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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考察金庸的中篇小说《白马啸西风》（以下简称《白马》）。通过对《白马》版本的比较研究，以精英文学的若干标准，厘清“五四”新文学对《白马》的影响，并把《白马》置于金庸武侠小说创作的总体进程中加以考察，同时解析金庸创作《白马》前后的处境，从而展示出《白马》在金庸小说从商品味走向书卷气这一嬗变过程中的独特意义。
关键词： 《白马啸西风》 金庸 武侠小说
一
金庸的武侠小说向来脍炙人口。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台湾远景出版社社长沈登恩公开征集金庸研究论著以来，二十几年中，“金学”已蔚为大观。笔者通过阅读金庸作品和诸多研究者的论著，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主流文学史家和文艺批评家要把金庸的作品抬入高雅文学殿堂的同时，金庸本人却在许多场合公开表示他的作品只是娱乐性的行为，他的创作动机是商业性的。其实，金庸的履历表中最重要的一项莫过于他是一名报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香港的殖民地商业背景下，他“南来白手少年行”，缔造了一个庞大的《明报》帝国，而武侠小说，当初只是他为招徕读者，增加报纸发行量的“无心之柳”。如今这棵“无心之柳”早已枝繁叶茂，绿树成荫，金庸也以此闻名于世。“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这一联传播之广，金大侠足可睥睨百代了。尽管金庸一向自谦，我们还是可以看到金庸的作品总体上告别了“旧派武侠”快意恩仇、血雨腥风的江湖，摆脱了“一道白光，取人首级于千里之外”的怪力乱神，也不同于技击派把武技坐实的写法，而更趋于写意化。武侠越是写意，人生越是真实。然而静下心来，细细阅读文本，从“涵盖乾坤”风流倜傥的《书剑恩仇录》到“随波逐浪”左右逢源的《鹿鼎记》，从建构到解构，金庸作品链中似乎有某种规律存在：在通俗化写作的同时，漂泊海外的士子骨子里的那份精英意识何时才开始自觉地改造其通俗小说，或者说是否有着这样一个契合点，在娱乐性、商业性写作的同时，金庸何时才开始自觉追求文学作品的艺术性、思想性，努力写出由武侠人生而传达出来的一般人生况味？
为了便于说明，以下列出金庸小说报刊连载与修订出版时间表：
金庸小说报刊连载与修订出版时间表［1］
二
我们把目光聚焦在一部备受冷遇的中篇小说上：《白马啸西风》。
1.《白马啸西风》是一部很特别的武侠小说。它的文体风格不似武侠小说，而是略带一些淡淡的哀伤，类似于散文诗的笔触。严家炎先生曾称赞它“写得委婉别致，写得韵味深长”［2］，温瑞安先生也评价：“作者丰富的感情，自然流露在文笔里，用一种咏史式典丽多情的文体，使得全篇成为金庸作品里最令人伤感的一部小说。”［3］就是这样一部小说，在学界却备受冷遇，不仅论者寥寥，鲜有专论，而且一般评价不高。很多读者也是仅知其名，远不如谈起“射雕三部曲”等来得兴致勃勃。早期的金庸研究者倪匡先生在《我看金庸小说》中把《白马》排在第十四位，并声称“《白马》在未修改之前，不通；修改之后，通了”［4］。邓集田先生论证了《白马》的实验性［5］，论据之一就是该小说的跨文体实验，意思是纯粹的小说就应该完全讲故事，不能插入诗歌、童话、神话、寓言、民谣等多种文体因素，一旦插入，即被视为创新，从而具备了实验性，此论颇可商榷。笔者认为，小说之所以从近代以来被标榜为文学之最上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小说具备其他文体所不具备的包容性。只要随便翻一下古典名著四大小说，我们便可发现其中大量的诗词、神话、民谣等多种文体因素，从而丰富了小说的内涵，也增加了小说的可读性。论据之二则是《白马》的反武侠倾向，其实何谓“反武侠”，还是众说纷纭，未定于一。梁羽生强调“与其有‘武’无‘侠’，毋宁有‘侠’无‘武’”［6］，武侠小说应该注重“侠”的精神气质，而拘泥于武功招式，则失之皮相了。如张恨水创作《啼笑因缘》，为吸引更多读者，迎合其时的武侠热，便加上了武侠人物关寿峰父女，武侠只是小说中一元素而已，“反武侠”的提法似无必要。但是这给我们一个重要的信息，写《白马》，金庸已不着意于武侠，而是努力写出由武侠人生传达出来的一般人生况味了。对此，本文试图以新文学作品为参照，把《白马》放到金庸武侠小说创作的总体进程中加以论述。
2.原版《白马》与今版《白马》
做文学史的研究，尤其是这种历时性的研究，必须追溯作品原貌，如此才能更真实地了解作者当时的创作情况。这样就牵涉到《白马》的两个版本，即1961年在《明报》连载的原版《白马》和1977年修改过的今版《白马》。
通过两个版本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今版《白马》取消了原来分章节的标题式布局，使作品叙事结构更加紧凑圆融；另外，原版《白马》中高昌古国的财宝是真实存在的，而今版《白马》中，高昌古国本身也成了一个象征，从而服务于作品的主旨。笔者感受最深的是今版第一集（一至四回）几乎没做任何改动，保持了原版的语言风格和叙事调子，而作为金庸作品中改动最多的两部小说（另一部是《碧血剑》）之一，《白马》的改动，主要体现在作品第二集（五至九回）的修改。细心的读者在阅读原版时，可以明显感受到一种不和谐的因素，第一集舒缓有致的叙事风格和略带哀伤的调子到了第二集就陡然间波诡云谲，令人目不暇接起来。作为在报纸上连载以满足读者故事欲望的小说，这样写是成功的，但是作为文学作品而言，无疑是败笔，这反映了金庸的矛盾。
准确说来，《白马》的草创应在1960年，是金庸为长城电影公司撰写的一个剧本［7］，金庸在把一个剧本改为一篇小说时，应该说是抱着重新创作润色的心态的，而他后来修订《白马》时所保留的前四回的内容，自然是他认为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先来看一看金庸认为有价值的是一些什么样的文字。
窗外传进来一阵奇妙的宛转的鸟鸣声音，那声音很远，但听得很清楚。又是甜美，又是凄凉，便像一个少女在唱着清脆而柔和的歌。
李文秀侧耳听着，那鸣歌之声渐渐远去，终於低微得听不见了。她悲痛的心灵中得到了一些安慰，呆呆的出了一会神，低声道：「爷爷，这鸟儿唱得真好听。」
计老人道：「是的，唱得真好听，那是草原上的夜莺，哈萨克人说，这是草原上一个最美丽、最会唱歌的少女死了之后变的。她的情郎不爱她了，她伤心死的。」李文秀迷惘地道：「她最美丽，又最会唱歌，为什么不爱她了？」
计老人听了她这句问话。突然间又是脸色一变，大声说「她这么美丽，为什么不爱她了？」这几句话说得甚是突兀，又将李文秀吓了一跳，计老人出了一会神，长长的叹了口气，说道：「世界上有许多事，是你小孩子不懂的。」这时候，远处草原上的夜莺又唱起歌来了。
它唱得令人觉得又甜蜜，又是心酸。
（例一 原版《白马》 第二回 草原上的夜莺）
阿曼笑道：「小傻仔，你知道有大风雪，为什么大着胆子在这里等我？」苏普笑道：「咱俩天天在这儿相会，比吃饭还要紧，便是落刀落剑，我也会在这里等你。」 他俩并肩坐在小丘之上，情话绵绵，李文秀隔着几株大树，不由得痴了。他俩的说话有时很响，她便听得清清楚楚，有时变得喁喁细语，她一句也听不见。蓦地里，两人不知说到了什么好笑的事，一齐纵声大笑起来。
但即使是很响的说话，她其实也是听而不闻，她不是在偷听他们说情话，她眼前似乎看见一个小男孩，一个小女孩，也这么肩并肩的坐着，就是坐在这块草地上，这株大树的旁边。小男孩是苏普，小女孩却是她自己。他们在讲故事，讲什么故事，她早已忘记了，但十年前的情景，却清清楚楚地出现在她眼前。……
鹅毛般的大雪一片片的飘下来，落在三匹马上，落在三人的身上。苏普和阿曼笑语正浓，浑没在意；李文秀却是没有觉得。雪花在三人的头发上堆积起来，三人的头发都白了。
几十年之后，当三个人的头发真的都白了，是不是苏普阿曼仍旧这般言笑宴宴，李文秀仍旧这般寂寞孤单？她仍是记着别人，别人的心中却早没了一丝她的影子？
（例二 原版《白马》 第四回 星月争辉）
今版《白马》对第一段的描写几乎保持原貌，只是改动了个别词句，使行文更加简洁凝练。唯一较大的改动是删去了“ 计老人听了她这句问话。突然间又是脸色一变，大声说「她这么美丽，为什么不爱她了？」这几句话说得甚是突兀，又将李文秀吓了一跳”。可能作者的原意，是要伏下青年人马家骏——即化了装的“计老人”的一段往事，由于下文没有接上，而且这句话在这种情境下“甚是突兀”，就删去了。另外一处较明显的改动是把“夜莺”换成了“天铃鸟”，从而使作品更富有童话色彩，“她最美丽，又最会唱歌，为什么不爱她了？”——“天铃鸟”成了李文秀悲剧命运的化身。第二段的行文很值得注意，金庸采用了电影手法，两组情境蒙太奇式的组接，把画面表现得很富有伤感气息，而金庸又采取一个全知的观点，使得这段叙述的时空跨度更大。“雪花堆积成白发”的意象，加上作者舒缓的语气，使行文更耐人寻味。
从原版《白马》第一集与第二集的风格差异上，我们可以发现金庸努力营造的“书卷气”最终还是让位于“商品味”。我们看到其他武侠小说家的作品出人意料的情节大多不近人情而略显牵强，也就可以理解金庸了，毕竟金庸在写《白马》的时候是有意识地想写得别致一些，是一次也许并不彻底的尝试。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今版《白马》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
3.《白马》与“五四”新文学
很多人在阅读金庸作品时，往往有一种近乎直觉的朴素感受，即金庸的小说与“五四”新文学及西方近现代文学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比如论者经常举到的一个例子，《倚天屠龙记》第六章描写谢逊“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叹声之中充满着无穷无尽的痛苦、无边无际的绝望，竟然不似人声，更像是受了重伤的野兽临死时悲嗥一般”［8］。这段描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美国现实主义作家杰克伦敦在小说《海狼》里的描写，以及鲁迅的小说《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其哭声“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9］）。这样像狼一般的绝望怒嗥，《天龙八部》中的绝世英雄乔峰也发出过。尽管金庸本人不大讲到他的作品与新文学有什么关系，但毫无疑问，世人皆知金庸的作品是新派武侠小说的巅峰，“新派武侠”的一个“新”字道破了此中天机。严家炎称金庸的新文学根柢为其“内功”，准确一点来说，是金庸“运用中国新文学和西方近代文学的经验来改造通俗文学的努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10］。
我们在阅读《白马》的时候强烈地感受到《白马》的主旨及其叙事风格与新文学作家沈从文的《边城》有着很好的对举关系。金庸早年曾在湘西生活过近两年时间，而且用铅笔记下了三大册、上千首的当地民歌［11］。他本人也曾表示“中国新文学作家中，我喜欢沈从文”［12］。本文在此无意作雅俗之辨，而且《边城》的成就也远非《白马》可比，我们只是把《边城》作为一个参照，比如《白马》里李文秀和计老人关系的描写与《边城》中翠翠与祖父关系的描写便颇为相似，再如例一中用鸟鸣来转嫁人物情绪的手法与下面这段文字也如出一辙［13］：
翠翠抱膝坐在月光下，傍着祖父身边，问了许多关于那个可怜母亲的故事。间或吁一口气，似乎心中压上了些分量沉重的东西，想挪移得远一点，才吁着这种气，可是却无从把东西挪开。
月光如银子，无处不可照及，山上篁竹在月光下皆成为黑色。身边虫声繁密如落雨。间或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忽然会有一只草莺“落落落落嘘！”啭着它的喉咙，不久之间，这小鸟儿又好象明白这是半夜，便仍然闭着那小小眼儿安睡了。
严家炎在《金庸的“内功”：新文学根柢》中从文学观念、小说结构、叙事语言、意境创造、写作态度五个方面对金庸的武侠小说作了一次全方位的观照，我们也从这几个方面对《白马》加以考察。先说文学观念，严家炎认为“金庸小说从根本上跳出了传统武侠小说那种着力编故事的创作路数，而把人物塑造、性格刻画放到了首位”［14］。其实金庸创作伊始，还是编故事，尽管金庸自称“我个人写武侠小说的理想是塑造人物……我构思的时候，亦是以主角为中心，先想几个主要人物的个性是如何，情节也是配合主角的个性，这个人有怎样的性格，才会发生怎样的事情”［15］，然而这只是金庸的创作手法，而客观上他也做得比较好而已。严家炎的论断并不适合当时的金庸。我们在原版《白马》中就能明显感受到金庸一方面想努力写出人物的性格，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考虑文学以外的一些因素，以至于出现了上文提到的金庸的矛盾，即为“性格与情节之争”，而今版《白馬》则力避这一矛盾，从中也可看出金庸严谨的写作态度。在小说结构上，由于《白马》的故事是中篇小说，无法显示出严家炎所说的那种“四世同堂”式的结构，但《白马》的结构也绝非传统章回体的写法，小说以主人公李文秀的成长经历为主线，交织着陈达海等汉人强盗追寻白马，以及苏普、阿曼、李文秀之间的爱恨情仇，暗伏了计老人与华辉几十年的明争暗斗，也可谓多重线索，错综复杂了。倪匡说“白首相知犹按剑，朱门笑达早弹冠，这一联，是《白马》的主旨”［16］，其实这只是一条副线，金庸本人的意思，是要通过李文秀的遭遇写出人生的无奈“如果你深深爱着的人，却深深地爱上了别人，有什么法子？”，这种人生的无奈也是《边城》中“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所要表达的。至于叙事语言，金庸很注意语言在不同情境中的不同表达，但是总体上又通俗洗练，优美传神。严家炎说“他保持了五四新文学语言的新鲜活泼，少了一点欧化，增加了一点浅近的文言，既流畅利索，又古朴有力，类似于沈从文”，可谓中的之语。我们试看几例：
车尔库也是哈萨克族中出名的勇士，千里外的人都知道他驯服野马的本领。他奔跑之迅速，有人说在一里路之内，任何骏马都追他不上，即使在一里路之外，输给那匹马，但也只相差一个鼻子。原野上的牧民们围着火堆时闲谈，许多人都说，如果车尔库的鼻子不是这样扁的话，那么还是他胜了。
（例三 原版《白马》 第二回 草原上的夜莺）
草原上的夜晚，天很高、很蓝，星星很亮，青草和小花散播着芳香。
歌声很清晰了，唱得又是婉转，又是娇媚。李文秀的心跟着歌声而狂喜，轻轻跨下马背，让它自由自在地嚼着青草。她自己仰天躺在草地上，沉醉在歌声之中。
（例四 原版《白马》 第二回 草原上的夜莺）
例三的语言充满民族风情，幽默风趣地写出了车尔库的惊人速度，同时也从侧面点出了车尔库在牧民中的声威。例四完全是“五四”新文学语言，如果把“李文秀”换成“翠翠”，那么放在沈从文的集子里，相信也无不可。
可以说，《白马》完全够得上新文学的标准，只是在此基础上加上一点武侠元素而已。
4.金庸作品链中的《白马》
从上文的表中可以看到，《白马》的最初创作时间是1961年，创作次序在金庸的十五部作品中拦腰斩断，排在第八位。我们把《白马》放到金庸武侠小说创作的总体进程中，来考察一番。
金庸是一位勇于创新的作家，作为与鲁迅雅俗双峰并峙的人物，他的十五部作品“每一部都出手不凡，每一部都别开生面”［17］。俞磊先生根据小说主人公精神内涵的不同，把金庸十五部作品分为“前英雄时代”、“英雄时代”、“后英雄时代”三个创作阶段［18］。笔者认为其忽略了金庸作为创作主体的客观情况，而这样有层次的划分，实际上也存在交叉的现象，如同某些论者认为金庸小说的主人公的学历越来越低一样一厢情愿，作者之心未必然。武侠小说首重故事，其次是人物，读者要看热闹。金庸的开山之作《书剑恩仇录》脱胎于《水浒传》，红花会群雄一路打打闹闹，如同陈家洛的“百花错拳”一样令人眼花缭乱，人物出场打拱之际俨然《三国演义》。《碧血剑》同样偏重于故事，人物性格也并不鲜明。两个主角袁崇焕和金蛇郎君都作了暗处理。袁承志与陈家洛一样，个性比较单一，既无特色，亦乏变化，无所作为后都选择了逃避，不免英雄气短了些。这两部作品有些地方还带有作者某些陈旧的价值观，如封建社会的愚忠等，当然这也可能是作者拘于故事时代的局限。到了《射雕英雄传》，结构严谨，大气磅礴，虚构的“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几乎成了一段时期武侠小说的经典范式。作者这时已经注意到人物性格在情节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如靖蓉二人的个性互补一直推动故事的发展。这几部作品写尽了家仇国恨，主旋律的气味较浓。从《书剑恩仇录》的学步武林到《碧血剑》的大胆尝试，《射雕英雄传》的出世，奠定了金庸武侠小说大宗匠的地位。《雪山飞狐》还是炫技巧炫结构，熔百年恩仇于一日之内，作者讲故事的本领发挥到了极致。与《碧血剑》一样，《雪山飞狐》真正的主角，是死去的胡一刀，胡斐的形象到了《飞狐外传》中才渐渐成形。《神雕侠侣》写杨过成长的故事，由狂而侠，其事虽奇，其情至真。正如大多数论者所言，故事若以悲剧结局，则其文学性更强。然而金庸怕读者一气之下，再也不看《明报》，遂以杨龙二人之性格为由，欢喜收场。《飞狐外传》是《雪山飞狐》的前传，写了胡斐这个真英雄大豪杰的成长故事，“不为美色所动，不为哀恳所动，不为面子所动”［19］。《倚天屠龙记》写了一个好人张无忌，性格颇为中庸，而故事却充满传奇色彩。另外，全书写了将近四分之一主人公才出生，结构上颇为失调。
读罢《白马》之前的作品，可能会有一个个鲜活的形象在脑子里，那些刀光剑影，侠骨柔情，比小说本身所要表达的主题更能强烈地感染我们。这正是报人金庸的成功之处，武侠小说到了金庸手里，可以说大放异彩。但是金庸显然还另有所求。知识分子向来是羞为武侠的，认为荒诞不经之词不登大雅之堂。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家宫白羽曾问学于鲁迅，后因生活所迫而创作《十二金钱镖》，每忆及此事，都耿耿于怀。由于文学观念的惯性和知识分子以精英自居的自尊心（漂泊海外的金庸尤甚），使金庸每每谈起自己的武侠创作，都表态“基本上是娱乐性的”，这与晚唐五代词之初起，文人创作时都标举“戏作”，道理是一样的。金庸骨子里的精英意识与他所表现出来的驾驭武侠小说的能力，促使他改造这一通俗文类，使其能表现出更加广阔的人生百态，更加深沉的人生感慨，甚至使其作品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哲学意味，达到与精英文学同样的功用而并驾齐驱。《白马》正是金庸武侠小说由“商品味”走向“书卷气”的必然产物。
我们读《白马》之后的作品，在武侠之后，会更多地陷入一些沉思。《鸳鸯刀》在插科打诨之后我们看到了“仁者无敌”。《天龙八部》豪情跌宕，旅美华裔教授陈世骧先生说得好“无人不冤，有情皆孽”［20］，轰轰烈烈之后多是始料不及事与愿违，入世而出世，无为而有为，应作如是观。儒释道最终统一于佛法无边，我们体会更多的是人生的苦涩与无奈。无怪乎陈先生在信中把金庸的作品比作“元剧之异军突起”，这给金庸的信心无疑是巨大的。《连城诀》写人欲之不足，用笔老辣，父与女，师与徒，惨酷绝裂，我们如何面对人类精神家园的失落？《侠客行》中的石破天与狄云一样，返璞归真，以其无欲无求之心，无知无识之身破解了侠客岛的秘密，矛头直指“烦琐哲学”。《笑傲江湖》影射政治斗争，探讨了权力腐蚀人性，环境束缚人性，欲望摧残人性的问题，人性的復杂多面，实不可蠡测。伪君子岳不群之名甚至盖过了主角令狐冲。《鹿鼎记》更是一部奇书，是一部官场厚黑学，社会生存学，韦小宝这小家伙，汉满蒙回藏，左右逢源，大小通吃，实是中国人之人精。《越女剑》是为任渭长的版画集《卅三剑客图》插写的小说，作者创作另有机缘［21］，不在讨论之列。
我们可以发现，《白马》之前的作品，主人公武技的提升往往推动情节的发展，同时左右人物的命运，对全书影响很大，而《白马》之后的作品，主人公的武技渐渐处于次要地位。怪不得有的读者在看《笑傲江湖》时感叹不爽，因为合令狐冲、任我行、向问天三人之力尚且敌不过东方不败的一根绣花针，在武侠迷来看，可谓斯文扫地矣。到了最后的《鹿鼎记》，韦爵爷不学无术，却能纵横江湖，在这里武技完全被作者否定掉了。这全是因为金庸此时已不着意于武侠，而是努力写出由武侠人生传达出来的一般人生况味了。
5.《白马》创作年代之前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白马》创作前后金庸的处境，客观上他是否已经具备嬗变的条件。
众所周知，金庸创办《明报》，始于1959年。在此之前，他已有四部武侠小说问世。1959年5月20日，金庸的第五部武侠小说《神雕侠侣》第一段在《明报》创刊号刊出，从此金庸的武侠小说还要担负起招徕读者，将《明报》维持下去并发扬光大的重任。倪匡曾说：“《明报》不倒闭，全靠金庸的武侠小说。”［22］话虽不无偏颇，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金庸的武侠小说在其创业史上的地位。1959年到1961年，这三年是《明报》最艰辛的草创时期，金庸常常同时创作几部武侠小说，甚至在同一版面上连载两部武侠小说。1961年是《明报》经济相当困难的一年，除了《倚天屠龙记》，他还相继写了另外两部中篇武侠小说《白马啸西风》和《鸳鸯刀》。由于《白马》和《鸳鸯刀》篇幅较短，无法把故事情节发挥得淋漓尽致，况且《白马》是在剧本的基础上加以修整，作者自然也不能像写长篇一样纵横捭阖、信笔由心。相反，金庸创作的目的性和主题性得到强化，在写《白马》的时候，体现得还不明显，我们只能从原版《白马》两集之中的风格差异，略窥一斑。到了《鸳鸯刀》，作者的这种意图与努力显露无遗。《鸳鸯刀》本是插科打诨，聊博一笑的滑稽之作，全篇围绕争夺刻有重大秘密的鸳鸯刀展开，最后谜底揭开，不过是“仁者无敌”四字而已。三万多字的中篇，不易写，然而靠这种方式来提升作品的主题意蕴，就有些生硬了。我想这不是因为作者才力有限，而是情势所逼。筚路蓝缕的时期，读者更复何求？《明报》的时代还没有到来。［23］
《明报》的转折点，是1962年的一场“灾民逃亡潮”，《明报》由于如实报道“逃亡潮”事件，“凸显了人道主义和个性”的风格而贴近读者，在香港众多报刊中脱颖而出［24］，这时的《明报》在香港已初步站稳了脚跟，随着《明报》报格的提升，金庸的社评也开始浮出水面，初露锋芒。此时的金庸也可稍稍喘口气，不再像以前一样焦头烂额，分身乏术了。
1963年10月，金庸在《明报》发表了《要裤子不要核子》的社评，引起了《大公报》、《文汇报》等左翼报纸的围攻，还引发了旷日持久的笔战。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经过“核裤论”风波、笔战《大公报》后，在高度商业化的香港社会，金庸反而成了最后的大赢家，“不仅大大提升了金庸在报界的身价，而且大大提高了《明报》的发行量……跃居《文汇报》、《大公报》之上，可谓异军突起，成为香港举足轻重的大报之一，经常卖到断市。作为商人，金庸开始日进万金”。［25］在《明报》崛起的这几年中，金庸也丝毫没有放下他的武侠小说，随着创作经验和社会阅历的积累，更因为此时的金庸，不必再为报纸的销路而烦恼，他笔下的武侠小说也越发地汪洋恣肆，仪态万方了。《白马》之后，从《鸳鸯刀》不够高明的实验，再到《天龙八部》这样武侠小说的佳作，一直到最后的《鹿鼎记》，都呈现出与《白马》以前的作品完全不同的气象。
三
回到上文提出的问题，我们认为在金庸通俗化写作的同时，《白马》就是这样一个转折点，在《白马》以前，金庸的作品更具有商业性、娱乐性，基本上是自娱娱人，《白马》以后，金庸全方位地注重其作品的品位，開始自觉追求其作品的艺术性、思想性，不满足于简简单单地塑造人物性格，而把他的作品意蕴提升到一种形而上的哲学层面上。
能写出曲折动人的故事的武侠小说是一流的武侠小说，而能通过故事情节凸显人物性格，通过人物性格展开故事情节的武侠小说，那就屈指可数了；若能在性格、情节俱丰满的情况下，写出哲学意味、表达人生感慨，则莫非王者矣。古龙的作品世所称道有哲理，然而略显廉价与轻佻，哲理毕竟不等同于哲学。《白马》以后的作品，重剑无锋，大巧不工，除金庸外，当世不作第二人想。这就是为什么金庸的二流作品放到一流武侠小说家的集子里，依然是一流，而金庸的一流作品，则是群雄难以望其项背的原因。在这个层面上，《白马》可说是金庸武侠小说创作的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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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金庸.飞狐外传.广州出版社，2002年11月，第641页.
［20］金庸.天龙八部.广州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787页.
［21］金庸.侠客行.广州出版社，2002年11月，第6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