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静农:为传承文化呕心沥血
鲁迅的嫡传弟子
台静农在上世纪20年代的文坛上已有建树,可在海峡两岸长期湮没无闻。
那是1925年,二十五岁的台静农和同乡同学韦素园、韦丛芜、李霁野等人组织了文学社团未名社。该社因李霁野翻译的《文学与革命》一文惹祸,于1928年受北洋军阀张宗昌迫害查封,到1931年正式解散。1928年和1930年,台静农出版了两本深受鲁迅影响的小说集《地之子》、《建塔者》,均为“未名丛刊”,由此奠定了他的乡土小说家地位。
台静农还是鲁迅的嫡传弟子。他在北京大学旁听时,做过鲁迅的学生,听鲁迅讲《中国小说史略》、《苦闷的象征》。直到晚年,他还清楚地记得鲁迅讲课时不似周作人死盯着讲义,而是天马行空地发挥,使学生学到许多讲义上所没有的知识。1926年7月,台静农编了一本最早研究鲁迅的专集《关于鲁迅及其著作》。1929年5月,鲁迅到北平探亲时,台静农和李霁野陪同他看望友人。1932年,台静农又陪伴鲁迅发表震动古都的“北平五讲”。1934年至1935年,他曾协助鲁迅拓印汉石画像。对台静农的所作所为,鲁迅回报他以“老朋友的态度”。对台静农20年代所写的小说,鲁迅不愧为知音,在他主持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中,他自己的小说入选了四篇,台静农也入选了《天二哥》、《红灯》、《新坟》、《蚯蚓们》等四篇,是当时入选作品最多的两位作家之一。
台静农的小说有浓郁的时代精神,反映了那个年代奋励上进的声音,对穷愁绝望的中国抱着悲悯与淑世的心情,正如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言中所说:
要在他的作品里面吸取“伟大的欢欣”,诚然是不容易的,但他却贡献了文艺;而且在争写着恋爱的悲欢,都会的明暗的那时候,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也没有更多、更勤于这作者的了。
台静农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肄业后,先后在北平中法大学、辅仁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厦门大学、山东大学、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任教。
台静农生于1902年,安徽霍邱人。他的人生道路坎坷,在30年代连续卷入政治风波,以致三次坐牢。对1932年12月22日台静农突然被捕一事,鲁迅曾先后致函王志之、曹靖华表示深切的关怀。
鉴于环境的险恶,台静农后来不再写抨击现实的小说而从事古典文学研究。
1946年,他应许寿裳之邀从四川来到台湾。当时给他发聘书的是台湾大学首任校长罗宗洛。接到聘书时,台静农还有一点犹豫,觉得隔着海峡太遥远,但考虑到台湾急需大陆教师去教受日本统治达半世纪之久的青年学子,又考虑到父母、兄弟和孩子因交通不便困在四川出不来,因而便下定决心离开四川,家人分四批走,先是由台静农夫妇带着小儿子、小女儿来到台湾,随行的还有毕业于国立女子师范学校的助教裴溥言。
罗宗洛在聘书中曾介绍台湾大学中文系规模宏大,可台静农去后发现这只是一个未落实的规划。整个中文系只有一个教授、一个助教,学生还没有招来。待新生到校时,大一国文列为必修课,由台静农主讲。到了第二年,入学考试成绩差的学生全部改读中文系,中文系才有了自己的学生。这不是瞧不起中文系,而是因为光复前台湾学生学的均是日文,中文反而成了陌生的语言,故许多人不敢报考也无法攻读中文系艰深的文字训诂一类课程。可到了第二年,转来中文系的学生中文水平提高后,均到别系去了,真正能念中文系的学生只剩一两个人,连后来成了著名学者的叶庆炳也是从外系转来的。1947年夏,台大中文系主任为许寿裳,台静农是“中国文学史”课教师,此课由外文系和中文系共修,而所谓中文系,只有陈诗礼与叶庆炳这两个学生。
1948年2月18日,许寿裳因在台湾宣传以鲁迅为英勇旗手的五四运动,努力在祖国宝岛传播新文化、新思想而引起右翼文人的恐慌和怨恨,于1948年2月18日深夜被特务惨无人道地用斧头砍死。过后不久,大陆来台的木刻家黄荣灿也被杀。许寿裳不明不白的死(当局破案时诡称是窃贼行凶,与政治无关),给台大中文系师生莫大的震撼(继任系主任乔大壮1949年回大陆后,也因忧愤国事在苏州投水自尽)。台静农可谓是临危受命:于1948年夏天接掌台大中文系主任职务。台静农之所以肯接任这份被很多人视为不祥的职务,无疑需要一定的勇气,另在工作策略上也必须作相应的调整——至少应吸取许寿裳的教训,不能去碰“鲁迅”这根敏感的神经。正因为台静农韬光养晦,不再像大陆时那样左倾,他才能平安主持台大中文系二十年,培养出众多的栋梁之才,为台湾第一高等学府的中文系打下扎实基础。
对台静农光复后来台一事,有人曾对其动机作过种种不同的猜测。鉴于未名社成员李霁野和其他文学评论家如李何林、袁珂、雷石榆均在许寿裳被杀后返回大陆,因而有人认为台静农“是为了贡献教育于刚脱离日本殖民的偏远之地”。也有人得知台静农在大陆坐过三次牢后,便认为台静农是为了避大陆的政治迫害而举家迁台。台静农听到这些传闻后,一笑置之说:“实在是因为家眷太多,北方天气冷,光是一人一件过冬的棉衣就开销不起。台湾天气暖和,这一项花费就省了。”
据蒋勋回忆,台静农当上台大中文系主任后,家门口总有一辆军用吉普车停着,不少人以为是情治单位派来监视他的。台静农对此解释说,“那是因为我对门住的是彭明敏。”而彭是台独人士,当时传播台独思想是犯法的。
台静农的回答使人感到这位爽朗的学者有时也城府极深,以致使蒋勋忽然觉得听他的回答好似在读《世说新语》。南朝沮郁的年代,人与人的率性率情似乎也只是这样短简有一句没一句的机锋,各人有各人的了悟吧。
历史上的真相往往埋在迷雾中。台静农由大陆到台湾的经历,以及他对许寿裳被杀所持的态度,还有他为何不像李霁野那样离开宝岛,均是有待勘探的矿藏。在宝岛生活的日子里,除了谈近代人物外,台静农从不愿“遥想当年”。当年使未名社三成员丧生的“新式炸弹案”以及他接二连三所受的牢狱之灾,还有鲁迅对他的厚爱,他好似“忘得一干二净”,从不向人提及。连他早年从事创作一事,中文系学生也全然无知。蒋勋是在1972年赴欧洲读书时,才在《鲁迅全集》中,在鲁迅的杂文、札记、书信中陆续读到“台静农”这三个字的。当蒋勋重读到台静农的小说,看到他早年那么锐利的文学创作却在盛年突然中断,一个狂热追求文学理想,数度因为文学刊物而出入牢狱的青年,他的创作戛然而止,这究竟埋藏着怎样沉痛的信息呢?对此,李敖在《我最难忘的一位教授——台静农的人格与学格》中所下的结论是:“台静农的牢狱之灾,使他吓破了胆,从此‘不干了’,以诗酒毛笔刻印逃世。如果真逃了世,倒也罢了,但他却逃得很无聊很无耻,他1984年与梁实秋同上台受国民党颁‘国家文艺奖’特别贡献奖,1985年又与日本人宇野精一同上台受国民党颁‘行政院文化奖’……老而贪鄙,无聊一至于斯。至于用毛笔字‘恭录总统蒋公’言论,更是无耻之极了。”这种评价显然过于苛刻。李敖希望台静农像自己那样,向国民党作毫不留情面的攻击,或在宝岛不顾当局禁令,继续大张旗鼓宣传鲁迅,那台静农还能在台湾大学站稳讲台吗?委曲求全诚然不是战士的风格,但不可能要求人人都成为战士。不做战士,做一个歇脚者,借台湾这个歇脚的地方培养一些文学人才,总可以的吧。30年代开始经历动乱,九年后来台歇脚的台静农,所选择的正是后一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