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处在一个文化异常繁荣的时代。每一天，都有海量的文化产品经由各种渠道汹涌而来，制造出一个个异彩纷呈的文化“嘉年华”。表面看来，这是在自由平等语境下的文化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但实际上，我国的主流文化正遭遇前所未有的严重威胁：一方面，形形色色格调低下的文化形态，以大众文化的面目出现，以娱乐之名逐渐消解文化内涵、逼退道德底线、扭曲价值取向；另一方面，一些错误思潮在形式多样的文化包装下，怀揣不可告人的目的入侵主流文化，污染人民精神家园。习主席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文化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各种势力对文化领导权和话语权的争夺已近乎白热化，如果我们对文化繁华表象下的这些暗流漩涡，思想上缺乏足够警醒，行动上缺乏有效抵制，这块阵地就有失守的危险。
泛娱乐化：以娱乐为名剥夺大众思考能力
从清晨睁开眼的那一刻起，人们便陷入了一个由电视、电脑、智能手机、广播和户外屏媒等共同构成的异常繁华的文化世界：公交地铁上，人们低头翻看手机读物，不少沉迷于“穿越”“玄幻”系列网络小说；超市商场里，播放着时下最热的网络歌曲，《伤不起》《你终于做了别人的小三》之类的低俗之音此起彼伏；路边书摊上，显眼的位置总是摆放着两性话题、对历史和传统文化故作惊人之语的“全新”解读以及名人们“不为人知的故事”；打开电视，相亲选秀、搞笑综艺、明星真人秀等节目充斥其间；电影院里，宫斗剧、言情剧、好莱坞“大片”强势来袭……在这个文化产品琳琅满目的时代，人们看似拥有“无限选择权”，而事实上，在无孔不入的大众媒体强势包围下，在众多代表非主流价值观的“三俗”文化产品面前，大多数人只能是望而兴叹，没有多少可选择的余地，并逐渐失去思考能力和价值判断。
不可否认，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生活是大众在快节奏工作生活之余正常的精神需求，也是中国社会日益开放进步的一个标志，但当下一些中国文化产业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向着“泛娱乐化”的方向越走越远。伴随着流水线式的生产复制，文化泡沫、文化垃圾大量产生，以“眼球经济”为目标，以“不求好评、但求关注”的“博出位”为原则，以“拒绝崇高、满足感官、消遣娱乐”为追求的文化消费品，不断蚕食主流文化的生存空间。习主席指出，“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在“娱乐至死”的错误文化理念影响下，一些被扔进历史垃圾堆的文化污秽卷土重来，腐朽落后的思想观念、突破社会道德底线的言行等等，在“娱乐”的包装下“借尸还魂”。有人在主流媒体上高调表明自己“宁愿做一头快乐的猪，也不愿做一个痛苦的思想者”，有人不知羞耻地表达“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后面笑”的扭曲价值观，有人以艳照丑闻、露点出位的言行作为吸人眼球的资本，有人以“文化名流”的嘴脸大肆宣扬封建礼教，更有电影明目张胆地打出“拜物质教”的旗号却轻松赚入上亿票房……表面看来，泛娱乐化打破了高高在上的主流权威，给人一种众生平等、集体狂欢的幻觉，但实质是一场以“娱乐”之名行“去思想化”之实的文化危机。一旦感官刺激成为娱乐的唯一代名词，文化产品成为纯粹的感官消费品，就会遮蔽文化的社会价值，限制对重大问题的深入探究，破坏对严肃问题的深刻思考。而大众则在“被娱乐”中习惯了放弃思考，“以笑声来代替思考”，不深究文艺作品的思想内涵，也不指望文化产品能给人以启迪，最终使整个社会在智识上和审美上都趋于浅薄与平庸。泛娱乐化的升温和膨胀，凸显的是审美感悟力的滞后与迟缓，折射的是文化原创力的缺失与匮乏，造成的是大众审美鉴赏水平的整体滑坡。正如著名媒体研究者波兹曼曾警告的那样：“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之，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文化具有娱乐功能，但娱乐不是文化的全部，文化还应当担负起表现一定社会条件下人的价值判断、引导大众精神的重要职责，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精神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近年来推出的《舌尖上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等电视节目，以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人文精神和益智为宗旨，虽包含着相应的娱乐因素，但同样可以做到收视率和高水准兼顾。这些成功案例告诉我们，文化工作者要始终牢记肩负的社会责任，任何时候都不能低估大众的审美趣味，不能迁就低端的审美需求，而应当在继承中彰显文化之美，在创新中引领风气之先，生产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文化产品。
抽象人性论：以深刻为名遮蔽文艺的社会属性
随着现代工业文明进程加快，资本对人的异化日益显现，在人文精神陷入危机之际，更多人寄希望于以人性道德之光寻求人类救赎之道。但是，时下一些文艺工作者以开掘人性深度为名，无限放大人的自然属性，刻意遮蔽人的社会属性，致使作品缺乏洞悉人生、观照世界的人文精神，成为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2007年，一部改编自作家张爱玲同名小说的电影（《色·戒》），讲述了一个满怀报国热忱的女青年，意欲用美色诱惑并刺杀汉奸，但在与汉奸接触过程中竟然产生肉体和精神的双重依赖，最终欲罢不能。影片把一个真实历史事件解构成一场“爱”与“性”的游戏，人性的原始欲望把崇高追求、道德底线和民族尊严击得粉碎。如果说这部电影是在表达“人性”时走向“抽象人性”极端的典型个案，那么，影视作品对“风花雪月”的反复“耕耘”，则表现出部分文艺工作者试图用“抽象人性”掩盖作品内容空洞、精神残缺的严重不良倾向。2013年，另一部国产影片（《一场风花雪月的事》），讲述了一个头戴国徽的女警察在执行追查国宝级文物任务中不可自拔地爱上亡命天涯的国际逃犯，在所谓的“人性苏醒”之时，责任感、正义感迷失在欲望的丛林，人们心目中高举法治利剑惩恶扬善的人民警察光辉形象就这样被解构。当下，文艺界有种现象非常值得警惕和反思：有人认为文艺作品表现抽象人性才有深度和力度，一些作家艺术家以逃离意识形态为时尚，“抽象人性论”在文艺领域无原则地扩张，到处攻城略地。一些主张“身体写作”“私语化写作”的作家，把欲望叙事作为开掘人性深度的惯用手段，把对自然人性的肆意张扬作为终极目的，以猎奇、暴丑、畸形、变态来刺激读者的低级感官，作品中充斥着人性的冷漠与荒寒、丑陋与狰狞。有人拿诺贝尔文学奖说事，认为只有超越政治、超越社会的人性才是文艺作品永恒的主题，也才能在国际上获得青睐，以此断言“抽象人性论”是文艺作品坚硬的思想骨架，是文艺创作的终极价值追求。众所周知，让世界作家趋之若鹜的诺贝尔文学奖向来打着“人性”的旗号，以公正性、普世性、全球性标榜自己，但事实上他们只认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并鼓励他国作家特别是东方国家创作背离本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作品，其政治性暴露无遗。早在1964年，法国著名作家萨特曾经拒绝领取诺贝尔文学奖，其理由之一是，“过去的诺贝尔奖未能平等地颁给各民族和各种意识形态的作家，如果接受该奖，将会引起不愿听到的不恰当的解释”。
人性是在一定社会制度和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人的本性，人性是人类一切艺术普遍的、永恒的主题。然而，抽象人性论离开社会关系来认识人的本质，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人的自然属性和生理属性，认为人具有超社会、超历史、超阶级的永恒不变的本质，或者干脆把人性还原为动物性和生理本能。抽象人性论是所谓普世价值的哲学基础，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格格不入。当下，抽象人性论的创作取向在文艺领域呈蔓延之势，一些作家艺术家打着“匡正过去把人性与阶级性等同的偏差”的幌子，迎合某些阶层或人群的心理和眼球需求，不是以弘扬真善美来感动人心，而是用“抽象的肉体的天性”来刺激感官，用人性的黑暗面遮蔽人性的崇高，逐步把人性的艺术呈现推到一片荒原上。如果放纵那些裹挟抽象人性论“毒素”的文化产品充斥文艺领域，任由消解爱国精神、淡化民族意识、制造价值倾斜的文化垃圾和精神鸦片传播，势必打碎长期积淀形成的社会价值体系、人伦关系准则以及文艺审美取向。唯有大张旗鼓地抨击这种现象，铲除滋生这种现象的土壤，文艺创作才能走上更加健康的坦途，文艺作品才能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
“文学即人学”。我们从不反对文艺作品反映人性、揭示人性、讴歌人性，但人性是社会的、具体的、历史的，而不是抽象的、天赋的、不变的。马克思主义人性论认为，文艺只有真实地表现人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的统一，将人的行为放到复杂的社会关系当中，才能充分揭示人性的本质，使作品具有深刻的社会价值和美学意义。古往今来，能够广为传诵的文艺作品都具备崇高的精神追求与美学向度，能够让人们在欣赏艺术的过程中得到情感的满足和道德的自我教育，完成人性的纯洁化改造和人格的瞬间升华。更重要的是，所有的传世之作都内蕴着巨大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其“化人”功能在广泛传播的基础上转化为“化世”的巨大文化力量，发挥疏导怨气、凝聚人气、驱逐邪气、净化风气、培育正气的良好作用。近年来一些主旋律文艺作品，无论是电影《杨善洲》《焦裕禄》，还是电视剧《亮剑》《士兵突击》，抑或是大型话剧《小平小道》，音乐情景剧《誓言无声》，尽管它们的题材风格各不相同，但都符合习主席提出的文艺创作要坚持“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这一要求。这也启示我们：文艺表现人性，不能掉入“抽象人性论”的陷阱，仅以艺术之名反映人性中丑陋阴暗的东西，消解人性的积极价值成分，而是要追求那闪烁着人格光芒的伟大和美好，构建向上向善的人文环境和思想气质，引导人们增强是非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凝聚民族性格的思想内核和情感纽带。
历史虚无主义：以虚构为名消解国家的价值认同
文学艺术作为一种精神生产，要尽可能忠实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总体面貌，坚持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历史规律与艺术规律的辩证统一。然而，受历史虚无主义蛊惑和大众商业文化影响，一些文艺工作者毫不掩饰对历史的“傲慢与偏见”，或抓住某些历史的碎片断章取义编织故事，或将历史事件剥离特殊的历史背景肆意发挥，或将客观性从历史叙事中完全驱逐出去，几乎丧失了底线和操守。有的作家竟然把20世纪中国革命视为“充满血腥的暴力运动”，在他们看来，辛亥革命阻断了封建王朝创造明主盛世的可能性，新民主主义革命破坏了文明的进程……更令人不忍卒读的是，有的作品蓄意颠覆历史人物，或为李鸿章的卖国行为翻案，或为窃国大盗袁世凯评功摆好，或对自私冷酷、卖国求荣的慈禧进行美化，更有甚者把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岳飞改写成千古罪人，而遭人唾弃的历史罪人秦桧却变身为旷世良臣。时下，一些影视剧打着“还原历史”的旗号，弱化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弱化人民战争的伟力，过度夸大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贡献，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让中国抵御外侮这幅壮美历史画卷暗淡了色彩。
历史观是人们关于历史的根本观点，是世界观、人生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灭人国者，必先毁其历史，坏其崇高”。正确地认识和对待历史，是一个关系国家兴衰存亡的大是大非问题。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一贯重视对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但是，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在文艺领域沉渣泛起，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以艺术允许虚构为托词，躲避历史客观性对文艺叙事的规约，无视历史发展规律和中华民族的基本诉求，否定一切经过正确价值判断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制造了与史实不符的“乱象”，通过各种手段传播渗透，欺骗和迷惑了一部分受众。我们不排斥文艺作品对历史进行解读或批判，客观上这有助于启发人们从文化的视域观察和反思历史，但如果滑入历史虚无主义泥淖，以文艺之名戏说、解构和颠覆历史，必将使历史真相在虚构世界里消解殆尽，人性光芒在无情践踏下黯然失色，国家认同在恶意颠覆中土崩瓦解，无异于从文化源头剔除代表文明进步的文化价值坐标，从历史根脉处摧毁彰显历史趋向的历史价值体系。当前，尤其要警惕西方敌对势力以这种途径对我实施文化侵略渗透，妄图阉割中国历史，抹去民族精神底色，消解主流意识形态，以实现“和平演变”的政治目的。这种隐蔽而持久的文化战，远比战争对人类文明发展的杀伤力要大得多。
习主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历史是承载民族记忆的文化载体，是凝聚国家意志的精神纽带。事关历史的文学叙述和文艺呈现，都要全面地、客观地把握历史史料，从历史的实际出发，正确的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不能只把历史当作是一抹稀薄的叙事背景，或只把历史人物充当一个假借的形象符号。历史题材小说《李自成》《曾国藩》，电视剧《汉武大帝》《雍正王朝》等，都是在参照历史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二度创作的，虽然融入了作者的艺术虚构，但始终没有逾越客观历史的边界，使之成为人们解读历史的生动文本。文艺工作者作为“灵魂的工程师”，在历史文化的构建和传承中，必须秉承“史为体，文为用”的创作理念，坚定人类对于社会起源、本质和发展规律的根本立场，坚定对经过历史检验所形成的政治价值、伦理价值、审美价值的尊重，坚定对民族历史和文化信仰的敬畏，以唯物史观深刻、清醒、客观、理性地认识历史、表现历史。在此前提下，方可融入个体理解，赋予情感温度，通过对历史精髓的深度解析和艺术再现，展示审美理想，折射时代精神，切实像习主席要求的那样，创作生产出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国人审美追求的优秀作品。
责任编辑：方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