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不是一个简单的行政区划概念，而是一个充满地域文化内涵和诗性品质的概念。当然这个“西部”有边地、边陲、边缘的意思，相对于“中心”来说有容易被忽略的含义在里面。但是西部边地的文学有西部边地的率真与纯粹气质，有大山的坚强与阳刚风格，有草原的豪迈与浪漫精神。“西部”天生与诗有缘，诗具有文学引领性的品质，而“西部”那种天然原始、不可复制的原生态文化品质，又恰恰与诗的品质情投意合，一脉相承，使西部文学自成一格。从古至今，中国西部产生不少文学大家，比如汉代的司马相如、扬雄，唐宋时期的李白、陈子昂、苏轼三父子，现代的郭沫若、巴金、艾芜，当代的昌耀、吉狄马加、杨牧、章德益、于坚，在伊犁边陲还有沈苇、刘亮程、亚楠等，都是闪闪发光的人物。再比如秦汉、唐宋时期沿着长城的走向形成的抒写风光、战争和戍边体验的“边塞诗派”；当代以《绿风》诗刊为阵地，以昌耀、杨牧、周涛、章德益为骨干的“新边塞诗派”，其影响都很大。我们关注散文诗的西部元素，既是一个如何继承传统的问题，也是一个寻求散文诗开拓发展的问题。关于中国散文诗的“西部元素”，包含的内容比较多，比如地理风光、民情风俗、生态环境、宗教历史、人文景观等。但我觉得，从更深层次来看，有三个方面尤其值得重视：
第一、灵魂深处的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一种重要的西部元素，因为它体现一种西部精神。“西部”因为边缘、落后，往往缺乏文化自信，但恰恰是“西部”保存着值得自信的原生态因素和精神素质。自然是清新的，生活是古朴的，人心是纯良的，信仰是坚定的，精神是强大的。“西部”诗人在创作理念上应该注入这种“文化自信”，在作品中应该宣示这种“西部精神”。而中原和东部沿海诗人也应该吸取“西部”这种鲜活的元素，改良自己的品种，增加作品的原创性和丰富性。
所谓“文化自信”，基本的意思是指我们对于长期积淀下来的优秀民族文化传统十分熟悉、热爱并有深刻的认知，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尊敬、信任和珍惜；是指我们对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规律和趋势有正确的把握，对于创造性弘扬和发展优秀文化的责任有主动的担当，并将传统引导到现代。在这一点上，西部诗人作家是自觉的，在他们的创作理念和创作行动中是明显的，值得散文诗界借鉴。
比如亚楠，始终是一个“高原守望者”，将边疆“拓荒文化”作为诗歌、散文诗的书写内容，乐此不疲。他写道：“那些惜日的拓荒者已经成为了/这片土地快乐的主人”（《高原守望者》），这种快乐是出自内心的，就是一种文化的认同和自信，因此他不是抱怨和诅咒边塞之凄凉，而是不厌其烦地赞美这块美丽迷人的地域：“呵，牧歌声里，尽是春天的芬芳”（《鸟声渐起》）；“在我的梦中，所有的花都绽放光明”（《孤旅》）；“而目光所及，尽是杏花万千风韵”（《杏花龟兹》）；“我看见，绵延千里的山岭，尽是春的气息”（《从前的声音如此鲜活》）……他如此地从“拓荒文化”延展到对地域风光、风物的由衷赞美，再延展到对边疆伊犁的民族风情及其深厚的历史文化的崇敬与歌颂：“神话和传说养育了我们，那些森林，以及雨后春笋般疯长的羊群”（《瑶池》）；“我早已习惯了仰望，在这个世界上，我不可能还有另一种选择”（《博格达峰》）；“假如人类文明的奥秘就在这里，那我也是一个虔诚的朝圣者”（《克孜尔千佛洞》）……从赞美、崇敬，再到怀念和感恩：“泥土的芬芳正与鸟声一起，成为我心中永远的记忆”（《一只鸟轻轻呼唤黎明》）；“空中的这片草原已经/成为我们生命中永远/不能忘记的天堂”（《空中草原》）；“远处的花朵，弥漫着芬芳，那一刻，所有的生命都学会了感恩”（《科古琴山》）；“我以感恩的心来到这片草原，静静地/感受着阳光、清新的空气，感受着草原/带给我们的全部快乐”（《远处的雪峰闪闪发亮》）。至此，亚楠已经完成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历史文化的浑然一体的诗意创造与表达，其作品体现出对自己生存的这块地域文化的自信与认同，同时，正如他的诗句所表达的“一种永不泯灭的精神熠熠生辉。我知道，在中国的西部”（《河西走廊》），体现一种强烈的西部精神，而这些正是我们关注和谈论的“西部元素”。
再比如获得过全国“骏马奖”的云南哈尼族散文诗人莫独，他的散文诗全都是写故乡的村庄和梯田，写红河岸边哈尼族原生态的地域民族文化。他将原生态的风光、风情、风物，原生态的语言交流和文化传播，原生态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原生态的节日、习俗和社会形态，原生态的自然崇拜和宗教信仰等地域文化元素提炼出来，把一个民族的文化渊源、文化性格和文化身份透现出来，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在自然神性与个人体验之间，构建了一个独特、丰富的散文诗话语空间，给我们展示出一个哈尼族作家的精神世界和红河流域古老民族的文化创造与生活图景。莫独没有死跟外国散文诗老祖宗波德莱尔“都市散文诗”的写作老路，也没有死跟中国散文诗老祖宗鲁迅“象征散文诗”的写作老路，更没有追随当下主流散文诗的写法，而是倾注于自己生活的地域民族文化，使其散文诗具有原创品质，这就是文化自信的体现，也是西部精神浇灌的散文诗硕果。
第二、充满活力的生态智慧
所谓“生态智慧”，就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人们以什么态度对待自然的问题。是善待自然，还是征服自然？是以我为中心，还是众生平等？是自以为是的狂妄，还是谦恭和敬畏？是人与自然对立，还是双方和谐共生？……人与自然的关系处好了，人与人的关系就会好起来，人与社会的关系也就会好，因为最根本的是人心好了。人的素质是否优良，人心是否向善，只要看他如何发自内心地对待弱者，发自内心地对待人类以外的一切。这种品质体现出来的思想、行为及其产生的文学、艺术、哲学，就是生态智慧。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创造了丰富深邃的生态智慧。比如儒家，从“仁者爱人”出发，再到“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形成了“天人合一”思想，这是从人心向外扩展到生态维度的伟大智慧；再比如道家“道法自然、返朴归真、天人和乐”的思想，是自然无为的生态智慧；还有佛家“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的“众生平等”观，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些生态智慧，是人类文明的精华，自古而今，生生不灭。在当今生态危机日益严重而致力于危机拯救的背景下，关注生态智慧并融入文学艺术创作，其意义不可低估！而这种生态智慧正是都市文化和现代文明并不发达的西部所充分具有和完整保存的东西，因而它是“西部元素”的重要组成部分。
云南张稼文2013年出版了一本《江边记》的散文诗集。那里面就充满了丰富的生态意识和生态智慧。这部作品在对澜沧江畔滇西农村精细的描述和隐秘的表达中，作者总是以平等的眼光、平和的心态、善良的情感、敬畏的心情面对各种自然物事，以和谐的整体主义观念摒弃人类个人中心主义的狂妄。在他的作品中，大山雀、狗熊、野猪、麂子、黑蟒、山猫……可以和男孩在水潭边一起排队喝水（《泉水》）；蚂蚁在院坝顶起一片半蔫的玫瑰花瓣往蚁穴走，与人类扛起一面国旗同样郑重和重要（《玫瑰糖》）；艳丽无双的、可以拿在手上、会动会飞的瓢虫，却是山村儿童最喜爱的玩伴（《瓢虫》）……在这样一种边缘僻静又充满灵动生机的地域，神灵、人类、动物和自然共存于一个空间，万物和谐相处、平衡共生。这样的作品就充满了生态智慧，这样的作品就是“西部元素”的重要体现。同时，张稼文散文诗的生态智慧，还表现在对古老乡村原生态生活样式的丰富描绘和意蕴传达。如各种生活仪式、传统的农事活动和劳动方式，各种民间风俗、社会习惯，尤其是峡谷里的村庄、蝙蝠、山林、云彩、雷雨、彩虹、蝴蝶、野烟、麂子、老鹰、月光、丁丁雀、亮火虫、秧鸡、野鸭、蛇、熊和狐狸等，在他的散文诗中构成了完整的自然、生命与诗意交融的世界。在此，人们生活简朴而自适、艰难而不抱怨，得失荣辱恩怨均能包容，因此作者认为“或许，生活不容易，或许，要活下去也不难”（《生活》），这正是作者生态智慧的现代表达，而这种充满活力的生态智慧，就是“西部元素”的重要体现。
写自然风物见长的亚楠，是生态智慧的实践者和西部精神的传播者。他总是不厌其烦地游荡在青山绿水之间，徜徉于鸟语花香之中，在天边放牧云朵，与草原亲密接触，在“伊犁”这片绿洲放逐理想，歌唱生活，找到了“迷失的归途”，完成了生命和灵魂的洗礼。同时，在“南方北方”的“孤旅”和“远行”中，他感受大自然的心跳，聆听大自然的韵律，与一只鸟在湖边“相遇”，与万物亲切地“对话”，阐发个人体验和思考。因此，亚楠的散文诗始终把大自然的完美神奇和博大恩赐作为书写的对象，把对大自然的无比崇敬与深情感恩作为表达的主题，传达出“天人一体”、“物我同一”的生态文化理念。比如他写道：“我不知道，一缕风能够给草原带来什么，不知道远处的羊群，是否已经知道死亡的消息？……没有人能够读懂这些草，没有人知道一朵花的心事，对于人类多么重要。”（《风从草尖划过》）羊群的生命，关联着诗人的生命；花草的心事，连通着诗人的心灵。再比如：“许多时候，其实一片落叶也会比我们看得更远”（《老榕树》）；“那个夜晚，在美丽的大草原，所有的花都是我们的姐妹”（《草原小夜曲》）；“在大漠深处，每一个生命都闪闪发光”（《大漠深处的无名湖》）；“神灵就这样显现了。则库河两岸，牛羊遍地，鸟鸣婉转动听，绣花的石头闪闪发亮”（《绣花的石头》）……亚楠这种万物有灵、众生平等，尊重自然、敬畏生命的情思，充分涵孕着生态智慧，这正是“西部精神”的精髓所在。
第三、胸怀天地人文的宏大气象
著名散文诗人周庆荣先生提出，散文诗要写出大气象。如何写出大气象？心中则要有大格局、大境界、大悲悯。我想，这种包含文化自信、生态智慧和天地人类在内的西部精神，就是大格局、大境界、大悲悯的一种重要体现。上世纪80年代一些学者提过“内宇宙”的诗学观，大气象就是“内宇宙”与“外宇宙”的天然融合；胸怀江山，胸怀人类，胸怀历史，胸怀未来，胸怀现实万象与人生百味，胸怀芸芸众生和万事万物，胸怀价值与信念，这就是一种大气象。在西部诗人和书写西部的作品中，不乏有意味的、深具雄浑气魄的大气象之作。
如昌耀的散文诗，以宏大气魄和健劲的笔力书写青藏高原的形体：“我从白头的巴颜喀拉走下。/白头的雪豹默默卧在鹰的城堡，目送我走向远方。”这里虽然是写高原的河床，写黄河从高原流淌而下，但将天地万物与生命的坚韧凝于笔端，营造一种苍茫旷远、气韵生动的景象，充满一种雄健、包容、浩瀚的生命力：“我坚实宽厚、壮阔。我是发育完备的雄性美。/我创造。我须臾不停地/向东方大海排泄我那不竭的精力。”（《河床——青藏高原的形体》之一）除此之外，在昌耀的笔下，大量出现蓝天、旷原、雪峰、冰河、戈壁、大漠、冰湖、雄风、兀鹰、雄牛、城堡、燔祭、寺院、喇嘛、江湖远人、关西大汉、鹿牛羊马等意象，由此构成“西部奇观”，呈现繁富的“西部情怀”和深远的“西部诗意”。
再如许淇的散文诗，以大地的“辽阔”呈现出生命的大境界。“草原的空旷吞噬所有的声音，生死呐喊在这里渐成寂静。”（《草原》）“一年一度芳草绿。/我的灵魂自由了，无所依附悠悠荡荡，/贴着草尖，向孤独的无限延伸……//请埋葬我在这大草原。”（《请埋葬我……》）这是西部鲜活的景象和特有的体验。另外，他把狼写成“荒原的王”（《狼——荒原的王》）；鹰是一个“孤独者”，“负荷着存在之重远行”（《鹰》）；白马是“燃烧的雪团，不畏惧流火的灼烤”（《白马》）；蒙古长调是“远古荒老的火神，为人与兽，焕发在黑暗中”；河是“草原的眼睛”，是“草原胸襟上的一串项链”（《草原上的河》）……森林、草原、河流、动物、牧歌、篝火、猎人、暴风雪、沙尘暴、无边的沙丘、无休止的地平线等，写出人与自然的密切关联、生死相依、和谐共生，唯有“西部气质”才能创作出如此诗性浩荡的作品。
还有黄恩鹏的大量散文诗，关乎天地自然、人类命运与内心情怀，充满雄浑坚锐的“西部元素”和细敏深刻的生命哲思。“大荒闪亮，远天翻动山的翅膀。/……啊，生命之花已开在错温布硕大的池塘。雪莲开放，闪烁银光。我仰面向天：酒樽与狂歌高高在上。膜拜的灵魂高高在上。青海以西的牛羊高高在上。/千年的风雪打开千年的天窗。千年的藏香燃烧千年的情肠。千年的梦想幻化千年的山梁。”（《大梦青海·大荒闪亮》）面对高山、湖泊和大地生灵，诗情激荡不已，情不自禁道出对“自然中心主义”的崇奉。“高黎贡、担当力卡、碧罗，横空出世的，是焚毁苦难的重金属。你听见最后的纯净被利剑切割。疼痛啊，疼痛啊，你被欲壑难填的目光包围，你被世事艰难的脚步忧扰。但你应该远离龌龊和渺小，走近纯净和博大。你祈求神灵宽恕河流，锋利的刀剑不再追随他们。/世界小了，心灵大了，你的梦像大海，把持续不断的心愿给那些卑微的人。你听见大地之上阳光流淌，万物在你的眼前，绵延不绝，逶迤向前……”（《你听见了阳光》）写出了大自然对人类灵魂洗礼后的深切体验与感悟。黄恩鹏身居大都市，但始终有一种“出逃”的向往和“西部精神”的自觉，因此，他把目光盯住“十万大山”和西部高原，他有“滇西写意”和“大梦青海”的恣肆快意，有“千年敦煌”和“大草原”的宏篇构架。他说：“翻越高黎贡山，暴走金沙虎跳，逐浪澜沧江水，探寻茶马古道，踯躅偏僻山村，甚至探险当年中越边境险象环生的堑壕、无人涉足的草地山林”，“我似乎有了真正的对‘理想生活’的思考”，“自然山河的葳蕤，给心灵的花草带来了一片明亮”，“峡谷里灵魂高贵的祈祷，时时温润我内心的十万大山”（《〈过故人庄〉自序：谁是谁的果实》）。正因为心灵深处有如此的清醒与自觉，他的散文诗才有着一般散文诗所不及的厚重、深邃、鲜活。
总之，“西部元素”的核心价值就是文化自信、生态智慧和雄浑气魄。这是西部散文诗的生存之本和魅力所在。正是这样一种独具意味的西部散文诗，成为中国散文诗不可轻视、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中国散文诗原创品质和创新精神的培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也对中国散文诗多样化发展具有引领和示范作用。因此，我们要充分重视散文诗的西部元素，并力图发展壮大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