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中国古代小说“怪神”书写中，经史传统发生了重要作用。经史传统对小说“史补”地位的界定、“博弈”功能的认同，既保证了中国古代小说“怪神”书写的绵延不绝，又促使其书写一定程度上服务于娱情、博物的目的。经史传统出于“设教”目的对“怪神”的采撷，既对中国古代小说的“怪神”书写提供了支撑，又使其书写逐渐服务于“设教”的目的。“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正统观念，既促使小说创作“常中出奇”局面的开展，又促使作家“奇笔奇才”的积极开发。多方交合，小说与经史相别的面目特征日益清晰，相异的审美趣味日渐分明，小说越来越具有自己独立的疆界领域与审美范畴。中国古代经史对小说既支撑又限制规正的双重作用，在“怪神”的书写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关键词中国古代小说怪神经史渊源价值指向
〔中图分类号〕I207.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1-0056-07
中国古代小说有源远流长的“怪神”书写传统。这一传统的兴起与绵延既与经史传统对小说“史补”的地位界定密切相关，也与“不有博弈者乎？犹贤乎已”的文化认同有紧密关联。古代小说“怪神”书写中，经史传统对“怪神”的载笔，既对小说有支撑帮助的作用，也有限制与规正。对中国古代小说“怪神”书写的经史渊源及价值指向进行追溯，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国古代小说补“史”以传“怪神”的创作特征、其不同于经史的面目与性格特征，也有助于理解中国古代经史对小说既支撑又限制规正的双重作用。
一、“史补”的界定，“博弈”的认同
“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语，说虚妄之文，”王充：《论衡》，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42页。古代小说“怪神”书写的兴起，首先与人们好“奇”喜“怪”的审美心理紧密相关。《文心雕龙·史传》中，刘勰指出：“盖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然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刘勰著，周振甫译注：《〈文心雕龙〉译注》，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52页。《史通·采撰》评中，吕思勉认为，“史家记事之误，原因甚多”，其中之一便是“出于好奇，或爱博。”刘知几撰，浦起龙通释，吕思勉评：《史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84、85页。这些论断，虽是针对史传编纂的失实而言，又何尝不是对小说“怪神”书写缘起的准确说明。《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下》中，胡应麟更从审美角度指出：“怪、力、乱、神，俗流喜道，而亦博物所珍也；玄虚、广莫，好事偏攻，而亦洽闻所昵也。谈虎者矜夸以示剧而雕龙者间掇之以为奇，辩鼠者证据以成名而扪虱类资之以送日，至于大雅君子心知其妄而口竞传之，旦斥其非而暮引用之，犹之淫声丽色，恶之而弗能弗好也。夫好者弥多，传者弥众，传者日众则作者日繁，夫何怪焉？”胡应麟撰：《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282页。这一指出，更直接把好“奇”喜“怪”的审美心理看成是小说“特盛”的根本原因。
古代小说“怪神”书写中，也正贯穿着对“怪神”不忍相舍的审美情怀。《酉阳杂俎自序》中，段成式自揭其创作动机说：“无若诗书之味大羹，史为折俎，子为醯醢也。炙鸮羞鳖，岂容下著乎！固役而不知耻者，亦志怪小说之书也。”段成式撰：《酉阳杂俎》，四部丛刊初编子部，上海商务印书馆缩印明刻本，民国18年（1929）。《夷坚丙志序》中，洪迈深悔前作“颇违初心”，“悚然以惭”，本欲“惩前之过，止不欲为，然习气所溺，欲罢不能”，在好事君子“复纵臾之”情况下，不得已，辄私自恕说：“但谈鬼神之事足已，毋庸及其它”。⑨洪迈撰：《夷坚志》，中华书局，2010年，第363、967页。《禹鼎志序》中，吴承恩坦言其“幼年即好奇闻，在童子社学时，每偷市野言稗史，惧为父师呵夺，私求隐处读之。比长，好益甚，闻益奇。迨于既壮，旁求曲致，几贮满胸中矣”，其《虞鼎志》的编纂，既是自己“日与懒战”的结果，也是“怪求余，非余求怪”。④⑧⑩丁锡根编著：《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611、1805、91、188页。《虞初志序》中，凌性德慨叹该书“自是世外奇珍”，“读之者如入海市，如行玄圃，触目皆琳琅，莫能辨识其何宝。”④《聊斋自志》中，蒲松龄自称“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其《聊斋志异》的编纂是“闻则命笔，遂以成编”。蒲松龄著：《聊斋志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6页。诸如此类，多不枚举，无论是作者的自述，还是他人的评介，对“怪神”的不忍相舍与啧啧称叹皆跃然纸上。事实上，不只这些，在中国古代小说的“怪神”书写中，这一审美情怀的存在是贯彻始终的。对此，从作家耗时费力数年对这一题材的搜罗爬梳即可看出，此无须再赘。
这一审美情怀在小说中之所以能够实现，则首先得益于经史传统对小说“史补”的价值判断及地位界定。在正统经史观念看来，小说虽“能与正史参行”，“时有可观”，但“言皆琐碎，事必丛残”，“固难以接光尘于‘五传’，并辉烈于‘三史’”，它的价值，也只在一能让人“博闻旧事，多识其物”，一能给史书编纂提供“史之阙文”而已。刘知几撰，浦起龙通释，吕思勉评：《史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93-195页。正统经史观念对小说价值及地位的这一判断，作为集体无意识，深深规引着中国古代小说作家及评论家对于小说文体的认知。在此认知下，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小说创作，还是小说评论，都尽量向资人“博闻旧事，多识其物”、可为史之编纂提供“阙文”的“史补”靠拢，藉此以抬高小说卑弱的文体地位。这一靠拢，虽也暗含着小说“传奇”、“虚构”、“娱乐”的本质特征因此而被削弱或抹杀的可能，但另一方面，也为小说的传“神”述“怪”拓展了空间，提供了进路。换言之，也即是说，在以小说为“史”之补观念的界定下，小说创作可以转而以“小”自居，并逐渐突破经史传统“传义”、“尚信”、“重用”观念的限制，自觉走上传“神”述“怪”的创作道路。《高坡异纂序》中，杨仪称其书所记“琐屑诧谈，不足于立言。”杨仪著：《高坡异纂》，《历代笔记小说集成》，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381页。《续博物志后记》中，都穆认为“小说杂记饮食之珍错”，“有之不为大益，而无之不可”，以“其能资人多识而怪僻不足论。”⑧《夷坚支丁序》中，洪迈认为“稗官小说家言不必信，固也。”⑨《闻见异辞自序》中，绿筠居士认为“从来论道者，恒守夫常”，而“述事者，每矜夫异”，“《易》标‘载鬼’之奇，《诗》著‘履武’之兆，犹难尽删，矧属小言乎”？其《闻见异辞》的编纂不过是“补谈资，昭劝惩，消炎暑，居斗室以犁许田，遣闲情以却睡魔而已。”⑩在诸如此类话语中，不仅体现出对小说之“小”文体地位的自觉认同，且使小说的传“神”述“怪”自觉服务于“补谈资”、“却睡魔”的娱乐目的。在此目的与认同中，小说的传“神”述“怪”赢得了存在的地位，取得了发展的空间。
在此地位赢得与空间发展中，《论语·阳货》篇中孔子“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价值判断无疑又起到了进一步的推动作用。对此，从小说序跋对其话语的一再称引可充分看出。为说明问题，不妨略举数例。《山海经》“序述山水，多参以神怪”，其中所记“案以耳目所及，百不一真”。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2008年，第1205页。对这样一部作品，明刘大昌在为其刻本补注作序中，不仅批评世之庸目“妄自菲薄，苦古书难读，乃束而不观”，并进而以“夫子尝谓，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为据，指出该书刊布是“计君义不识撑犁孤涂之字，病不博尔。”②④⑥丁锡根编著：《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9、598、296-297、1797页。《效颦集》为明赵弼所编，其中“幽明鬼神”之记招致“客”的责难。面对责难，赵弼振振有辞曰：“先贤之作，何尝泯焉。孔子曰：‘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然则用心博弈者犹贤，余之所作奚过焉？”②《剪灯馀话》为效颦瞿氏《剪灯新话》而成，作者李昌祺本“欲焚去以绝迹”，又“思在昔圣人谓：‘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矧余两涉忧患，饱食之日少，且性不好博弈，非藉楮墨吟弄，则何以豁怀抱，宣郁闷乎？虽知其近于滑稽谐谑，而不遑恤者，亦犹疾痛之不免于呻吟耳，庸何讳哉？……负谴无聊，姑假此以自遣，初非平居有意为之，以取讥大雅，较诸饱食、博弈，或者其庶乎？遂不复焚。”瞿佑等著：《剪灯新话》（外二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21-123页。事实上，诸如此类话语，在古代小说序跋中还有很多，因篇幅所限，此不再赘。这一话语大量出现，充分说明，在中国古代小说“怪神”书写中，孔子的这一话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它既使小说的传“神”述“怪”成为可能，也使其如“博弈”一般具有消闲娱乐的功能。
“史补”界定下对“怪神”的采撷，“博弈”认同下对“怪神”的优容，两者的交合，既保证了中国古代小说“怪神”书写的绵延不绝，也使其书写一定程度上服务于娱情、博物的目的。《刘宾客嘉话录自序》中，韦绚说：“解释经史之暇，偶及国朝文人剧谈，聊相新语，异常梦话，若谐谑卜祝童谣之类……号曰《刘公嘉话录》，传之好事者以为谈柄也。”④《新齐谐序》中，袁枚慨叹自己“生平寡嗜好，凡饮酒、度曲、樗蒱，可以接群居之欢者，一无能焉，文史外无以自娱”，所以“广采游心骇耳之事，妄听妄言，记而存之”，以便“以妄驱庸，以骇起惰”。袁枚编撰：《子不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1页。《唐代丛书序》中，马纬云将唐人小说分为“叙述杂事”、“纪录异闻”、“缀辑琐语”三类，并进而指出“人情喜新奇而畏艰深，流览坟典，目未数行，首触屏几；及至巷语街谈，忘餐废寝，惑溺而不返，甚且徧一世为风尚。此亦乐音中之郑声，彩色中之红紫也”。⑥这些话语，均从对比的角度，说明小说不用于经史的的娱情审美及博物功能。在中国古代小说实践中，“怪神”题材的大量涌现，对其娱情、博物功能的不断强调，既使小说与经史相别的面目特征日益清晰，与经史相异的审美趣味日益分明，也使小说愈来愈具有自己独立的疆界领域与审美范畴。在此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补经史以传“怪神”，补经史以娱情、博物，既是中国古代小说补经史而存在的内涵所在，也是其迥异于经史的重要面目特征。
二、经史“怪神”的支撑，“神道设教”的继承
中国古代经史虽然重信尚实，但并不完全废止传神述怪。《易》言“龙战于野”、“牛掣天劓”、“载鬼张弧”，《春秋》之“石言鷁退”、“蛇斗豕啼”，《诗经》之“玄鸟生商”、“牛羊饲稷”，《尚书》之“雉雊于鼎”等，皆体现出传神述怪的叙事特征。不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些作品的传神述怪，表现的数量还极为有限。到了《左传》、《史记》等，怪神的内容明显增加，出现了大量的遇仙、预言、占卜、梦遇、鬼魂示警等内容的记载。《法言》中，扬雄称“子长多爱，爱奇也”。汪荣宝：《法言义疏》，中华书局，1987年，第507页。《文心雕龙》中，刘勰评价司马迁“爱奇反经之尤”。周振甫：《〈文心雕龙〉译注》，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47页。《文史通义·易教下》中，章学诚指出：“笔削不废灾异，左氏遂广妖祥”。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6页。诸如此类，皆包含着对这些作品广采怪神特征的具体说明。
古代经史对怪神内容的记载，并非无的放失，而是出于“神道设教”的目的。在中国古代，“神道设教”早已有之。《周易·观卦·彖传》曰：“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周振甫：《周易译注》，中华书局，2010年，第75页。《墨子·明鬼》云：“今若使天下之人偕若信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则夫天下岂乱哉？”《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清光绪初年浙江书局辑刊《二十二子》本，1986年，第248页。《日知录》中，顾炎武指出：“国乱无政，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见理，于是不得不诉之于神，而诅盟之事起矣。……而鬼神之往来于人间者，亦或著其灵爽，于是赏罚之柄乃移之冥漠之中，而蚩蚩之氓，其畏王鈇常不如其畏鬼责矣。”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08-109页。《文史通义·易教下》中，章学诚指出：“盖圣人首出御世，作新视听，神道设教，以弥纶乎礼乐刑政之所不及者，一本天理之自然；非如后世托之诡异妖祥，谶纬术数，以愚天下也。”“至于丈六金身，庄严色相，以至天堂清明，地狱阴惨，天女散花，夜叉披发，种种诡幻，非人所见，儒者斥之为妄。不知彼以象教，不啻《易》之龙血玄黄，张弧载鬼。”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17页。诸如此类，皆是对中国古已有之的“神道设教”观念的具体说明。
在中国古代经史的“怪神”书写中，也正贯穿着“神道设教”的目的。《左传·桓公》十八年中，鲁桓公不听申繻“女有家，男有室，无相渎也，谓之有礼。易此必败”之劝，携夫人姜氏入齐，致使齐侯与姜氏私通。为私通方便，齐侯先是授意公子彭生除掉桓公，后又杀彭生以谢鲁人。桓公、齐侯所为，显然于“礼”、“义”不符。为表达对这一行为的否定，《左传》不仅如《春秋》一般记述庄公七年夏“恒星不见，夜明也。星陨如雨，与雨偕也”的奇异景观，并特别交代了“豕人立而啼”的怪事。这一怪事的发生，后又直接导致齐侯的被弑。《史记·吕太后》本纪中，吕后“人彘”戚夫人，鸩毒赵王如意。吕后的报复，未免过于残忍。为表达对这一行为的否定，作者记述：“三月中，吕后祓，还过轵道，见物如苍犬，据高后掖，忽弗复见。卜之，云赵王如意为祟。高后遂病掖伤”。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中华书局，2006年，第285页。在这一事件的因果联系中，作者警戒、教化的目的也很明显。对经史“神怪”书写的教化目的，晋代杜预心领神会，在其撰著《左传集解》中特为揭出曰：“卜筮者，圣人所以定犹豫，决疑似，因生义教者也”、“隐恶非法所得，尊贵罪所不加，是以圣人因天地之变，自然之妖，以感动之。知达之主，则识先圣之情以自厉，中下之主，亦信妖祥以不妄。神道助教，唯此为深。”左丘明撰，杜预集解：《左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99页。
中国古代经史出于教化目的对“怪神”的记载，为中国古代小说的传“神”述“怪”提供了重要依据。在中国古代，“子不语怪、力、乱、神”的观念深入人心，古代小说连篇累牍的“怪神”描写往往会招致人们的批评。在此状况下，以古代经史对“怪神”的载笔为据，对斥责作出回应，往往成为作家及评论家的重要选择。《搜神秘览》为宋章炳文所撰，以“搜神”为名，旨在搜“神”的目的显而易见。书成后，章炳文为之作序。在序中，章炳文指出：“及乎神降于莘，石言于晋，耳目之间，莫不有变怪，……或书之竹帛，传之丹青，非虚诞也。君子虽曰有本，凡所以徇末者，殊涂同归而已，又何异哉？”⑥丁锡根编著：《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86-87、157-158页。《夷坚志》为宋洪迈编撰，明田汝成曾为之作序。在序中，面对他人“或谓神怪之事，孔子不语，而勒之琬琰，不亦谬乎其用心乎”的质疑，田汝成辩解说：“若姜嫄之孕，傅严之梦，独非大神大怪者哉！而垂之六经，非漫诬以资谈谑者，固仲尼之所存笔也。然则不语者，非不语也，不雅语以骇人也。苟殃可以惩凶人，祥可以慂吉士，则虽神且怪，又何废于语焉！”洪迈撰：《夷坚志》，中华书局，2010年，第1834页。《觚剩》为清钮琇所作，喜谈“怪神”的特征也极为明显。书成后，钮琇为之作序说：“鬼盈睽载，《易》留语怪之文；神降莘言，《史》发兴妖之论。杏坛书垂笔削，辨六鷁之昼飞；龙门事著兴亡，志一蛇之夜哭。是知《虞初》小说，非尽出于荒唐，郭氏遗经，固无伤于典则也。”⑥再如《聊斋志异》完成后，清高珩为之作序。在序中，面对他人的质疑，高珩斥责说：“拘墟之士，双瞳如豆，一叶迷山，目所不见，率以仲尼‘不语’为辞，不知鷁飞石陨，是何人载笔尔尔也？倘概以左氏之诬蔽之，无异掩耳者高语无雷矣。……彼彭生觌面，申生语巫，武曌宫中，田蚡枕畔，九幽斧钺，严于王章多矣。……倘尽以‘不语’二字奉为金科，则萍实、商羊、羵羊，楛矢，但当摇首闭目而谢之足矣。”蒲松龄著：《聊斋志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2页。诸如此类话语，多不枚举。在这些话语中，面对他人对“怪神”描写的责难，无论作家还是评论家，皆以经史对“怪神”的载笔为据作出回应。这一回应话语大量而频繁的出现，充分说明，在中国古代小说的“怪神”书写中，经史传统对“怪神”的载笔，无疑提供了重要支撑。《魏晋小说序》中，清苕上野客指出：“原其始，无论《左》、《国》，梦卜妖祥，实古今小说之祖。即防风、肃慎，商羊、萍实，仲尼不几为索隐之宗、语怪之首乎？”②③⑥⑦丁锡根编著：《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1788、1800、1774、87、125页。《古今说部丛书序》中，清王文濡认为：“《易》言‘载鬼一车’‘小狐汔济’，《春秋》记陨石、退鷁、神降、石言，即后世纪载狐鬼、叙述怪异之张本”。②诸如此类论断，皆是在此意义上得出的。
这一重要支撑中，小说作家及评论家同时表现出对“神道设教”观念的继承，普遍将“怪神”的书写看成是实现世风教化的有效手段。这在唐宋以来的小说创作与小说批评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太平广记钞》为冯梦龙编纂，属于对《太平广记》的改编。该书成后，明李长庚为之作序。在序中，面对该书“闳肆幽怪，无所不载”的特征，李长庚先是指出：“《易》言牛掣天劓，载鬼张弧，近于怪也；《诗》言芍药舒脱，近于戏也；《春秋》之石言鷁退，蛇斗豕啼，近于诬也；《礼》言‘吾与尔三焉’，近于诞也”，这些怪异的书写无非是“以极人情之变，以断人之疑根”。在此基础上，李长庚进而申论说：“饮食门户，可以证道；墙壁矢溺，可以悟门；微言谑语，可以释纷；术解方伎，可以利用；嬉笑怒骂，可成文章。奇形幻影，咸海藏之浮沤；异迹灵踪，总化身之示现。……三教圣人，其设喻广譬，引度世人，作此方便津筏耳。”③在此阐释中，无论是对圣贤著作的广泛引用，还是对其“断人之疑根”、“化身之示现”、“度人之津筏”功能的说明，都旨在揭示该书“幽怪”描写的教化功能。《阅微草堂笔记》的“怪神”描写同样如此。该书“俶诡奇谲，无所不载；洸洋恣肆，无所不言。而大旨要归于醇正，欲使人知所劝惩。”（《盛时彦序》）⑤纪昀著：《阅微草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178页。其中一则故事这样记述：“道家言祈禳，佛家言忏悔，儒家则言修德以胜妖：二氏治其末，儒家治其本也。族祖雷阳公畜数羊，一羊忽人立而舞。众以为不祥，将杀羊。雷阳公曰：‘羊何能舞，有凭之者也。石言于晋，《左传》之义明矣。祸已成欤，杀羊何益？祸未成而鬼神以是警余也，修德而已，岂在杀羊？’自是一言一动，如对圣贤。后以顺治乙酉拔贡，戊子中副榜，终于通判，讫无纤芥之祸。”⑤在此故事叙述中，无论是大结构上“事”对于“义”的明证，还是具体事件中人“修德”而去“祸”获“福”的真实回报，“怪神”描写的教化目的皆跃然而出。
以经史中“怪神”的载笔为据来为小说的“怪神”描写提供支撑，又使其描写如同经史一样服务于“设教”的目的，两者的合力，既保证了中国古代小说“怪神”书写的绵延不绝，又促使其书写愈来愈成为实现教化、传达宗旨的工具与媒介。《搜神秘览序》中，章炳文指出：“旁行合道，则造诡怪之理者，亦属于劝惩之旨焉。”⑥《志怪录自序》中，祝允明慨叹说：“志怪虽不若志常之为益，……今苟得其实而记之，则卒然之顷而值之者，固知所以趋避，所以劝惩，是亦不为无益矣。”⑦诸如此类，皆是对其媒介意义与价值功能的具体说明。论述至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古代经史对小说既支撑又限制规正的双重作用，在“怪神”的书写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三、“子不语怪”的规引，“常中出奇”的开发
中国古代经史虽有出于教化目的对“怪神”的记载，但在传信、尚用观念影响下，对“怪神”的过多记载，也并不特别鼓励。《左传记事本末》中，清人高士奇辟出一条整理“春秋灾异”，并总结说：“凡记灾异一百二十二，日食三十六也，……其间非无惊世骇俗更甚此者，而圣人不书。至阴阳、寒暑、草木、虫蠕之变，凡切于人事之休咎，天道之应违者，不以微而不察焉。以此见圣人之不语怪，而念是民生日用至急也。”《四库全书》369册，第554-555页。《春秋》既为“史”，亦为“经”，其对“惊世骇俗更甚此者”之“怪”的不书，作为一种叙事法则，不仅经常被后人以“子不语怪、力、乱、神”的话相称引，并对后世的史书编纂及文化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致书写中过于荒诞的内容，往往招致人们的批评。《论衡》中，王充认为：“虚妄之语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用。”王充著：《论衡》，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42页。《离骚序》中，班固批评屈原：“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洪兴祖撰：《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1年，第49-50页。《文心雕龙》中，刘勰指责司马相如、扬雄赋作“诡滥愈甚”、“颠坠于鬼神”，屈原《离骚》“至于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娀女，诡异之辞也；康回倾地，夷弈弹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谲怪之谈也”，皆“异乎经典”。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译注》，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522、96页。《史通·采撰》中，刘知几讥讽“《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之徒，其所载或诙谐小辩，或神鬼怪物。其事非圣，扬雄所不观，其言乱神，宣尼所不语。皇朝新撰《晋史》，多采以为书。……虽取悦于小人，终见嗤于君子。”刘知几撰，浦起龙通释，吕思勉评：《史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85页。诸如此类，皆是在此意义上得出的。
在此否定下，小说一则将“怪神”的描写逐渐统摄于“设教”的目的，使其达“义”的媒介意义与价值功能日渐突出，一则出现了所传之“奇”由“怪神”到“人间言动”的渐次转变。这从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大势来讲显得较为突出。
魏晋南北朝时期，《世说新语》等前后“语类”作品虽然不乏对“人间言动”的记载，但所表现的只是一个特殊的镜头、一个瞬间的片段，究其本质，如胡应麟评价《世说新语》所云：“以玄韵为宗，非纪事比”。胡应麟撰：《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285页。更重要的是，此时小说对“人间言动”的记载，在创作数量上实难与“张皇鬼神，称道灵异”的作品相提并论，小说以“怪神”为主的记述特征极为明显。
到了唐代，小说创作这一情况发生了变化。唐政府对“史”文化建设极为重视，“子不语怪、力、乱、神”的观念此时也获得史学界的理论总结。在此状况下，小说向“人间言动”转化的趋向明显加强。志怪小说而外，出现了大量的轶事小说。轶事小说对“人间言动”的记载，可信度或许不如前代，但在反映现实的广度及深度上，却具有了明显超越。故此，它们中有关现实的记载，常为后世史书编纂及学术研究广泛征引。当然，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此时轶事小说对“人间言动”的记载，还主要集中于帝王将相、豪侠隐逸、才子佳人、文人墨客等非同寻常人物身上，行文运笔也多带有“诗性”特征，它与宋元以降小说的“常中出奇”还有明显不同。
宋元以降，城市经济活跃，文化专制加强，文言小说之外，出现了白话小说。白话小说主要以普通市民为接受对象，对普通市民来讲，在熟悉的日常生活的悲欢离合中，体验那一惊一诧带来的乐趣，远比阅读简淡玄约的志怪、诗性的传奇能带来更多的乐趣，获得更多的教益。“子不语怪、力、乱、神”的观念，此时也获得人们的进一步尊奉。据顾炎武《日知录之余》载：正统七年二月辛未，国子监祭酒李时勉上书朝廷，指责《剪灯新话》等作品“假托怪异之事，饰以无根之言”，对此“若不严禁，恐邪说异端，日新月盛，惑乱人心”。对李时勉的请求，朝廷最终采纳。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255-1256页。以法律的手段，对“怪神”的内容进行禁止，充分说明正统观念对这一记述的反感。
在此状况下，小说向“常中出奇”转化的脚步明显加强。这在志怪、杂录等笔记小说创作与批评中可首先看出。如《原李耳载》为明末清初李中馥所撰，其中主要记述明代山西人物事迹，间有怪异奇验之谈。该书成后，清许道基为之作序。在序中，许道基指出，“天下之奇，不在奇事在常事，且在常理。鲸呿鳌掷，牛魅蛇怪，为味转浅。唯于伦常日用间，无可见奇者，得其奇志之，觉明霞秀月，无非涌雪崩云。得其奇而不黑于理者志之，觉雁荡、龙门，无非练川赭陆，而后至奇以见。”李中馥《原李耳载》的创作，虽然“未尝不标新立异”，然“要皆目前常事，转出奇境”，它可以“挽人心之好怪”，“不愧为天下之至奇”。⑥丁锡根编著：《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434、507页。又如《耳邮》为清人俞樾编撰，其中所记“大率人事居多，其涉及鬼怪者，十之一二而已”。在该书序中，俞樾指出：“盖志怪搜神，从古有之矣，然窃以为惊心动魄之事，即在男女饮食之间，非必侈谈灵怪，然后耳目一新也。”⑥在宋元以降的传奇、话本与章回小说创作与批评中，更充斥着大量的关于小说“常中出奇”的言论，因篇幅所限，此不再赘。这一论述话语大量而频繁的出现，既是其时小说观念的着意表达，也是其时小说特征的总体反映。至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伦常日用”、“男女饮食”等人间“常事”的展现中，体现出传“奇”的效果，是宋元以降小说创作的主要特征。
《赛花铃题辞》中，烟水散人认为：“稗家小史，非奇不传。然所谓奇者，不奇于凭虚驾幻，谈天说鬼，而奇于笔端变化，跌宕波澜。……使诵其说者，眉掀颐解，恍如身临其境，斯为奇耳”。白云道人编次，烟水散人校阅：《赛花铃》，《中国古代珍稀本小说》，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水石缘序》中，清何昌森指出：“其事不奇，其人不奇，其遇不奇，不足以传。即事奇人奇遇奇也，而无幽隽典丽之笔以叙其事，则与盲人所唱七字经无异，又何能供赏鉴”。丁锡根编著：《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1295页。小说以传“奇”为目的，伴随小说创作的“常中出奇”，所带来的必然是对小说叙事写人之“奇笔奇才”的积极开发。对此，从小说评点中动辄以“才子书”标目作品可首先看出。作为词汇，“才子”在汉前主要指“有德”之士。从南北朝开始，始倾向于指称“文墨之士”。到唐代，遂成为“文墨通达之士”的泛称。明之后，以“才子”指称优秀文人，更成流行，“吴中四才子”、“嘉靖八才子”的称谓，皆是在此意义上使用的。以“才子书”来指称小说作品，则始于明末清初的金圣叹。金圣叹生平最为推崇《离骚》、《庄子》、《史记》、杜诗、《水浒传》、《西厢记》，在其批评活动中，分别以第一、二、三、四、五、六“才子书”命名其作品。《水浒传》的评点，即被命名为《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不惟如此，在《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序》中，金圣叹还特意指出，所谓“才”，既指材质之“材”，也指剪裁之“裁”。④马蹄疾编：《水浒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5年，第23、34页。这一指出，更直接说明所关注的是作者行文运思、布局谋篇、叙事写人、炼字琢句等的“奇笔奇才”。金圣叹之后，以“才子书”命名小说作品，渐成流行。《三国演义》被称为“第一才子书”；《玉娇梨》被称为《三才子书》，它后来与《平山冷燕》一块合刻，出版发行时被命名为“合刻七才子书”；《斩鬼传》全称《第九才子书钟馗斩鬼传》等，皆是在此意义上使用的。具体作品评点中，评点者对于作品“奇”的赞叹，更往往与对其“才”的惊叹紧相连接。如《读第五才子书书法》中，金圣叹感叹说：“潘金莲偷汉一篇，奇绝了；后面却又有潘巧云偷汉一篇，一发奇绝。景阳岗打虎一篇，奇绝了；后面却又有沂水县杀虎一篇，一发奇绝。真正其才如海。”④《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张竹坡惊叹云：“噫！技至此亦化矣哉！真千古至文，吾不敢以小说目之也”、“每于此等文字，使我悉心其中，曲曲折折为之出入其起尽，何异入五岳三岛，尽览奇胜，我心乐此，不为疲也。”⑥丁锡根编著：《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1096、1099、799页。“奇”与“才”紧相连接，充分说明，伴随中国古代小说的“常中出奇”，所带来的正是对小说“奇笔奇才”的积极开发。
“子不语怪”的正统观念，促使了小说题材由“怪神”到人间“常事”的转变。“常中出奇”的审美要求，又促成了小说叙事写人之“奇笔奇才”的积极开发。两者的紧密结合，使小说与经史相别的题材领域日益明显，相异的审美特征日益突出。《醉醒石跋》中，清人江东老蟫指出：“九流之外，别立小说一家，其原出于稗官，就街谈巷语之新，为人情风俗之考”。⑥《五杂俎》卷十五“事部”中，谢肇淛认为：“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亦要情景造极而止，不必问其有无也。”谢肇淛著：《五杂俎》，《历代笔记小说集成》，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599页。《红楼梦》创作中，“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的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无班姑、蔡女之德能”。曹雪芹、高鹗著：《红楼梦》，中华书局，2009年，第2页。诸如此类，皆体现出对小说有别于经史的题材领域与审美特征的把握。在此把握中，小说愈来愈具有现代小说的特征。
综上，在中国古代小说“怪神”书写中，经史传统发生了重要作用。经史传统对小说“史补”地位的界定、“博弈”功能的认同，既保证了中国古代小说“怪神”书写的绵延不绝，又促使其书写一定程度上服务于娱情、博物的目的。经史传统出于“设教”目的对“怪神”的采撷，既对中国古代小说的“怪神”书写提供了支撑，又使其书写逐渐服务于“设教”的目的。“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正统观念，既促使小说创作“常中出奇”局面的开展，又促使作家“奇笔奇才”的积极开发。多方交合，小说与经史相别的面目特征日益清晰，相异的审美趣味日渐分明，小说越来越具有自己独立的疆界领域与审美范畴。中国古代经史对小说既支撑又限制规正的双重作用，在“怪神”的书写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杨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