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长的年代是戒严时代，传统的社会价值，要求我们要穿一样的衣服、戴一样的帽子、奉行一致的价值观。那是一个很难有所谓个人风格成形的年代，也不鼓励独立的思考。我们的学校或者师长，也不会鼓励你去寻找自己真正的兴趣或喜欢做的事，总把所有人纳入同一种标准。我从小就不能理解，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只能是一种样子，但是我无法找到答案。直到在西方的摇滚乐、电影里，看见西方的年轻人可以独立而完整的自我去创造属于年轻人自己的、色彩鲜艳、想象力丰富的文化，这才隐约知道，原来世界可以不是原来的样子，也许我们也有权利创造和改变。
我们经常使用的字眼，不管是摇滚、嘻哈、民谣，都不只是一种音乐的形式或者名词，它都代表了一时一地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有他们的态度、哲学和美学。我们过去以来，经常习惯性的复制西方的名词与形式，其实我们是在复制他们的生活。但是当资讯潮来临，全球文化倾盆倒入我们没有设防的生活中，在全球化的年代，有可能形成“文化无祖国”。于是，我们比过去可能更迫切的需要知道，我们是谁，我们的生活真相是什么。我们迫切的需要为我们的生活找到自己的定义。
日本一位建筑大师说，他瞧不起现在日本的建筑师，因为他们像涟漪一样，打到水里水花一漂就没了，但以前的建筑师都可以引领风潮，改变世界。日本的年轻建筑师们于是回应：“是的，我们只把身边的事做好，但是我们的池塘因此比较美。”
这是典型的Web2.0世代的故事。他们成长的过程中，在网络上看见的每一件事，全世界都有非常厉害、更厉害的人做过。所以做最强的人，不是他们的梦想，但是把自己喜欢的事做好，让喜欢的人去拥有，会让生活更快乐。少数菁英是在资讯封闭时代的资讯拥有者，而当资讯普及了，如果所有的人都只想把自己身边的事做好，他们不用追求一定要做最大最强，但是希望做最快乐、最有价值的事。于是一个独立音乐品牌，一年赚数百万台币，就好，他公司很小，他很快乐一个小的服装品牌，月收入30万台币，就好，他25岁，跟女友可以三个月出国旅行一次；一个有机的耕种品牌、一个生活饰品的设计者、一个金工银饰甚至水泥瓦楞纸的创作人，都在做他们喜欢的事，让他们的作品有了粉丝，有了属于他们的微小起点。
起点虽小，但是未必不会长大，因为网络让闻香而来的人自动聚拢。他甚至不需要花钱做广告，因为广告的效应太短暂，但是品牌的品质却会不断口耳相传。也不要以为消费者还会像过去一样迷信品牌以及西方进口——《Sex and the City》看多了，出了门也不是5th Avenue。消费者开始需要能够反映他们自己存在价值与感情的创意制品，他们需要感觉自己存在。所以他们看《海角七号》、《艋舟甲》，所以他们会开始追寻能够反映自己存在而有风格品质的创新制品。
我从高中毕业开始做音乐相关的事，经历过各种大起大落，看尽繁花与落叶。但是从未有一刻像现在一样兴奋!我们终于逐渐走到一种忠于生活本身的时代，也终于拥有了一些虽然刚开始，但是显然会越来越大的文化自信，也终于看到了一个不受传统狭隘商业眼光制约的创造性的一代。
简单生活节的口号——“做喜欢的事，让喜欢的事有价值”，对华人这个民族来说很难。前几代成长时，他们经历过的都是家里米缸没有米，但到这一代，米缸美不美才是问题——或是米缸里是不是我喜欢的米。人开始有选择的权利，而且因为资讯革命，你的选择增加，在这么关键的时候，在这么复杂的资讯里面，你怎样回到本我，决定自己的价值跟自己要什么，当你决定以后，你的人生会变得比较简单。
所以简单生活是最快乐的事，那快乐是因为你知道自己是谁、你要什么。而当你做到的时候，你不是为了功名利禄的出发点，你回到自己的本我去创造自己的价值，可以分享，又可以回收又能够赚到钱，这件事情的快乐是没有办法比较的。
其实，当我们说“做喜欢的事，让喜欢的事有价值”，如果在美国，可能会被视为荒谬吧。因为西方的文明从小就训练独立的思考，追求自己的风格，不需要强调生活风格的特性。但是对我们来说，这是我们首次尝试用我们自己的眼光，审视我们的生活，并且在其中找到骄傲和自信。
1976年12月3日，台湾近代音乐最重要的启蒙者——李双泽先生在淡江大学的中山堂，当着所有想要聆听西洋歌曲的听众唱起了一首国语民歌，许多台下的观众开始鼓噪不满。李双泽先生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可乐瓶，砸碎在地上说：“我们要唱自己的歌。”隔离30年之后，我们也许终于能够开始说：“我们要过自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