分出色的武侠小说”，“这篇小说结构缜密、完整，情节丰富，尤其是生动的对话对刻画人物，完善情节起着重要的作用”，还评价该小说“细节描写亦十分出色”。
魏晋南北朝的小说，受到了建安风骨的慷慨之气、魏晋时期风行的“神怪巫风”以及混战不休的乱世景象等客观条件的影响，形成了武侠小说“寓真于幻”的美学思想，对后来的武侠小说影响深远。唐代传奇、宋元话本、明清章回小说、民国旧派武侠、港台新派武侠以及21世纪的大陆新武侠，均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小说“奇幻”的美学有所继承和发展。渗透其中的神秘观念，与小说构成了内在的统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