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需要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大众化，运用文献资料分析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闻实践——群众办报。分析认为，工农群众需要和知识分子、党员干部紧密结合在一起，他们共同推动的群众办报新闻实践，有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大众化，促进了中国共产党与群众形成血肉联系，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新闻宣传活动中的具体实践，为群众学习和理解中国革命理论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群众路线；群众办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延安时期
中图分类号：G219.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6248（2016）01006609
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会议上指出，和最广大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是中国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是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刘少奇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思想作了全面发挥和概括，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1]，即是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随后，中国共产党继续创造性地发扬群众路线思想，最终顺利地建立了新中国。
在延安时期，群众路线在新闻宣传领域具体表现为群众办报实践，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旗帜下，群众办报实践日益成熟。虽然中国共产党早在苏维埃时期就已经开始探索群众路线①的践行方式，群众办报作为群众路线的新闻宣传实践，其时也初具雏形，但由于党的革命斗争理论体系尚未成熟，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和领导群众共同斗争的这段历史中，群众办报并未结构性地发挥出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作用。此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思考中国道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在延安时期把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建设得趋于成熟。在这个过程中，党中央部署和领导了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这三大主体，开展了意义重大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学习和实践。
就意识形态领域的新闻宣传而言，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党报理论和体系在延安时期渐趋完善，中央要求办报者都应该具有鲜明的党性，服从党的领导、形成高度自觉的政治敏锐性，让办报为人民
①李里峰在《“群众”的面孔——基于近代中国情境的概念史考察》中，系统考察了“群众”“群众心理”“群众运动”“群众路线”等概念的历史演进。他认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很快把发动群众、开展群众运动作为自己的工作重心，随着群众运动的不断发展和群众理论的逐渐成熟，中国共产党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逐步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提供了有效的概念工具和治理技术。他还提出例证，认为：“1929年9月28日，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详细论述了红军与群众的关系问题，其中写道‘关于筹款工作亦要经过群众路线，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就笔者所见，这可能是中共中央文件第一次明確使用‘群众路线’的概念。”参见王奇生主编《新史学：20世纪中国革命的再阐释》，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50页。
服务、为中国革命服务，这是“政治家办报”“政治家办报”是毛泽东在1957年和1959年明确提出的一个概念，现在公开发表的正式表述时间是1959年毛泽东与当时新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冷西谈话时提出的。他要求办报人都要服从党的领导，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政治素质，强调报刊宣传的党性原则。虽然正式的概念是在建国之后提出的，但在延安时期《解放日报》改版时直至1959年，都鲜明地体现了讲政治、讲党性这个核心。从历时性的立场看，“政治家办报”在延安时期就已经具有比较成熟的理论内涵，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党报体系的核心。参见陈力丹《新形势下的“政治家办报”》，载《新闻战线》2010年第10期。思想日趋成熟的系统体现。以这个思想理论为统帅，新闻宣传事业开始探索发展“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的实践方法，形成了党领导下兴办党报和各类报纸的先进做法；把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结合起来，形成了群众参与阅读报刊、自办黑板报和为报纸写稿的群众性新闻实践机制；把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都团结到“办报”运动中，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提供了坚实的认知和实践基础。
群众办报拓展了党的新闻宣传实践技术[24]，不仅是全党办报的补充性体系[56]，更在组织和制度层面促进了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78]的相辅相成。群众办报实践丰富了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内涵和外延，但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是，它是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性工程，是党领导和组织群众充分运用学习、教育、宣传等方式、方法普及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进行的创造性的生动实践，是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具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已臻成熟的毛泽东思想指导党开展群众工作的实践产物，群众办报理论最终有机地纳入和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一、工农群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重要实践主体
中国共产党进入延安的初期，毛泽东就从战略方向上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1938年10月，他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9]随后几年，毛泽东更是站在时代和全局的高度，以敏锐的政治远见、深刻的洞察力，深入思索抗日和建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通过各种实践推进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体系性建设。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需要依靠群众才能实现
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初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指南，但在建党、建军之始，党内和军内同志的文化知识、马列主义理论知识比较贫乏，要使他们系统理解和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和开展革命工作，就必须对他们加以教育和训练。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9]所以，他主张：“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