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救国”思潮引领下，清末以异域政治改革为题材的小说创作对西方建国理念以及建构过程进行介绍，目的在于借鉴与学习，但囿于时代及作者个人学养等因素，并未意识到社会变迁背后的理念支撑。
关键词：清末新小说;异域改革;民族国家
基金项目：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早期‘革命文学’话语的兴起”（项目编号：SZ18107）;唐山师范学院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清末民初小说中的异域叙事研究”（项目编号：2018C02）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9）03-0089-05
自上而下的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意识到改造国民乃是改造国家之基础，遂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等刊物，对国人进行思想启蒙。他借鉴“政治小说”在英、日政治改革中的作用，在《清议报》上开辟“政治小说”专栏，连载日本政治小说《佳人奇遇》（梁启超译）、《经国美谈》（周宏业译），在《新民丛报》发表剧本《劫灰梦传奇》《新罗马传奇》以及与罗普合译的小说《十五小豪杰》，以提振有别于“臣民”的国民精神。他随后又创办专门发表小说的刊物《新小说》，创作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集中发表在《新小说》刊物上的《洪水祸》《回天绮谈》《东欧女豪杰》等，是以异域政治改革为题材创作的“政治小说”代表。这些小说以法国大革命、英国自由宪章运动、俄国民粹主义运动为素材，无疑是“睁眼看世界”之最激动人心的“民主—自由”理念的表达。虽分别被冠以“历史小说”、“政治小说”之名，实则均为有历史依据的政治小说，其创作目的不仅是知识性介绍，更是政治镜鉴。
一
正如梁启超所指出的，“政治小说者，著者欲借以吐露其所怀抱之政治思想也。其立论皆以中国为主，事实全由于幻想。”① 在笔者看来，所谓“政治小说”，乃是通过设置包蕴一定政治情境的故事，用小说的形式描绘或分析政治现象，借以传达作者的政治理念。这类小说将文学想象与政治实际相联系，创作旨归当然不在文学，而是以“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② 启迪读者，以图创造有利于政治改革的舆论氛围。
以小说的形式介绍西方政治理念，翻译小说功不可没，“晚近士人皆知小说为改良社会之不二法门，自《新小说》出，而复有《新新小说》踵起，今复有‘小说林’之设，故沪滨所发行者，前后不下数百种，然译述者又占多数。”③ 这一“译介运动”，历史上惟有隋唐汉译佛经相媲美，为日后异域政治思想的本土化准备了必要的学术积累。
就小说翻译而言，当然首推林纾。这个不懂外文的桐城派文人，翻译的小说竟多达一百多种。当然，林译篇目是有所选择的，除了广为人知的《巴黎茶花女遗事》等“写情小说”，林纾钟情于对“开民智”有所助益的题材，从其翻译小说的序、跋及时人的评价中可证：
使吾国人观之，但实力加以教育，则社会
亦足改良，不必心醉西风，谓欧人尽胜于亚，
似皆生知良能之彦，则鄙人之译是书，为不负
矣。④
又闻先生宿昔持论，谓欲开中国之民智，
道在多译有关政治思想之小说始，故尝与通译
友人魏君、王君，取法皇拿破仑第一、德相俾
士麦克全传嘱稿，草创未定，而《茶花女遗事》
反于无意中得先成书，非先生志也。⑤
由此可窥一斑，当时大多数翻译小说与创作小说的宗旨是一致的，都是本着“救国”、“开民智”的目的。时人从翻译小说中，不仅了解了西方的风土人情，更重要的是发现了由自由、民主、平等、憲法、议会等作为构成性质素的，不同于千年专制传统的另一个世界。
同翻译小说相比，以异域改革为镜鉴的创作小说，则更能见出有志于此的知识人对于西方政治理念的理解。《新小说》第1号即开始连载被冠以“历史小说”的两篇外国题材小说《洪水祸》与《东欧女豪杰》，足见主编梁启超的重视程度。
当时国内教育尚未普及，小说堪比历史教科书：“历史小说者，专以历史上事实为材料，而用演义体叙述之。盖读正史则易生厌，读演义则易生感。”当时国人对现代民族国家这一源自于西方的政治体制还是相当陌生的。通过小说形式，对西方国家的建国理念以及建构过程进行介绍，异域的改革经验便具有了形象化的示范性作用。
这一代知识人大都是在成年以后才接触西方思想的，并且往往假道日本学习西学。一方面他们对西方理论的译介具有选择性，即在中西比较的视域中发现异质文化的特殊性，尤其是政治观念的差异性;另一方面与他们的成长环境以及年龄等因素有关，西学的补益刺激着他们对于文化与传统的省思。陈独秀在《实庵自传》中所言颇具代表性：
此时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作
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们中国，
也是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一国
的盛衰荣辱，全国的人都是一样身受，我一个
人如何能逃得出呢。……我生长二十多岁，才
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
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个大家的义务。⑥
他们通过阅读报刊或进新式学堂、留学而“观”世界，也因此初萌了有别于传统士人身份认同的“世界观”，正如张灏所言：“来自西方的民族国家观念与种族竞争的世界观，得以与来自中国传统的族群意识相汇合加以催化，从而形成中国现代的国族观念，也就是以中华民族为标志的民族主义。”⑦ 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并非传统文化自发自生而来，正是在不改革就将“亡国灭种”的危机意识高涨中，激发起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人舍我其谁的担当意识。这批知识人以传统士大夫“家国情怀”为底色，这也落实于他们通过小说这一工具进行“救国”宣传的创作动机。当然，也正是由于他们的倡导，才使得“民族”、“国家”、“民族主义”等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开始被国人所熟悉。要言之，无论是译介还是创作，小说实现了从不登大雅之堂的市井趣谈到经国济世、出入庙堂的华丽转身。此一转折，适足以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断言相适应，这一表面上的“文学转型”，其实质是“臣民”向“国民”观念形态的过渡。
二
作为现代宪政国家蓝本的英法，已然进入了中国知识人的宪政论视阈。小说《洪水祸》与《回天绮谈》对法国革命史和英国宪政史的引介，实则是对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不同路径的探讨。
在中国近代史上，没有哪一场异域革命比法国革命引起的争议更多。雨尘子的《洪水祸》叙写的就是法国革命，其叙述核心在于法国国内政治斗争，目的是将自由、平等、民主等观念介绍给国人：
今日我们读过西洋史的，便觉得读史时，
有几种新异感情出来。第一，我们中国的历史，
全是黄帝子孙一种人演出来的……西洋史则自
上古至于近日，尽是无数种族，互处相争，政
治上的事迹，无不有人种的关系在内。我们看
去，才知世上种族的界限，竟如此之严，种族
的波澜，竟如此之大，这叫做人种的感情。第
二，我们中国自古至今，全是一王统制天下，
历朝易姓，也不过是旧君灭，新君兴，没有别
的关系。西洋则国内有君主一种，有贵族一种，
又有平民一种。并且贵族常与君主争权，平民
常与君主争权，不比中国单有君主擅威作福，
平民虽多，不能在历史上占些地位，这叫做政
治的感情。⑧
作者的分类意识与问题意识是如此确当精细，以文化比较的姿态凸显出权力—权利观念，确乎振聋发聩。这是发表在《新小说》上的第一篇小说，作者雨尘子即梁启超的弟子周宏业，早在1900年，就曾在《清议报》翻译发表日本政治小说《经国美谈》。
作者特意在每回结束之后另外附记正史事实，以提醒读者小说中的事件与人物都是有史可据的。已发表的五回描写的是法国大革命前的国内、国际状况，还未涉及法国大革命本身。与其说是小说，还不如说是符合国人阅读习惯的“历史演义”。小说人物形象模糊，并且言及自由、平等诸观念，也是简单化的、粗疏的。
在同一时期，雨尘子还在《新民丛报》发表《近世欧人之三大主义》，指出“三大主义”乃“多数人之权利”、“租税所得之权利”、“民族之国家”，并强调“近日世界之大事变，推其中心，无不发于民族主义之动力……凡言语同、历史同、风俗习惯同，则其民自有结合之势力，不可强分……今日之帝国主义，即民族主义膨胀而来者也。……凡人民之爱国，不爱其语言，则爱其风俗习惯，否则爱其历史，而三者之中，尤以历史为最。”⑨ 可以推想他写作《洪水祸》的初衷乃是宣传其所理解的“欧人三大主义”，为建立“民族之国家”做铺垫。
发表在《新小说》上的玉瑟斋主人的《回天绮谈》共有14回，虽然标明“未完”，但从小说第14回“宪章宣布改革成功”结尾处的议论来看，是可以视之为终篇的。这是继《新中国未来记》之后在《新小说》发表的第二部被冠以“政治小说”的创作小说。同《洪水祸》《东欧女豪杰》相比，这部小说不但相对完整，故事情节引人入胜，人物形象相对丰满，亦有志士—美人等当时政治小说模式的定型化特征。
小说描写了原也是专制国家的英国，经过仁人志士不屈不挠的改革，“把官民的权限分得清清楚楚，又将人民的自由的基础立得如山似的，一年一年扩张起来，是以能够有今日的。”⑩ 在政治改革进程中，各个政治派别的意见也有个碰撞、融合过程：
那年少气盛的人，心醉卢骚民约的议论，
又见各国革命革得这样爽快，忘了本国数千年
的歷史。又不暇计及国民智识的程度，各国窥
伺的危险，非说今日自当革命，就说今日不可
不革命。更有横暴议论，说宁送给外国，也一
定要革命。那阅历太多的人又说，天下事谈何
容易，非有十二分成算，断不可轻举妄动。把
天下的事情，比作各种机器，说机器虽是灵巧，
然有一粒小砂梗着就转不动了。这种议论，说
他老成持重也可，说他畏首畏尾也无不可。此
外有主张利用主义的，有赞成平和主义的。不
过一百几十人，差不多有十几个政见。因为革
命这两个字好讲说话，还是主张革命的占了多
数。{11}
上述议论表面上叙写的是英国政治改革的艰难，实乃影射的是当时国内各个政治派别的不同主张造成的混乱。
不同于梁启超与罗普分别在《新中国未来记》和《东欧女豪杰》中主张的“破坏主义”，《回天绮谈》对破坏、革命持反对的立场：“诸君议论虽是不同，实不外以救国为宗旨。但凡事利多害少，才做得过。我国民保守的性质，诸君总可以晓得。革命两个字质言之，就是作反。若运动人出去作反，不独号召不来，却招人疑忌。本党得养这种势力，也全因舆论赞成我们的主义。我们若变了宗旨，岂不尽失天下人心？舆论的势力，比兵队的力量还要利害些。不如我们率着几千同志，面谒约翰陛下，将现时人民的惨状，国家的耻辱，逐件陈奏。请他驱逐奸臣，录用新党。……这样办去，一则不至荼毒生灵，一则不怕外国干涉。现在国力这样疲弊，事势又这样危急，若错了一着，就全局败坏。请诸君细想才好。”{12}
针对民智未开的现状，作者主张渐进式改革，这也暗合了作品发表几年后的立宪派请愿运动的主张。毋庸讳言，英、日式的虚君共和的政治制度是当时多数人的政治理想。
回想他们提议这件事的时候，岂料及身而
见，又岂敢云一定有成么？不过拿定宗旨，见
事做事，百折不挠，那件大事业就成于他们的
手。所以天下事，不怕难做，不怕失败，最怕
是不肯去做。若肯去做，炼石都可以补天，衔
石都可以填海，志气一立，天下那里有不成的
事呢！就今目下失败，然有了因，自然有果。
十年、二十年后，总有成功之一日的。{13}
这一自警自励的结尾，不但揭示出小说的写作目的，也给予当时从事方兴未艾而又前途难料的政治改革事业的知识人以相当正面的鼓舞。
作为作者政治观念的“传声筒”，这类小说并不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与故事情节的营造，常常夹带大段的议论。从已发表的内容推断，《洪水祸》向国人介绍自由、平等观念，却将法国大革命比作“洪水”;《回天绮谈》则对英国君主立宪持赞成态度。用小说的形式演绎历史，思想宣传的意识形态属性被高调宣示——以文学作为政治启蒙的工具，是传统“文以载道”文学观的现代回声。由于强化了“教化”功能，必然会影响到小说的审美一维，但如果离开了“救国”、开启民智的根本目的，就很难理解作为政治家的梁启超何以提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
三
改良派中坚力量梁启超、罗普、春水等，对西方的国家观念与政党政治都有深入了解，今天读来依然令人击节：“何为国？国者，一群人生活于政府制度之下，聚族而居，戴一政府，且在一相同之土地，以组织一政府，故名为国。”{14} 有别于传统“天下”观的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已经成为他们的共识。
政党者，人民政治思想之表征也……欲救
今日之中国，一宜使人民自知政治上之权利，
二宜使人民自负政治上之责任，三宜使人民自
求政治上之知识，四宜使人民自养政治上之能
力，五宜使人民自为政治上之团结，六宜使人
民自当政治上之竞争。……六者何？政党之谓
也。今日之中国，未能有政党之实力，顾不可
无政府之思想……今世志士，亦知非合群不足
以救国，纷纷然立会结社以求达其目的者，既
有年矣，然其效尚薄弱者，未能知政党之真相
……秘密结社为专制国之产物，犹政党为立宪
国之产物。{15}
罗普这一政党—政治观论述于今观之仍是相当全面的：政治权利与责任分明，政治知识与能力并重，既强调政治团结，又不排斥政治竞争，从言论自由到结社自由，从公共舆论空间的建构到实际政治层面的操作，不一而足。这一新型的政党观无疑是理性主义的。有别于民间社会的秘密结社，现代政治团体必须以效忠宪法为自身凝聚力的源泉。这一洞见，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确乎是破天荒的。
在《新小说》创刊号上开始连载的第二篇小说《东欧女豪杰》的作者岭南羽衣女士即罗普，是康有为在长兴学会和万木堂的嫡传弟子，曾以“披发生”的笔名，在《新民丛报》发表与梁启超合译的小说《十五小豪杰》。
《东欧女豪杰》开篇即说“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推崇俄国女虚无党人，尤其是重点讲述了苏菲亚的事迹。女主角苏菲亚确有其人，并在1881年炸死了俄皇亚历山大。当时为数不少的著作、小说都介绍过苏菲亚的事迹。金松岑1904年翻译的俄国虚无党史《自由血》就曾讴歌过苏菲亚的事迹，《孽海花》的续写者曾朴，也在小说中塑造了以苏菲亚为原型的俄国虚无党人夏丽雅的形象。如果将上述对苏菲亚的描写作互文性阅读，正可以还原苏菲亚的革命历程。这一女性政治英雄的塑造，满足了“反抗”的时代需要，这一“反抗人格”为打破沉重而又沉闷的政治格局，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论那天演公理，凡世界越发野蛮，那强权便越发恣虐。强权盛行，平等权自然是没有了。所以君主便压制百姓，贵族便压制平民，男子便压制妇女。”{16} 罗普在《东欧女豪杰》中的这一观点与当时马君武介绍弥勒约翰（今通译约翰·密尔）学说的文章相得益彰：
欧洲所以有今日之文明者，皆自二大革命
来也。……曰君民之革命曰男女之革命。……
欧洲君民间革命之原动力，则卢骚之民约论是
也，欧洲男女间革命之原动力，则弥勒约翰之
女人压制论。{17}
女性解放自是追求国家进步的题中应有之义。正是个体需要与国家利益的联结，女性解放才具有了富于时代精神的合法性，国家利益才成为神圣性的道义基础。
无论是俄国女虚无党人，还是清末“政治小说”中国内的女英雄们，充斥着自由平等理念的卢梭《民约论》（今通译《社会契约论》），都是必读书目。《东欧女豪杰》中俄国虚无党人苏菲亚的故事是经由在瑞士留学的中国女学生华明卿转述的，“法国大哲学家卢梭著的《民约论》”乃是苏菲亚置于案头的读物。小说中俄国虚无党的另一骨干桃宝华，“房内纵横不过二十英尺，东边放着一个书架，架上齐齐整整插着黑智儿的《权利哲学》、卢梭的《民约论》、耶尔贞的《谁之罪》、遮尼舍威忌的《如之何》。”这些政治思想书籍不但是俄国虚无党女英雄的至爱，起到了道具一般推动情节的作用，其实也是作者为国人启蒙所开列的书单。正如作者友人梁启超为之所作的宣传：
此书专叙俄罗斯民党之事实……以最爱自
由之人，而生于专制最烈之国，流万数千志士
之血，以求易将来之幸福，至今未成，而其志
不衰，其势且日增月盛，有加无已。中国爱国
志士，各宜奉此为枕中鸿秘者也。{18}
华明卿面对中国现状感慨万千：“政府严办会党，查禁报章，压制学生，牵连家属，凡有谈维新、说自由的，都被杀逐。奸贼当朝，正人避地。弄得国势危弱，民不聊生。当时以为，这样野蛮政府，在今日开明之世，是有一无二的了。不料贵国平日以文明自许，其顽恶犹复如此。这真可算物必有偶，天生成一对大虎国了。”两相对照，小说的主人公虽然是俄国的苏菲亚，但呼唤的却是中国的女英雄，呼唤中国的革命志士，实乃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
小说仅写了五回即告停笔，对于华明卿的未来道路我们无从得知，但通过互文性阅读，也就是借助小说作者在其他体裁文章中的观点以及在统观其时新小说的基础上复现历史图景，我们有理由推测，回国后的华明卿定会成为《女娲石》中金瑶瑟一样的女革命者。小说借“谈虎客”的批注对俄国虚无党人与国内的假志士作了对比：“苏菲亚以千金之軀，杂伍佣作，所至演说，唇焦舌敝，百折不磨，虚无党之精神全在于是。今日中国所谓志士，乃日日在租界中坐马车、吃花酒，读此能无愧煞！”借俄国女虚无党人的反抗故事，罗普以矫枉须过正的姿态，为激荡思想的风潮起了相当的作用。同一时期，梁启超也有类似的关于“破环”的言论。
戊戌变法失败流亡到日本的梁启超，认为习惯于专制独裁的国人，不具备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素质，于是像当时很多人一样信奉着“不破不立”。在《新中国未来记》中，梁启超也借小说主人公李去病之口，大谈“破坏主义”，无疑，这种“破坏”是对“反抗”即“政治转型”最直率的表达。另外，梁启超在《释革》、《论中国国民之品格》、《十种德行相反相成义》等文章中，亦提倡破坏主义。
《新中国未来记》未完成的直接原因，乃是1903年梁启超的美国之行改变了他的政治倾向，加之“启超既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而其师康有为深不谓然，屡责备之，继以婉劝，两年间函札数万言。启超亦不慊于当时革命家之所为，惩羹而吹齑，持论稍变矣”。{19} 此后梁启超与革命派分道扬镳，不再提倡“破坏主义”。我们有理由推测，《东欧女豪杰》未完成的原因，可能是基于与梁启超的转变相类似的原因，罗普的激进立场也发生了转变。
上述发表在《新小说》杂志的以13世纪英国自由宪章运动、18世纪法国大革命、19世纪俄国民粹主义运动为题材的小说，集中出现在清廷大张旗鼓实施新政改革的1902—1903年，也可见出主编梁启超的推崇与认同。
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深层背景是工业化与政治民主化互为因果的格局，“欧洲近代国家的形成，包含着议会制和民主意识形态的形成”{20}。必须指出的是，虽然清末知识人对西方政治制度的先进性推崇有加，但却甚少觉察制度与信仰支撑的历史关联，也缺乏制度保护与个体幸福关系的观念体系追问。无需苛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时代与知识结构使然，清末知识人所关注的仅仅是也只能是形式公正而已。
注释：
①{18} 梁启超：《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新民丛报》1902年第14期。
② 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7页。
③ 定一：《小说丛话》，《新小说》1905年第15期。
④ 林纾：《块肉余生述·前编序》，《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49页。
⑤ 邱炜爰：《茶花女遗事》，《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页。
⑥ 参见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页。
⑦ 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68页。
⑧ 雨尘子：《洪水祸》，《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第26卷，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
⑨ 雨尘子：《近世欧人之三大主义》，《新民丛报》1903年第28期。
⑩{11}{12}{13} 玉瑟斋主人：《回天绮谈》，《新小说》1903年第6期。
{14} 春水：《国家伦理论》，《新民丛报》1904年第53期。
{15} 罗普：《政党论》，《新民丛报》1903年第25期。
{16} 岭南羽衣女士（罗普）：《东欧女豪杰》，《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第26卷，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397—398页。
{17} 君武：《弥勒约翰之学说》，《新民丛报》1903年第30期。
{19}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6页。
{20} 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李伯重、连玲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1頁。
作者简介：郑丽丽，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河北唐山，063000。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