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搜神记》作为唐前非“有意为”小说的杰出代表，它的成书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史传文学作为我国成熟较早的叙事文学，不仅与古小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古小说的产生、发展、壮大有深刻影响，也同样对《搜神记》在叙事手法与题材内容上起到不容忽视作用。
关键词： 史传文学 唐前古小说 《搜神记》 影响
《搜神记》是魏晋时期志怪小说的杰出代表，尽管依照鲁迅先生的观点，唐前志怪并非“有意为”小说，但研究中国小说史却必然要论及，足见它在我国古代小说史上的巨大影响。该书虽然内容驳杂，有些条目记载可谓荒诞，但作为我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早期小说，它的成书却深受史传文学的影响，在叙事手法与题材内容上都借鉴于史传文学。而这种借鉴与继承并非偶然，古小说产生之初就已经与史官及史传文学密不可分，在根源上直接与之相关。
一、“小说”与史官的先天性联系
“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首次论及了小说的源流：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1］P1745
稗官，颜师古注曰“小官”，依据小说“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特征来判断，稗官之职责应不出搜集、记录琐言琐事的范围。而“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则恰恰是古代史官之职。考查班固随后所列十五家小说，由于这些书籍已全部亡佚，据其注释来看，所记内容并不统一，借助班文及后人的疏证，我们仍可以对其内容略知一二：鲁迅《古小说钩沉》辑有《青史子》佚文三则，分别写胎教、巾车之道、鸡祭，其“述古胎教”，应与巫医相关；《待诏臣安成未央术》后，应劭注曰：“道家也，好养生，为未央之术。”余嘉锡指出：“所谓待诏臣安者，盖方士也。”［2］P270在《虞初周说》后，班固亦自注虞初“武帝时以方士侍郎”，颜师古注曰：“《史记》云虞初洛阳人，即张衡《西京赋》‘小说九百，本自虞初’者也。”相对照而言，此处张衡说“小说九百”，似即班固所录《虞初周说》九百三十四篇，而薛综在《西京赋》注释中则明确地说：“小说，巫医厌祝之术。”可见，“小说”最初是与巫卜内容直接相关的。
然而，主持巫卜、祭祀并记录其内容，则恰恰是出身于“巫”的史官之职责：“初期的史官多为巫一类的人物，系历史上所称的‘卜’、‘占’、‘祝’、‘巫’等身份的人担任。”“编辑典册，记录先王世系资料及王事活动的史官，需要对占卜、祭祀、天象、历法等有比较丰富的知识和了解，并记述其内容及事项。……构成巫即史官，史官即巫的特殊现象。”［3］P7司马迁为史官世家，他在《报任安书》中也说：“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人祝之间。”《周礼·春官·宗伯下》记述史官的职责，除了掌典、掌法、掌则等之外，“大祭祀，与执事卜日”也是其重要任务。因此，早期史官实际是祭祀、占卜、祈禳、巫术活动的主持者，其所记之言与事，也都是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类具有浓厚巫术意义的内容。而相对于“史官”这样处于国家权力核心的要职地位及其记录内容对国家的重要性，“小说家”之“稗官”身份与记录“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小道”性质，正是“小说”在先天方面受到史官影响的有力证据。
二、史传文学与小说的壮大
所谓“有史而后有文”，我国是史学大国，史传文学作为较早成熟的叙事学，对小说的成长壮大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在古小说正式形成之前，史传文学对促成小说形成的子书、神话传说等影响巨大。史官之职在于记言记事。记言方面，《尚书》的对话问答式记述方式，在子书那里得到发展，早期子书语录体的形式与之不无关系。而这种以记录语言对话为主的行文方式，在古小说中也十分常见，人物对话往往构成故事主体，成为故事情节向前推进的主要手法，《搜神记》“三王墓”条便是这种由人物对话为主的记述方式的典型。该条讲述干将莫邪夫妇为楚王制剑，楚王暴怒杀害干将，其子在他人帮助下替父报仇的故事。该条正是借助于以“曰”为标志的人物间的对话完成了整个故事的叙述，尽管难免重复、单一，但依然借助对话勾勒出鲜明的人物性格：干将的未卜先知、莫邪的忍辱负重、眉间尺的坚决意志，“客”的言出必行，等等，这正是受益于早期以记言为特色的史传文学。
至于神话传说，由于先秦史料的缺失以及受到儒家“不语怪力乱神”思想的影响，我们在史书中较少见到这方面的记载，但在子书中却可窥见一二，《淮南子》便保留了大量神话传说。而这种被史书排除在外而借子书“另立门户”的方式，为“史之余”的古小说的存在提供了最好的范例，《庄子》、《韩非子》等子书中寓言、设喻的出现，也成为古小说的生长点之一。
其次，史传文学自身的发展与成熟对小说的成长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我国西周时期史官制度已相当完备，不仅中央政权设有史官，诸侯国，甚至卿大夫也设有史官；各国史官留下的历史著作也十分丰富，如《齐春秋》、《燕春秋》、《宋春秋》、《郑志》、《郑书》、《乘》、《梼杌》、《春秋》等，这些史著成为后来司马迁创作《史记》的第一手资料，也为古小说提供了故事内容与创作源泉。更为重要的是，在史官所记录的历史事件中，大量生动的人物形象，波澜起伏的场面、事件描写，以及个性化的人物语言、人物内心独白等方面对古小说的壮大产生了直接影响，《史记》开创的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例，则成为早期小说效仿的典范，以《汉武故事》为代表的古小说作品正受益于此。
三、史传文学对《搜神记》的影响
《搜神记》作为以杂记各类怪异事件、具有明显巫文化色彩的志怪小说，它的出现更成为我们研究古小说与史传文学的关系的一座桥梁。该书具有明确的“发明神道之不诬”的写作目的，无论是内容的记录怪异，还是作者干宝的史官身份，以及书中故事的择取编纂体例、叙述手法，无不体现出上述所论古小说与史官、史传文学之关系，史传文学对该书的影响也尤为突出。
（一）作者干宝的史官身份
干宝其人《晋书》有传：
干宝字令升，新蔡人也。……以才器召为著作郎。……中书监王导上疏曰:“……宜备史官，敕佐著作郎干宝等渐就撰集。”元帝纳焉。宝于是始领国史。……著《晋纪》，自宣帝迄于憨帝五十三年，凡二十卷，……宝又为《春秋左氏义外传》，注《周易》、《周官》，凡数十篇，及杂文集皆行于世。［4］P2149-2150
这段记述中，干宝的史官身份及史学成就十分显著，而这都与他的博学密切相关，李剑国先生考述：“干宝著述颇丰，……凡二十二种，经史子集都涉及到了，非常广泛，可惜全部散佚，……其中最重要的是《晋纪》二十卷和《搜神记》三十卷。”［5］P25其“良史”之称并非虚名，而他又因著《搜神记》获得“鬼之董狐”的评价，可见这位史官出身的“小说家”在编撰《搜神记》时亦将记史实录态度和严谨手法贯注其中。仔细研读《搜神记》，该书在叙述方式及取材方面都借鉴于史传、受到史传文学的影响。
（二）史官式的叙述者
王平先生在《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研究》中把早期志怪小说中的叙述者称为史官式叙述者。这种作者与叙述者合二为一的史官式的、站在第三人立场上的叙述方式，是史官所处特定角度的体现。而古小说由“史之余”渐渐摆脱“稗官野史”身份的过程中，却秉承了隐藏在史传文学之后的“史官式”叙述，而这种叙述者在古小说发展的相当长时间里，一直占据着主要地位。《搜神记》即可视为这种史官式叙述者的代表。而这种史官式的叙述，在早期这类简短单一的故事叙述中展现了它的叙事优势。
首先，史官式叙述者在整个事件的叙述过程中，充分发挥了其作为旁观者、局外人的“全知”才能。在《搜神记》中，叙述者的这种“全知”十分突出，以“弦超”条为例：叙述者对于人物的姓名、籍贯十分清楚，对于故事中的神人玉女“知琼”的情况同样熟悉，尽管玉女是经过主人公的“梦”来启示弦超的，尽管文中玉女自云“虽与君交，不愿人知”，但“全知”的叙述者却对二人之间的事情全部知晓，甚至连夫妻赠诗都一并为我们著录，并以“其文二百余言，不能悉录”来加强读者对叙述者的信任，仿佛确有其人其事；“李寄”条中，李寄斩蛇后自言自语式的话语也是其例。对于这些细节，作者如何知晓，沿袭了“史之余”的古小说其“史官式叙述者”并不做交代。这样，借助这种“全知”，叙述者在叙述时具有了更大的叙述自由，进而达到一种“全能”，即叙述者既能体察人物心理、代人物说话，又能无处不在，从梦境到人物私语，不仅能揣摸人物心理，在必要时甚至挺身而出，直言其事、直叙其貌。如“韩凭妻”条中，叙述者并未予以解释他如何获知韩凭妻“阴腐其衣”的细节，他的主要任务是叙事，史官式的权威与不容置疑也在这样的叙述中得到体现。
而同时，史官式叙述者所处的全知全能地位，拉开了叙述者与读者、故事主人公的距离，进而使故事本身脱离了人群、远离了现实，为读者留下了想象与虚构空间，而其“发明神道之不诬”的创作意图下也得到完美实现，也为后世小说专意于虚构奠定了基础。
其次，“史官式”叙述者对于所叙述的事件、人物不作主观评判，只是一味向读者转述某人某事。史官叙史，力求保持公正客观，本身并不明显地阻碍或干涉叙事，不代人发言，尽管史家有时会借“春秋笔法”来一字褒贬，但都没有直接介入叙事；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创“太史公曰”体例，也是在叙述的结尾处进行简短的评述，以“成一家之言”，就整体叙述而言，叙述者是客观、冷静的。《搜神记》在叙述者方面，也沿袭了这种“史官式”的中立模式，不介叙事、不插入个人评论和观点，始终做着“史官式”的忠实记录工作。以“宋定伯捉鬼”条为例：在这篇人行遇鬼、与鬼斗智，最终卖鬼得钱的故事中，叙述者始终为我们冷静地讲述故事，全篇只有“宋定伯”和“鬼”这两个角色的言行构成，故事结尾处，宋定伯卖鬼得钱，叙述者完全可以借机评述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但他依然保持沉默，只以时人言语作结道：“定伯卖鬼，得钱五千。”在其他几则叙事性较强的故事中，如“韩凭妻”、“干将莫邪”等，这种不置一词的情况同样存在。这种不支配故事叙述、不加入任何说教内容、仅是简单地讲述故事的叙事手法，实则是上承于史传文学的叙述方式。在没有叙述者声音的中立叙述下，客观地对人物、事件所进行的描述，“却意外地造成了某种神秘怪异的效果”［1］P73，无声胜有声地帮助小说更好地实现了“发明神道之不诬”的创作目的。
最后，史家在叙述人物的生平及事件始末时，在叙述时间的处理上常使用省略手法，即故事时间长于叙事时间，叙述者以类似“几年后”的话语将故事情节紧密衔接。《搜神记》也借鉴了这种方式，如“吴望子”条在叙述完吴望子与神通、“颇有神验”后，以“经三年”一句，加快了叙述节奏，直接进入下文“神便绝往来”核心事件的叙述上。相同的例子又如“张车子”、“三王墓”条等。在简短叙述中交待故事的进展，使故事中心更为集中突出。为古小说向长篇的发展积累了叙述经验。
（三）题材内容上借鉴史传记录
首先，《搜神记》之编撰与体例与史书保持了密切的关系。单就干宝汇集著录大量神异故事本身而言，就含有浓厚的著“史”的意味。书中对异于常人的巫师、道士、隐逸者的著录，对于怪异现象的汇集，对于传说故事的编撰整理，在一定意义上，即是史官出身的作者在对这些事件进行整理、记录，为相关人物立传。编撰体例上，根据汪校本对原书应包括感应、神化、变化诸篇的体例分析来看，《搜神记》的编撰并非杂乱无章，而是有体可遵、有例可循的。在这点上，史书之纪传分明、表志有类应是其先导，这种影响不可小觑。
其次，内容上，《搜神记》中大量关于灾异事件的记载多与史书保持一致，大部分内容都见于史书，以《晋书·五行志》、《宋书·五行志》为最。这既是巫史本是一家的体现，又是秉承史官精神的小说家忠实记录的反映。在这些灾异中，除了畸形、物怪之外，还有一些民谣、谶语内容，这类内容的出现，恐怕同样是史家警示后人之职能的惯性延续。而正史中的此类内容，在史书官立、极具权威的时代背景下，显得更加神秘。《搜神记》在史书之外，专门辑录这些内容，并与政局动荡挂钩，在史家笔法与文人有目的的神化下，显得愈加玄奇，就其在《搜神记》中所占比重而言，史官出身的作者对它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除了对灾异、神、鬼、怪的记录，《搜神记》中还有许多近于史料的内容：“天竺胡人”描述实为魔术表演，反映了当时的市井生活；“典论刊石”在奇闻趣事的基础上牵涉到了域外民族交流的内容，从中不难发现国际交流的痕迹；“广陵诸冢”则最近于史料记载，颇类于今天的考古发现资料。虽然《搜神记》在可信度上无法与史书相比，但也足以分明看出史书对它的影响。然而与史官的记录史事以明鉴后人的出发点不同，《搜神记》作为志怪小说，在“发明神道之不诬”的主旨下，将一些怪异事件看作天下灾变的征兆，又反映出小说由“史”而来，但又突破了“史”，不同于、不拘泥于“史”的一面。
再次，《搜神记》中，除了灾异之事出于史书、与史书并行之外，其故事记述中也包含了大量历史人物的身影，如孔子、淮南王、钩弋夫人、郭璞、蔡邕、庾亮等，把他们的逸事夹杂在神怪之间，使得小说本身作为“稗官野史”的性质被强化了，这既与汉以来以《汉武故事》、《列仙传》等为代表的仙传小说借历史人物演绎神化、仙化故事有关，又是作为志怪小说的《搜神记》对史书中历史人物的进一步利用发掘，借助这些历史人物已有的声名，使得附会于其上的故事广泛流传，更好的借住名人来传神叙异。这也是史家兼小说家的作者们借史传事的高明之处。另外，《搜神记》还吸收了一些类似始祖传说式的故事，如“蒙双氏”条、“盘瓠”条、“猳国马化”条等。这些故事的写入，既符合《搜神记》搜奇录异的准则，同时又与史传相关——史书中对于圣人、帝王的出身的神化可视为其先导。而在人、神、鬼、怪、妖同时登场的志怪小说《搜神记》中，类似的神化、始祖传说亦被描写得更加奇异，这既与当时巫风大畅的时代风气有关，又预示着小说虚构、想象空间的进一步扩大。
最后，在《搜神记》的一些故事中引录了篇幅不等的诗歌、弦歌，如“弦超”、“淮南八公”、“杜兰香传”条等。在我国史书中，穿插引用诗赋可视为其特色之一，后世许多文学作品得以保存，也得力于史官的著述。《搜神记》中，这些诗歌的引用、穿插，与后世小说，尤其是宋元话本中的诗词，在作用方面明显不同，这些诗歌对叙事没有特别的作用，颇有掉书袋的意味，而后世小说中的诗词则在很大程度上对人物心理描写、情节展开、转折等方面意义非常，更与史书中对作品、书信的记录较为接近，我们将其一并作为史传对小说的影响方面之一来论证。
综上所述，史传文学作为我国发端较早、成熟较早的叙事文学作品，在我国叙事文学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同样以叙事为主的我国古代小说，由于与史传文学的特殊联系，在其产生、发展之初，也受到了史传文学的影响。《搜神记》作为早期小说代表，虽以志怪为核心，与唐传奇等后世小说在内容上相距甚远，但在叙事方面它们对史传文学的继承却是一样的，都从史传文学中吸取了大量宝贵的创作经验。《搜神记》的成功不仅在于搜神录异、集当时志怪之大成，更在于它对史传文学叙事的借鉴。虽然《搜神记》中的许多故事只是一个雏形，人物形象比较单薄，情节也比较简单，但受史传影响，在史官干宝笔下，其叙事技巧、人物塑造等方面还是得到了较大的提高。而这每一个点滴的进步，都是我国古代小说发展过程中应予以重视的环节，是我国古代小说继续发展的生长点。对于这些进步，史传文学宝贵叙事经验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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