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和“意”是《中国小说史略》中使用频繁的两个概念，它们都和《典论·论文》的“文气说”密切相关，“文”和“意”的使用构成了《中国小说史略》小说批评表述方式的重要特征，《中国小说史略》这种表述方式的运用显示出了《典论·论文》中“文气论”的传统思想资源与现代学术发展相结合的可能性。
关键词：《典论·论文》 《中国小说史略》 “文气说”表达方式
曹丕的《典论·论文》是我国现存的第一篇论述文学的专著，也可以说是我国文学批评的第一篇文学理论文章。曹丕的这篇《典论·论文》标志着我国古代的文学批评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他从文学的总体规律性来评论文章，在有意识地去探索并试图解决文学发展的一些问题中，提出了卓有见解的一些观点，对后代文学的批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它所提出的“文气说”在中国文学的发展中起到了长期的指导作用。鲁迅对《典论·论文》的评价非常高，他说：“丕著《典论》，那里面说：‘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后来一般人很不以他的见解为然。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作为中国20世纪影响最大的小说史著作，它不仅打破了“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的局面(《中国小说史略·序言》)，使小说登上了学术的殿堂，小说史逐渐成为一门真正的学科。更重要的是以新的学术理念为基点，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历程与类型特征作了宏观的论述。《典论·论文》中的“文气说”对《中国小说史略》的表述方式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考察《中国小说史略》，很容易看出书中使用最频繁的词语是“文”“意”(包括以它们为主干的词语)，而且往往两者同列并举，这可以说构成了《中国小说史略》小说批评表述方式的重要特征。
一
《中国小说史略》中与“文”有关的表述方式主要包括文、文采、文笔、文辞等，如评《新齐谐》“其文屏去雕饰，反近自然”(第二十二篇)，《铁花仙史》“文笔拙涩”(第二十篇)，《飞燕外传》“文辞殊胜而已”(第四篇)，等等。在“文”的方面，曹丕在《典论·论文》一文中提出：“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历来对这里的“文”的概念存有争议，主要的观点有二。一是指文章，例如：唐开元时五臣共注的《文选》中，吕向说：“有此篇(指《典论·论文》)，论文章之体也。”另一个观点认为“文”指文章中表现出来的“文采”“文笔”等语言方面的特点，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关注的是后者，也就是小说的叙述语言及风格，其根据就在于《典论·论文》提到“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来论述文章的重要性，明确地提出了“文章”的概念，可见曹丕在这里所指的“文”别有所指，但不是文章。从下文来看，提出“雅”、“理”、“实”、“丽”作为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各自的最突出的特点，也是针对这些各种体裁的文采语言而言的，所以，后一个观点更恰当一些。此外，《中国小说史略》中有些批评用语虽未直接标“文”，但在具体表述中的意思、用法明显与“文”相近。亦可归人到这一类，如辞、笔、辞气等。
在鲁迅看来。“文”是与小说的性质和功能密切相关联的。他评宋代志怪小说“既平实而乏文彩”(第二十二篇)，在具体的创作中，宋代志怪小说一般杂采古今奇闻琐事，凡神仙鬼怪有闻必录。而以极鬼神事物之变为宗旨，其作品文笔朴质，偏重情状，少有铺叙，并常于篇尾说明故事的来源，以资取信。这种尚简求实的写作特点仍保持着魏晋南北朝小说的遗风，因此它们是“其文平实简率，既失六朝志怪之古质，复无唐人传奇之缠绵”。
鲁迅通过小说语言文采给读者所带来的审美感受。来评价小说的特点，在这一点上正是对《典论·论文》中“文”的继承和升华。曹丕的《典论·论文》中“夫文本同而末异”的“文”包蕴有“本”与“末”两层含义。“本”虽内含有语言的运用及其基本法则之意，但更重要的是，这个“本”却必须建立在作家“体气”的基础之上。曹丕认为“每种文体的语言文采都有各自不同的规范和要求，而作家的才学和修养各异，二者互相作用，造成作家擅长某些文体语言，而不擅长另一些文体语言”，曹丕还为各种体裁文章语言的创造和批评找到了一个初步的客观的标准，他将当时流行的文体分成“四科八类”，并提出“雅”、“理”、“实”、“丽”作为各自文采方面的最突出的特点。“末”即指语言文采的特色，特色之异即他所说的雅、理、实、丽，这些都是指文章文采的特色给读者所带来的艺术体认。他所说的清、浊、和、壮、密、高妙等，则均指体气之性通过语言文采给读者所带来的审美感受。鲁迅正是注意到了宋朝志怪小说与其它时代小说在文的“本”与“末”上的差异，才得出了宋代志怪小说“既平实而乏文彩”的结论。同样从这一点出发，他批评那种借小说以劝惩或谈经、说理、论史等导致的矫揉和生涩，对“文采斐然”的艺术表现则持肯定态度。特别赞赏“平淡而近自然”的风格。
二
《中国小说史略》另一个主要用来表述的词语是“意”，“意”也与《典论·论文》中的“文气说”紧密联系在一起。
《典论·论文》中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气，是一个古老的哲学概念。《庄子·知北游》中说：“人之生也，气之聚也。聚则为主，散则为死……故日通天下一气耳。”这里“气”为“元气”，是构成人生命的本源。而曹丕所言之“气”，既继承了“元气说”，又有所发展，即强调作家的个性气质、天生禀赋。“强调了作者所禀之气不同而造成的才性差别对文章的特色的作用，揭示了禀气和作家创作特点，以及作品风格特色之间的关系，开启了后世从主客双向通流中把握作品特色。乃至文学创作不同风格的大门”。曹丕的“气”在具体的文学作品中涉及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意”。先秦至汉代的“元气说”认为，“气”不仅是构成人及万物生命、形体的本源，而且是人的意趣、意识的存在原因。春秋时期子贡就讲：“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淮南子·精神训》也说：“夫精神者，所受于天也；而形体者，所受于地也……天有风雨寒暑，人亦有取与喜怒。”“气”在内表现为“个性气质”，在外则表现为“好恶喜怒哀乐”等意识，因此，“气”与“意”是相应相合、相辅相生的。曹丕时代的陆机《文赋》的序言说：“余每观才士之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夫放言遣词良多变矣，妍媸刀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在这里陆机提出了“才士”之内在的气，在创作时就表现为文章的意，而曹丕的“文以气为主”和陆机的“文不逮意”都表明了气和意是想通的，都是文所成立的根本，是不可缺少的因素。因此可以说，“文气说首次显示了文学与个体性情的关联域，换言之，文学抒情的过程不是普遍社会化的体现，而
是诗人具有个体特征的独特意识体验之外化”⑤。
鲁迅正是认识到“意”这一重要作用，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选择“意”及其相关的词汇来作为重要的表述方式之一。它们是：意，主意，立意，本意，意想，意度，意绪等，如评《六合内外琐言》“其体式为在先作家所尝试，而意浅薄”(第二十二篇)，评宋市人小说“主意则在述市井间事”(第二十一篇)，《南柯太守传》“立意与《枕中记》同”(第九篇)，《续金瓶梅》“与神魔小说诸作家意想无甚异”(第十九篇)、“惟著述本意，或在显扬幽隐，非为传奇”(第九篇)，等等。大体上说，“意”相当于小说的主题层面，但又不仅仅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主题”，它和陆机所说的“文不逮意”中的“意”含义大致相当，“意”可能体现在作者发表的感慨和直接的说教中，更可能表现在小说本身的叙述描写中。而意想、意度等则偏重于突出小说叙写与作者性情，识见及修养的关系。
《中国小说史略》没有空谈作品主题，而是化宽泛为灵活，从“意”延伸到小说内涵及其相关的各个方面，比如鲁迅屡屡提到小说中作者的“自寓”、“自叙”、“自况”、“自遣”等。将小说家的个人经历和感受与作品的精神底蕴联系在一起，在这种由探索而入的领会中，使作品之“意”与作者之“意”相互生发：在评论《红楼梦》续书时，他就说高鹗“其于雪芹萧条之感，偶或相通”，但“心志未灰”，与雪芹绝异，所以其补作“虽也悲凉，而贾氏终于兰桂齐芳，家业复起，殊不类茫茫白地，真成干净矣”(第二十四篇)，由此出发，鲁迅还多次提到“写实”与“理想”相互对立的关系，显示出“意”的命题在操作中随形赋物的丰富和灵活。
此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文”和“意”还两两相对举出，如评《龙公图案》“文意甚拙”(第二十七篇)，《西京杂记》“固亦意绪秀异，文笔可观者也”(第四篇)，《野叟曝言》则评为“意既夸诞，文复无味”(第二十五篇)，《好逑传》“其立意亦略如前二书，惟文辞较佳”(第二十篇)，《金瓶梅》“故就文辞与意象经观《金瓶梅》，则不外描写世情”(第十九篇)，等等。
三
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用文言写的，它对小说的论断极为精湛。这与鲁迅从“文”和“意”两方面概括作品的特质，加以简赅明确的评说有关。就具体的批评手段来看，鲁迅没有对“文”和“意”作出明确的定义，也没有给出理论的规范。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他在继承《典论·论文》中“文”和“意”的基本意义的同时，针对小说的特点还进行了发展和引申。
鲁迅以“文”和“意”作为自己的表述方式，是由于他在小说史研究的草创时期，一方面特别需要从大处着手，全面把握小说的创作规律，并做出史的描述，另一方面《典论·论文》的“文”“意”又对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都能适用，既重文采，又重思想；既能紧扣作品，又具有很大的伸缩性、包容性。鲁迅正是凭借传统术语大而化之的优势，充分借用《典论·论文》中高屋建瓴的理论，以简驭繁，三言两语，直指核心，充分地把握了中国小说及中国小说史的特性。
曹丕的《典论·论文》是我国古代的文学批评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的标志。“他不是单纯根据个人主观爱憎来评论文章，而是有意识地去探索并企图解决文学发展中的一些共同问题”，《典论·论文》对后代的文学批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它所提出的“文气说”在中国文学的发展中起到了长期的指导作用，“文气说”在中国古代文评及小说理论中早已出现并得到广泛的运用和认可。《典论·论文》中“文”与“意”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常用语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汉代陆机的《文赋》就说：“其(文)立意也沿尚巧，其谴言也贵妍。”刘勰的《文心雕龙》的《封神篇》主张：“树骨于训典之区，选言于宏富之路，使意古而不晦于深，文今而不坠于浅。”他们都用“文”和“意”的特点来评判文学作品。而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它们被鲁迅用来作为自己学术理念的独特表述方式，他没有采纳当时最流行的批评术语，而是以《典论》所提出的“文气说”为基础，以传统的“文”“意”等概念及其衍生词为中心，来分析诸多的古代小说作品的表述方式，显示出了《典论·论文》中“文气论”的传统思想资源与现代学术发展相结合的可能性，也为从中国小说实际出发，构建小说史和评论中国古代小说起到了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