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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四库学”区域文献研究中，缺少北京籍作者文献的辑录和研究。根据对《四库全书》的梳理，初步可得北京籍作者文献25种，分布于经史子集。北京籍作者疏理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
关键词：《四库全书》;北京籍作者;地方文献
中图分类号：Z2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9-0095-02
《四库全书》作为古代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丛书，在乾隆时期由纪晓岚等学者编撰。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共有三千五百多种书，基本上囊括了清乾隆以前中国古代的主要图书。对《四库全书》成书、编纂、机构、版本等各个角度的研究也使对《四库全书》的研究从民国以来渐成气候，被称为“四库学”，其中“《四库全书》的地域研究涌现出不少成果，在四库学中有着显要的位置”[1]。地方文献，应包括“区域事物、区域人物及著述、区域出版物三大类”[2]。清朝乾隆时期，北京地区不仅承担了编纂《四库全书》的主要任务。与此同时，北京籍学者也积极参与了四库全书的收集、编纂工作。《四库全书》中还收录了大量的北京地方文献。这些北京文献既有北京籍作者撰写的作品，也包括北京地区的地理、历史、文化方面的著述。但是长期以来，《四库全书》中的北京文献研究，乏人问津。本文试对北京籍作者文献的情况做一个初步的统计，以抛砖引玉。
一、清乾隆时期北京行政设置情况
在讨论北京文献的过程中有几个历史问题需要特别注意：第一，《四库全书》纂修于清代乾隆时期，编纂者使用的作者籍贯地名，主要以乾隆时期的设置为主，兼有历史地名。因此，要了解各个历史阶段北京的不同名称，特别是清乾隆时期的北京区划设置。第二，历史地域范围与当代地域范围存在着差异。根据当代地方文献的认定标准，只有出生于当代该地域范围的人员才被认定为当地的文献。因此，有的文献作者是顺天府人，但是未必是今日北京辖区出生的。第三，地名是否重合。由于清代北京的中心地位，因此乾隆时期北京，诸省并无重名。但唐宋地名如京师等，需仔细鉴别。
根据历史典籍的记载，北京的历史名称在元代以前大致有燕都、燕京、蓟县、幽州、涿郡、南京幽都府、析津府。元朝称大都，明成祖时以顺天府北京为京师。清亦称北京为京师顺天府，属直隶。因此，清乾隆时期，北京作为清朝中央政府所在地，称京师顺天府，治所在今天北京东城区。尽管顺天府的行政区划在清初多有变化，但《四库全书》编纂前的乾隆八年（1743年）已经固定下来，共领五州十九县。即通、蓟、涿、霸、昌平五州和大兴、宛平、良乡、房山、东安、固安、永清、保定、大城、文安、武清、香河、宝坻、宁河、三河、平谷、顺义、密云、怀柔十九县，又混称为顺天府二十四州县。其中，大兴、宛平二县倚郭，称为京县，以北京城的中轴线为界，城东部及郊区属大兴，城西部及郊区属宛平。因此，凡在《四库全书总目》中提及“大兴”“宛平”均是指今天北京地区范围，其他也属于今日北京辖区的有顺天府西路厅（同知驻卢沟桥拱极城）的大兴、宛平、良乡、房山，北路厅（驻沙河镇巩华城）的昌平州、順义、怀柔、密云、平谷，东路和南路两个厅今天属于河北省辖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北京作为新中国首都，多次调整区划。截至2013底，北京市辖16个区县。因此，凡是这些地区的作者文献也算做今日北京的地方文献。
根据以上的结论，《四库全书》三千四百多种著录书以及六千七百余种存目书中，凡作者籍贯署“燕都”“燕京”“涿郡”“南京幽都府”“大都”“顺天府”“大兴”“宛平”等名称的，大多为今天北京地区出生或隶籍的作者。而“蓟县”“幽州”“京师”等名称，则需仔细甄别。由于天津地区也有蓟县，幽州管辖范围不止今日北京一地，京师在元代以前多个朝代主要指今天西安，因此对这一类作者需谨慎辨证。
二、北京籍作者文献数量统计
国内学者对《四库全书》北京文献的研究极少。自纪昀《四库全书总目》以降，研究者寥寥。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对《四库全书》中北京文献和北京籍作者的介绍。缺点是《四库全书总目》中对北京文献的介绍和评论分散在各个子目中，无法形成系统的整体印象，与文献整理的规范要求甚远。魏崇武（2011）对《四库全书》中的《双溪醉隐集》错谬进行了考证，并考证出耶律铸是燕京（北京）人[3]。经仔细爬梳可得《四库全书》著录、存目的图书有以下数种。
合计达24种，以一府之地而高于清乾隆时期的甘肃省、宁夏省、贵州省等地区文献作者数量[4]。其中著录11种，著录比例为46%。
三、北京籍作者文献分析
以上所辑录北京籍作者文献分布于经史子集四部之中。
1.从书籍的内容来看，经史子集各有分布。只有《帝京景物略》“详载北京景物”[5]，是北京籍作者对北京地区景致情况进行描述，其他或者是在外地游历而做，或者是在外地做官，对施政的某一方面进行总结。如《蜀都碎事》作者陈祥裔康熙年间官至成都府督捕通判，收集四川境内的奇闻逸事成书;清代黄叔敬所撰《南征纪程》则是作者任监察御史时巡视台湾，自北京至福建沿途见闻。
2.主要集中于元代以后。辽、元各自只有一种，其他均分布在明清时期。这一点与《四库全书》明清文献占据多数的情况是吻合的。加上中国历代文献发展至清代，已淘汰或散失了大量文献。至明、清两代，学者搜罗文献较为容易。加上自元代以来，北京地区正式作为大统一皇朝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已经渐渐地该地区人民形成文化滋养，并渐成气候。本文所列的作者中，张烈、黄叔琳、王祚祯、黄叔敬、罗森、李天麟、何、王崇简、刘馀、米万锺、张能鳞都是明末或清初进士，查为仁、王源、邵宾则是举人，于奕正则是明崇祯诸生。这些作者都在北京地区接受了较好的私塾教育，并在中央或地方担任一定的官职。
3.从书籍的来源来看，清代北京籍作者的文献流传甚广，并非都是在北京地区采集。从书籍的采进来源可以看出，这些图书来自山东、江西、江苏、浙江、安徽、两江总督辖区、直隶总督辖区、两淮盐政辖区，说明这些图书在这些地区都有一定的传播。另外，一些书籍被官员或民间私人的藏书家所收藏。如励守谦、邵庾曾、范懋柱、汪如藻、鲍士恭、纪昀、马裕等人，其中在江浙一带最知名的私人藏书家如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浙江鲍士恭、两淮马裕都拥有当时名满天下的藏书楼。另外，四库全书馆臣们还从内府藏书、《永乐大典》残本中辑录新书。
4.从书籍的价值来看，《四库全书》中收录的北京籍作者文献具有一定的价值。从史学角度来看，张崇德的《恒岳志》详细考察恒山的历史遗迹，其价值颇高，“于祀典特详。曲阳飞石之伪，亦辨之甚悉”[5]。黄叔敬《南征纪程》记载了北京至福建沿途风物人情，对了解清初社会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从文学的角度来看，陈祥裔《蜀都碎事》中的艺文《补遗》受到赞扬。纪昀认为“祥裔所自作诗，亦并列于唐、宋名作之间”[5]。元代宋《燕石集》所作诗文“温润而洁净”[5]。从科技角度而言，明车玺《治河总考》编录了历代治河的事迹，从周定王开始写到明嘉靖十七年，对了解政府治理黄河的举措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孙炯《研山斋珍玩集览》论述“铜、玉、瓷器及笔、墨、砚、纸、印章、文玩与刻版、绣绘、刻丝之”[5]，对了解清初手工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价值。其他书籍的价值，也各有千秋，不一而足。
由于《四库全书》的著录书标准带有清代人特有的眼光，一些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书籍也被列入存目。有鉴于《四库全书》的这个缺点，后代人收集整理了《四库全书存目书丛书》。这些北京地区的文献，只有较少的部分有相关研究。从这个角度来说，研究四库本北京文献的全貌，挖掘、搜罗、积累北京地区的地方文献，不仅对了解北京文献与《四库全书》纂修的关系大有帮助，对四库本北京文献的利用和研究颇有裨益。
参考文献：
[1]罗春兰.四库学区域研究述要[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0（8）.
[2]骆伟.地方文献学概论[M].澳门：澳门文献信息学会，2008：1.
[3]魏崇武.大典辑本《双溪醉隐集》误收考[J].文献，2011（1）.
[4]徐亮，周晓聪.四库全书甘肃籍作者著作辑录[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5（4）.
[5]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