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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徙和日益明显的流动人口“家庭化”趋势，解决好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尤其是关注农民工随迁子女的业余生活对社会和个人都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武汉市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民工随迁子女为研究对象，通过调查问卷统计分析发现，农民工随迁子女对业余生活丰富与否的态度受生活、学习环境的稳定性，父母的关心程度，以及业余时间的活动内容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不论生活环境和家庭经济状况如何，积极的心态和健康的心理是主要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从政府、社会和家庭三方面，对进一步改善农民工随迁子女业余生活提出建议。
【关键词】 农民工随迁子女业余生活影响因素
一、背景与综述
据国家统计局调查结果，2010年全国农民工总数达2.42亿人，其中外出就业1.53亿人，庞大的农民工流动浪潮是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必然结果。在流动人口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其结构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越来越多的农民工由过去的“单身外出”逐渐转变为“举家迁徙”，日益明显地呈现出流动人口“家庭化”的趋势。这种农民工家属随行趋势最直接的结果是造就了农民工随迁子女这一新的城市群体。近年来，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数量不断大幅度增长，二代移民已经出现，他们或者在家乡出生被父母带到城市，或者在城市出生继而留在城市。流动儿童是我国庞大流动人口中派生的一个特殊部分，有其独特的成长性，并体现着更加深远的社会变迁意义。
随着城镇化脚步的加快，大量农民工子女流入城市，但是由于户籍制度的阻碍，以及自身经济能力的限制，多数农民工子女无法享受到高质量的教育，长此以往，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儿童的差距越来越大，非常不利于他们融入城市。因此，农民工随迁子女面临的各种问题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教育问题尤其值得关注。在这一领域：祁雪瑞对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及义务教育法制公平进行了研究；田慧生、吴霓基于12城市调研，分析了农民工子女在流入地入学和政府部门落实相关政策的情况；中国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教育研究及数据库建设课题组描述了中国流动儿童的特点和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教育的现状，分析了随迁子女教育的问题和成因，其后就“教育政策的执行”进行重点探讨并提出相应对策。此外，在赵树凯、段成荣、张宁娟、刘淑兰、湛卫清、简新华、刘传江等的相关研究中，该问题也一再被提及。
随着“两为主”政策的出台和实施，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难问题已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解决，但并非意味着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得到了全部解决。现有关于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研究也更加全面和深入，逐步从宏观政策转变到微观个体，不仅关注课堂而且关注业余生活。目前，随着对农民工子女课余生活重视程度的不断加强，社会各界也积极为农民工子女搭建了一个校外活动的平台，切实关心帮助农民工子女的成长。这些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他们的课外生活和文化生活，解决了农民工子女亲情缺失、心理健康、学习困难等问题，并通过大力宣传，为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社会、健康成长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
业余生活是义务教育阶段学龄儿童生活的重要部分，然而与城市孩子相比，农民工随迁子女的业余生活显得相对匮乏。这不仅影响到儿童兴趣特长的挖掘和健全人格的形成，还会长远地影响他们对城市生活的适应性。我国农民工随迁子女的人数已超过2700万人，他们有的在城市公办学校或营利性民办学校就读，此外大部分在办学条件有限、师资力量薄弱的打工子弟学校上学。由于资金不足，这些打工子弟学校无法为孩子们提供科普性、知识性较强的课外书籍，无法在课余时间对学生开放，农民工随迁子女业余生活呈现出基础设施匮乏、内容缺乏科学引导的特点。进城务工人员在子女课余时间给予的陪伴较少，多数子女的课余生活无人看管引导，处于“放羊”状态，不少学生因此染上网瘾，家庭教育本应作为学校教育有力的补充，却在此时缺失严重。另外，社会对农民工子女的关注由于并未深入学校教育之外的业余生活，难免显得“营养不良”。
对农民工随迁子女的业余生活问题，现有的相关成果虽然多为新闻报导和调研描述，但足以显示进一步研究该问题的必要与紧迫。在杨波的文章中，南宁市近11万随父母进城就学的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民工子女被称为“小蒲公英”，如何丰富他们的课余生活被认为是摆在社会各界面前的一道重要命题。在太原市流动儿童受教育状况调查中，34.4%随父母进城的农村孩子在业余时间帮父母干活。这种在业余生活上同城市孩子的巨大差异将导致许多问题，尤其心理健康方面。在这一点上，胡进、黄小萍、彭颂等都进行过相关研究。鉴于此，本文以农民工随迁子女的业余生活为出发点，利用实地调研、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方法获取一手数据与其他资料，通过多个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考察农民工随迁子女的业余生活和心理状态，以透视他们的问题和需要。
二、实证研究
1、数据与样本
本文抽取武汉市晒湖小学和东升小学学生共177人为调查样本，收回有效问卷166份，有效回收率93.79%。问卷涉及调查对象性别、年龄、在武汉居住时间、搬家次数、转学次数、零花钱使用情况、父母指导学习时间、每周课余参加体育活动时间等14项问题。
调查样本的年龄范围在9—14周岁，其中男生98人，女生68人。首先，就生活、学习的稳定性看，多数样本在武汉居住时间较长，但搬家次数在2次及以上占到总样本的56%，转学次数在2次及以上的占27.1%，详见表1。同城市子女相比，样本搬家次数和转学次数普遍偏高，说明其生活和学习环境经常发生变化。环境改变后，通常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期。虽然适应期的长短因人而异，但总体而言，这对孩子们融入新环境、结交新朋友、跟上课程学习进度等都不利。
其次，就父母在课余时间的关心程度看，选取父母每周陪伴子女学习的时间和每月带子女参加文体活动（包括逛公园、参观博物馆、科技馆，去青少年宫、电影院、话剧院、图书馆、书店，进行体育运动等）的次数为调查指标，得到图1和图2。调查样本中，父母平均每天指导子女学习的时间不超过1个小时的占到77%，平均每周参加文体活动不足1次的占到73%。因为工作忙或者力不从心等原因，大部分父母不过问子女的学习情况，父母对子女学习的指导时间明显不足，孩子在放学后处于“放羊”状态，这对于孩子正确学习习惯的养成造成了不良影响。另外，父母周末带子女参加文体活动的频率也相当低，调查中有11%的孩子称从未有过。农民工随迁子女无法享受到城市中专为青少年儿童设立的公共资源。这不利于他们发现自己的兴趣，培养自己的特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课外知识的学习也受到阻碍。
最后，就课余时间的活动内容看，在课余时间照顾弟弟妹妹、做家务等的样本和参加补习班的样本比例持平，均有46人，占全部样本的并列第一，接着是自己在家看书学习的38个样本，参加体育锻炼的29个样本紧随其后，只有7个样本表示会在周末参加兴趣班。数据充分表明农民工随迁子女课余活动的相对匮乏。
2、计量分析
本文研究的重点是农民工随迁子女业余生活丰富与否的影响因素，设计从生活、学习环境的稳定性、父母在课余时间对子女的关心程度、业余生活的内容三个方面进行logistic二元模型分析。其中，以农民工随迁子女回答业余生活是否丰富这一变量为因变量（“很丰富”和“比较丰富”记为1，“很不丰富”、“比较不丰富”和“丰富”记为0），其余指标为自变量。考虑到样本量大小，自变量都按协变量处理。模型的似然比检验P=0.000。对各自变量的作用进行似然比检验的结果显示全部自变量都有统计意义，估计系数见表2。
表2显示，年龄、在武汉居住时间、是否有个人卧室、搬家次数、转学次数、父母每周指导学习时间以及父母每月带子女参加文体活动的次数对农民工随迁子女对业余生活丰富与否的态度没有影响，而每周零花钱数量对农民工随迁子女对业余生活丰富与否的态度有显著的负影响，课余参加体育活动时间、对生活的满意态度对农民工随迁子女对业余生活丰富与否的态度有显著的正影响。其中，课余参加体育活动的时间增加一次，样本回答业余生活很丰富和比较丰富对回答业余生活很不丰富、比较不丰富和丰富的机会比就增加为原来的1.094倍。同样，样本对生活的满意态度的正向改变将使其回答业余生活很丰富和比较丰富对回答业余生活很不丰富、比较不丰富和丰富的机会比增加为原来的4.997倍。这表明相比生活环境和家庭经济状况对农民工随迁子女业余生活的影响，积极的心态和健康的心理也许更重要。
三、分析与对策建议
1、农民工随迁子女业余生活匮乏的原因
（1）教育资源投入有限，无力营造绚烂的业余生活。与城市公立学校相比，农民工子弟学校在师资力量、学校设施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国家教育经费的投入有限，农民工子弟学校难以满足学生丰富业余生活的需要。尽管国家政策已经要求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受教育权，但具体到各地方的政策和实际操作中，却没有使农民工子女享受公平的待遇。他们面临的制度上的障碍和歧视，直接影响到其丰富业余生活的获得。在笔者的调查中，尽管是地处武汉市中心城区的农民工子弟小学，教室的布置、学生课桌、操场和体育设施等，与普通小学相差甚远。可想而知，偏远一点的学校，其条件更是不如人意。相反，那些经济条件较好的城市儿童，不仅可以便捷地享受社会和学校提供的业余活动资源，而且大部分父母有能力支付其参加课余兴趣培养班等的费用。
（2）社会关注集中课堂，课余生活关注不够。长期以来，社会对农民工子女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了课堂：师资投入，教学基础设施完善，课本及学习用品的捐赠。此外，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广大社会团体组织参与的各种爱心支教活动，也起到了丰富孩子们课堂学习的作用。然而社会对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关注却没能更进一步深入孩子们的业余生活中；没有意识到农民工子女由于缺少父母陪伴引导很少享受公共教育资源和服务全民的基础设施，以及可能受到社会中不良影响的侵蚀。城市子女在课余时间可以由父母陪伴参观博物馆、科技馆等丰富自己的知识，或是参加兴趣班，选择自己喜欢的艺术种类，而农民工子女由于父母工作时间与经济的原因，很少参与这些有益的课余活动，极有可能受到不良因素的引诱，不仅对个人的成长成才不利，也可能会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因此，改善农民工子女的业余生活需要更多社会关注。
（3）家庭教育缺失，不重视业余生活质量。一方面，受经济所迫，农民工工作强度较大，无时间陪伴子女，同时农民工的工作非常不稳定，经常因为工作而东奔西跑，这直接导致家长严重缺乏对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的时间。另一方面，农民工由于自身受教育经历的限制，家庭教育观念相对陈旧，比如教育子女缺乏互动、不能正确理解子女在接受教育过程中的心理变化、教育方法落后、以及将子女教育问题全部交给学校等。这就直接导致了他们对子女课余生活的缺乏引导，使得不少农民工子女受到了社会中不良影响的侵蚀。
2、丰富农民工随迁子女业余生活的对策建议
（1）政府应给予更多政策和资金支持。政府应真正为农民工子女提供义务教育这个公共品，把农民工子女教育放在财政预算名单上，进一步出台政策减少变相收费、变相排斥的现象，开放公共资源，改善农民工随迁子女受教育环境，为丰富业余生活创造条件。在地方政府的具体实施中，应从制度上保障农民工有足够的物质基础作为支撑，具体包括：政府应加强对农民工用工企业的监管，保证工资按时全额发放，禁止以盈利为目的强迫农民工加班加点工作，保证农民工有较充足的时间在子女的课余生活中对其进行引导和监护，确保子女远离不良影响；导向用工企业对农民工进行相关的技能培训，改善雇佣人员的生活条件，从而稳定农民工工作，减少其流动性，为其子女稳定地接受教育，降低对生活环境的适应难度提供基础等。
（2）社会应更多关注农民工随迁子女的业余生活。社会组织和团体可以主动参与到关注农民工随迁子女课余生活的行动中来。目前已有一些企业、志愿者组织和社会团体自发为打工子弟学校捐赠图书，然而，这些缺乏统筹、尚未形成规模的捐赠行为还无法惠及全国数千万农民工子女。政府应联合社会力量设立专项基金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农民工子女，组织志愿者阳光行动等提供思想引导、心理疏导、学习辅导等方面的帮助。同时，也可以有针对性地对农民工学校进行资助，帮助其扩充师资力量，完善教学设施等。充分有效地利用社会资源是为农民工子女营造良好的课余学习生活环境的有力保障。
（3）农民工应提高家庭教育意识。家庭教育对孩子的成长成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农民工自身受教育程度不高，工作时间占用对子女教育的时间，工作流动性强，生活条件简陋的问题，家庭教育在农民工子女的成长过程中严重缺失，这对人生观和价值观尚处于启蒙期的孩子来说会产生十分不良的影响。社会应加强农民工对子女教育及课余生活重要性观念的认识，针对农民工普遍存在的教育等同于学校教育的观念，应以社区或企业为基本单位，宣传家庭教育对孩子成长的重要作用，树立为孩子创建积极健康的课余生活的目标，从观念上重视家庭教育。
（注：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农民工的代际分化、行为选择与市民化研究”（批准号：70973092）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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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文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