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统文化的深广探幽
2007年冬，福金兄惠赠长篇小说《黑白》，2014年夏，又寄姊妹篇《黑白·白之篇》。两本书搁置案头，很想静心读读，写点文字。可我是一个纯粹的棋类艺术门外汉，能走进他创造的那个陌生的围棋世界吗？一直踌躇着。最近，终于下决心捧起了这部写围棋题材的大书，这一读竟使我深陷其中，流连忘返，感想万千。小说是写围棋，但更是在写历史、写文化，透过小小的围棋世界，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广的探幽发微。比之30年前的寻根小说派，作者抵达了一种新的境界。小说写了四五代棋人乃至棋王的生存和命运，突出地表现了他们身上传统文化的兴盛、裂变、衰落乃至西方现代文化的滋长…… 储福金以复杂沉郁的思想情感，凭借围棋故事表现了中国现当代历史中传统文化的演变历程。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的高歌猛进中，涌现了一个令人瞩目的文学流派：寻根小说派。这一派的作家们，深受拉美文学中浓厚而“魔幻”的民族文化表达的启迪，痛感当下文学中传统文化的丧失，决心重新寻找中国文学的文化之“根”，期望同西方文学形成一种平等对话的关系。寻根派作家们的理想是宏大的，精神是可贵的。但他们自身的文化知识是片面、残缺的，思想方法是简单、功利的。一味地讴歌传统文化以及地域文化的“优根”，或偏激地批判民族文化乃至民间文化的“劣根”，都使他们不可能真正走进中国文化的纵深之处，也不可能真正体验传统文化的精髓和魅力。因此，寻根小说只热闹了三四年时间就退潮了。
30年时间过去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发现、重构，在社科界、文学界乃至政治领域，始终没有中断。直到今天，我们才可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才真正被认为是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根基与精神家园，有了一种文化的自觉和自信。当然，距离中国文化的复兴和强大，道路还很漫长。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背景下，一批旨在表现传统文化意蕴的文学作品应运而生。储福金的《黑白》 《黑白·白之篇》无疑是颇有代表性的作品。可以说，储的围棋系列小说，是对寻根小说的承传与发展、甚至超越。他通过围棋文化这条路径，进入了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腹地，即儒、道、佛三教一体的肌理层面，并努力写出了“风云际会”的文化“风景”。他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写到八九十年代，在七八十年的历史中又突出了抗战时期、“文革”时期两个大变动时段，书写了咫尺围棋所折射出的世事沧桑、文化变迁，特别是四五代棋人的围棋生涯、文化人格、心灵历程，表现出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现当代历史中的悲剧命运和不朽价值。他是用自己的人生体验、感性生命去写传统文化的，对各种文化的探索、认知以及评判，是建立在感性与理性相融合的基点之上的，因此表现在字里行间，就显得格外真切、从容、鲜活，使繁琐的围棋技艺、虚幻的文化形态，变得有形有神，生动感人。可以说，储福金小说中的传统文化，其深广度、形象化，已然超越了寻根小说。当然，储福金小说在传统文化的思考与表达上，也有一些局限和问题，但在当下的文学中，无疑是出色的、独特的。
青年学者李春华指出：“储福金扛鼎之作《黑白》是一部写围棋的小说，围棋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项技艺，乃‘雅人’所为，‘棋艺’牵连的是‘棋道’，蕴藉的是‘文化’，往高了说，‘棋魂’体现的是‘国魂’。”①这一观点没有错，但不到位。储福金的小说绝不仅仅表现的是棋文化，而是整个传统文化的浮沉、兴衰，显示了他对文化反思与重构的一种“野心”。他在一次访谈中，明确地说：“围棋不是黑，就是白，很难写，以往市面所看到的书籍，大都是写围棋知识，或者是人物传记。我想通过这种独特的表现形式，把中国传统文化揉进小说。”“我是和传统文化精神、人生境界的追求联系在一起描写的。中国传统的琴棋书画，唯有棋是有对手的，坐照、手谈、纹枰论道，高雅中包含着丰富的对立冲突的意味。”②他自觉地承担起一项文化使命，前后用十几年时间，完成了他的围棋系列小说。他把在一般人看来繁复无聊的围棋对弈，写得饶有兴味，通俗易懂，甚至惊心动魄。把大多数人觉得虚无缥缈的文化精神，写得有虚有实，可感可触。小说不仅在思想内容上有丰富的认识价值，同时在叙事艺术上融会古典与现代方法，形成了一种典雅、温润、抒情的审美特色。
围棋中的文化演变
咫尺天地，两人对弈，天地悠悠，世事沧桑。在中国的琴棋书画中，围棋因为是一种由二人构成的艺术、体育活动，因而显得更为独特、复杂一些。亦如民间广泛流传的神仙下棋传说：一个农人到深山峻岭砍柴，忽见两位鹤发童颜的老翁在一块青石上下棋，呆看一阵弄不明白，下山回到村里，故乡面貌大变，孙辈已成白发老人。这些传说隐藏着一个道理，即在围棋博弈中，是蕴含了无限的时空的，它牵连着广阔的历史、文化、社会、人生、人心的。正如古代诗人所吟咏的：“世间甲子须臾事，逢着仙人莫看棋。”
围棋的起源，它与文化的关系，可谓神秘莫测、源远流长。
《黑白》开头写主人公陶羊子住在苏城小舅家里，闲得无聊上街转悠，偶遇一位相貌和蔼的老人弯眉毛，见他身背围棋就问道：“你知道围棋是怎么来的？是谁造的？……尧帝的儿子丹朱脑子不灵光，尧帝造了围棋来教他，丹朱学了围棋，就变愚蠢为聪明了。”
尧帝是数千年前的历史人物，中华民族的远祖。围棋竟然是他创造的。这使从小酷爱围棋，但不知它从何而来的陶羊子，受到了一种心灵震撼，并朦胧地意识到自己的一生将与围棋紧紧相连。
中国古代文献就有“尧造围棋，丹朱善之”的记载。这样看围棋的历史就有三到四千年之久。尧和丹朱的故地在晋东南。晋东南在中国文明起源和文化生成中具有突出的历史地位，有着深厚的围棋文化土壤。陵川县棋子山现存多种有关围棋的民间传说和遗迹，因此专家认为是中国围棋文化的发祥地。
围棋规则简单易学，但棋路变化多端，比中国象棋更为复杂，也更具魅力。围棋蕴含着古代哲学中“一元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天圆地方、十九农节气、三百六十周天之数”等等含义。《易经》思想产生更早，据说在五千年到七千年，但形成文字则在商末周初，所谓“文王演易，周公祖述”。其核心哲理是：“无极生有极，有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即阴阳），两仪生四象（即少阳，太阳，少阴，太阴），四象演八卦，八八六十四卦”。二者产生在相同的文明和文化时代，其哲学思想是息息相通的。
《易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中国漫长历史中产生的儒家、道家和先外来后本土的佛家思想，既是《易经》思想的孕育，又是《易经》思想的裂变，都囊括在《易经》宏大的思想体系中，丰富和深化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儒、道、佛作为中国文化中的三种形态和传统，又有各自的特点和功能。儒家主张“入世”“治世”，积极进取、有所作为、经世济民。道家倡导“自然”“出世”，全真保性、顺其自然、清静无为。佛家则主张“解脱”“涅槃”，无私无欲、慈悲为怀、超脱自在。三家的思想大异其趣，各执一端。但共通的一面是：人如何修炼自己、如何实现理想人格，可以说都是一种有关生命的哲学。围棋和围棋活动，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化载体，必然会蕴含丰富的文化思想，也必然会激发棋人的文化追求和文化心理，从而浓缩更广大的社会人生。业余的、低层次的围棋爱好者，也许下围棋只是一种娱乐、游戏。而专业的、高层次的棋手，在他们的博弈中，自然会折射出各自的文化人格和思维智慧，呈现出一定社会和时代的文化风尚和价值追求。储福金在他的围棋小说中，不仅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进程中的命运变迁，更表现了几代棋人的文化心理积淀以及他们的生存命运。这是他对当代文学的一份独特贡献。
围棋的兴衰同历史的变迁有着密切关系。两部小说的时间跨度很长，从民国初期写起，到进入90年代市场化时期为止。作者在叙述过程中，不时点出时代背景，给人以阔大的历史纵深感。小说第一部开头，就间接写到：“都是民国啦，没有皇帝啦。”“听说县上有学校了，男女都在一起识字。”“又听说京城里已经取消了科举考试。”“还听说总统，也就是皇上，要靠选举。”这自然是民国早期的情景了，围棋作为国粹还在上层、民间流传着。到第三节，作者写道：“听说什么直系和奉系的军阀在开战，江北本来就有饥荒，灾民加难民，四散着。小镇上平常宁静的气氛给打乱了。”此时，“五四”运动爆发不久，民国进入军阀混战时期，民众的生活处于动荡、贫困状态。围棋作为文人“雅事”，受到了巨大冲击。到八年抗战时期，是中国最昏暗、最艰难的时期，作者做了浓墨重彩的描写：军阀芮总一下子把桌子都掀动了，骂道：“这个该死的小日本，我操他小日本的娘！连盘棋都不让我看完！”“俞参谋对棋士宣布了淞沪战争的消息。”“战事到了南城，攻城战进行了几天，南城失守了。”“他（陶羊子）从来没见过有这么多的死人，走到此处，就仿佛在一个死人世界里穿行。”残暴恐怖的南京大屠杀，毁掉了整个文化古都，杀害了二三十万中国平民。偌大的城市，再摆不下平静的棋盘，一大批棋人风流云散。在第二部小说中，作者细腻地描述了海城“文革”的爆发：“海城的马路上，出现了一队一队套着红袖套的红卫兵。居委会出进多的也是红卫兵，这些年轻学生脸色与红袖套一样，显着兴奋的红色。‘荡涤一切污泥浊水，打倒一切牛鬼蛇神。’陶羊子理解这句口号的意思，是让世界变得红彤彤的，让社会一片光明，这是年轻人的理想，理想是美好的。”在暴风骤雨般的“革命”面前，围棋显得多么微不足道，老一代棋王在内心深处否定着自己的职业：“红卫兵给他们戴上了高帽子。他不想看也看到了，她的高帽子上写着她的罪名：汉奸特务的小老婆。……而他自己头上高高的纸帽子，黑墨水还在往下滴，会写的是什么？他的罪名应该是国民党芮总府包养的棋士。”浩劫用暴力摧毁着棋人的心灵、身体和自尊。从小小的围棋上，我们可以痛切地感受到，在近一个世纪的现当代历史上，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所遭受的一次次冲击和悲剧命运。
围棋的变化与文化的运演有着更复杂的关系。首先，围棋作为一种古人的创造，其本身就蕴含着古人的一种思想和智慧。它的核心理念就是“调和”，即通过黑白双方的博弈，相互退让，达到一种和谐共生的状态。从这个角度讲，它与《易经》的“天人合一”、和谐中庸的思想是相通的。小说中，陶羊子的师父任守一说：“棋也合着天人合一。黑白阴阳之分，五行转化。有取势有取地，变化多端。可养性，可练智，皆在一心。应乎天地之道，多为智者所好。”这是对围棋文化的深刻领悟。其二，围棋文化又因一社会一时代大势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文化取向与风格。譬如上世纪初期、民国年间，围棋对弈中还保留着更多的古代文化中的中庸和君子风范。而在“文革”中，围棋比赛场就充满了你死我活的决战气氛。到90年代的市场化时代，围棋竞赛又俨然成了一种你争我夺的名利场。而同样是围棋，在日本与中国，又表现出迥然不同的风格。小说主人公陶羊子、彭行，多次与日本棋手对弈，就深刻感受到了这种不同。日本近现代经济、军事的振兴，激发了一种强大的民族精神，表现在围棋上，就充满了一种进取、搏杀、必胜的精神。而中国由于长期以来的战争、革命、运动，传统的棋文化屡受冲击，体现在棋路上，虽然根基深厚，但棋风已显出一种凌乱、犹疑和乏力来。棋运与国运是相连的。其三，围棋文化更突出地体现在棋手的文化人格和行棋方式上，二人的博弈，其实也是人生历练、文化境界、聪明才智的较量。譬如陶羊子，儒、道、佛文化兼有，但主体是道家和佛家文化，因此棋风就显得超然而开阔，成为一位世外高人。譬如彭行，历经“文革”磨难，生存没有保障，他下棋就是为了生存和发展，因而总是进攻、搏杀，弘扬的是儒家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而在市场经济时代脱颖而出的侯小君，一方面继承的是传统文化中的实用主义，另一方面吸取的是西方现代文化中的功利主义，同样使他疯狂搏杀、驰骋棋坛。中国以儒、道、佛为主流的传统文化，在现当代历史中风雨飘摇，但依然蕴藏着强劲的生命和生机。
棋人的生存命运
人具有什么样的属性，是哪一类动物？是政治的、阶层的、经济的？还是种族的、文化的、道德的？历来众说纷纭。德国著名哲学家卡西尔着力从文化的角度分析、判断人，认为与其说像亚里士多德认为的“人是政治的动物”，不如说“人是文化的动物”。政治究其本质也只是文化的一种组织形式。而人类文化的各种形式，如神话、宗教、语言、历史、科学、艺术等等，无一不是人以自己的符号化活动创造出来的“产品”。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创造历史，正是人类精神成长的历史。
围棋只是人类艺术、体育里的一种，它的发明创造饱含着人的文化思想和想象，它的操作实践同样表现着人的文化修养和性格。正如《黑白》中日本棋手宫藤所说：“棋与文化相通，棋本身便是文化。一般下下，可以乱战乱斗，只要能赢就行，但要到高的境界，非得有文化底子支撑。”储福金塑造了一系列的棋人形象，有普通围棋爱好者，有专业技术棋手，有功夫高深的棋王，林林总总有几十位，构成了一个鲜活而多样的棋人画廊。而其中的十几位主要人物，都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和性格。当然，作者的人物，并不是那种现实主义式的个性人物，而是一种具有文化精神和特征的人物，我们可以称之为文化型人物。在这些人物身上，文化成为他们的精神支撑，文化制约、支配着他们的人生命运乃至行为心理。在他们的文化构成中，传统文化中的儒、道、佛以及现代的实用主义，成为一种主要思想资源。但几种文化元素又处于变动沉浮状态，构成了他们多姿多彩的人生形态。其中塑造得成功的是陶羊子、彭行、柳倩倩、侯小君以及任守一、梅若云、任秋等多位形象。
陶羊子是整个小说的主人公，是作者精心塑造的一号人物。这是一个承传了儒、道、佛文化精神的人物，是一个兼有传统文化和现代意识的文人形象。是一个德行高洁、棋艺高超但又不与世与人争的世外高手。是作家苦心塑造的理想化文人形象。陶羊子的一生，经历了民国、抗战、解放、“文革”、新时期等一系列历史变迁。童年时期，母亲早丧、寄人篱下、苦读诗书;但他聪慧、内向，偶然机缘迷上围棋。少年时期，流落书城，街头当报童、戏园子做杂役，饱尝了人世和生活的艰难。但因他天才的棋艺，有幸上了贵族学校，汲纳了新文化新知识，又成为军阀门下的棋士，出入于上流社会。青年时期，遭遇战争，家破人亡，逃亡西南，在贫病交加中，遇到阿姗，成家立业，偏居昆城一隅。中年时期，幸逢建国，寓居海城，退出棋坛。遭遇“文革”风暴，沉入社会底层。新时期以降，隐居民间，依然关注棋坛，在四代棋王联赛中，挫败年轻棋王、他的徒孙侯小君，然后溘然而逝。在陶羊子的一生中，有几位重要人物，影响和改变着他的人生命运。师父任守一，通《易经》、懂佛教、学富五车，关心社会民生，但却不愿与政客军阀为伍，剃度为僧。是一个闲云野鹤般的人物。他是围棋高手，引领陶羊子走上了围棋道路。中学同学梅若云，出身富家，亮丽、聪慧、高雅，对围棋有着独特的理解，是陶羊子棋艺上的知音和精神上的恋人。妻子任秋，是任守一的女儿，天性活泼自由，珍爱平常生活，一个贤妻良母式的女人，她使陶羊子真正懂得了家庭、社会和人生。梅若云和任秋，构成了陶羊子的精神之恋和世俗之情。在陶羊子的文化积淀中，既有儒家的努力进取、诚实守信，更有道家的随遇而安、超然隐世，还有佛家的向善慈悲、超脱涅槃，但更突出的是道家佛家的自由圆融境界。他的“血水里泡三遍、盐水里煮三遍、碱水里浸三遍”的苦难人生，成为他滋养、领悟棋道的丰富资源，而黑白世界中的博弈、陶冶，又拓展和升华了他的人格和境界。这是作家钟情、向往的理想形象。
彭行是《黑白·白之篇》中的主要人物。这是一位在逆境中探求人生道路，在顺境中建立功业的强者形象。陶羊子是在战乱、流浪中书写了独异人生的，而彭行是在“文革”乱世中成就了有为人生的。他是上世纪60年代千千万万知识青年中的一员，因为棋而改变了他的人生。储福金也曾经是“知青”，感同身受，因而笔下的彭行显得格外逼真、深切、传神。彭行中学毕业遭遇“文革”，一边参与运动，一边拜陶羊子为师学围棋。师父不仅教他学棋艺，更教他读古典、学文化，使他在动乱中找到了一束精神之光。插队江南农村，生活之苦、农活之累，让他不堪忍受。因有围棋特长而闻名，又因与棋手下棋打伤了对方，从南方逃亡到北方。落脚台山镇煤矿，在全国比赛中荣获冠军，终于改变了他的命运。他成为南城体委棋院的教练，热诚培养围棋新人，精心组织围棋比赛，为国家、为社会积极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彭行承传了陶羊子的文化精神，但体现更突出的是儒家的“入世”“进取”精神。最初，他只是喜欢下棋，后来，当下围棋可以改变他生存命运的时候，他紧紧抓住机遇、克服困难，终于成为国家体制内的围棋教练。在前一阶段，他的棋以进攻为主，下得既狠又准。下棋的目的是为了求得生存。表现出一种坚韧、向上的文化精神。当他达到目的成了棋院教练之后，又认真教学、扶植新秀，体现的则是一种“达则兼济天下”的献身精神。
柳倩倩、杨莲是小说中的第三代棋人。她们与围棋的关系，绝不像教练、师傅彭行一样，是为生存而下棋，而是出自一种与生俱来的喜欢。刘倩倩秀气、聪颖、文静，而杨莲土气、抠门、沉郁。正值青春期的她们，先后陷入了爱情的漩涡。乡下姑娘杨莲，与台湾来得风流青年萧然搞上了恋爱，竟使她的棋力大增，人也变得漂亮，让棋艺较高的柳倩倩屡屡败北。而柳倩倩也与才子姚钧产生了爱情，棋艺也迅速见长。于是她们相信：“棋是情感。”下棋给她们带来了爱情，爱情激发了她们的智慧。围棋与情感紧紧相连。这成为她们的一种信念。但是，柳、杨最初的爱情无果而终，她们又一次次地去寻找爱情，又一次次地失败。于是她们的棋艺、成绩也因此起伏不定，对围棋产生了一种虚幻感。后来，杨莲死于白血病，临终前把徒弟侯小君托付柳倩倩。而柳倩倩激流勇退，办起了“方圆棋校”。编写《快乐围棋》教材，认真培养围棋新人，扶植了围棋奇才侯小君。像她的师傅彭行一样，做着甘为人梯的工作。作者似在表达，围棋自然需要喜欢、需要才气，但更需要文化作为根底。没有文化的棋手，是难以行远的。
侯小君是另一类棋人。他成长在90年代之后的市场化、世俗化时代，没有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吸纳的只是中国文化中的务实主义、现世主义，还有西方现代文化中的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等等。他也许不是自觉地接受这些负面文化的，但整个社会的商品化潮流改变、异化了他。他有着特殊的性格和思维，敏感、孤独、简单，是天生的围棋怪才。师傅柳倩倩慧眼识珠，绝然地把他推向北京的围棋“道场”去历练，他的母亲计星月看到了儿子未来的前景，一边用母爱抚慰、鼓舞他，一边用不断增长的收益刺激他，使他成为拼命赢棋、拼命敛钱的狂人。在同学兼记者胡多导演的记者招待会上，他直言不讳地讲：“什么是围棋的美？效益就是美！赢棋就是美！”这样的围棋理念导致他下棋以搏杀为主，常常制造无理棋，在乱中取胜。作者在这一人物身上，融入了鲜明的批判意识，揭示了市场化社会中围棋的一种异化和危机。
小说结尾设置了一个“大团圆”结局。记者胡多和方圆棋校校长柳倩倩，共同策划了一个四代棋王大联赛。高手云集，轰动南城。棋赛前段分别由陶羊子与彭行、柳倩倩与侯小君下棋。但在比赛过程中，很快变成了陶羊子和侯小君直接对阵。90多岁依然精神矍铄的陶羊子，每一步都是那样平实而飘逸，而目空一切的全国青年冠军侯小君，却采用了搏杀、混战、出无理棋的策略，但陶羊子以静制动、以围克攻，终以半目取胜。人们看到，平静的陶羊子睡着——涅槃了，身上飘出一缕檀香气息。陶羊子以他的生命、以他的棋艺，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劲生命和力量;侯小君以他的偏激和狂傲，显示了现代功利文化的“贫血”与病态。作者的情感倾向和思想态度，尽在其中。
寻找一种新古典式叙事
储福金在谈到他的围棋小说创作时说：“围棋是简单的，然而这简单的黑棋白棋，落在象征天圆地方的棋枰，却能衍生出无尽的变化。它被形容为包含着天地万物、人世百端的至理，历时数千年而不衰，表明了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十多年中，我不断地把构思打到电脑上去。有时一个令人激动的灵感，几乎让我立刻想动手写这部作品，但我还是忍住了，我怕不能表现出那种深深的在内心里的东西内核是要充分地表现中国的传统文化。我很想写出真正的中国形式的作品来。”③
储福金既是一位扎实成熟的小说家，又是一个出色的业余围棋手。小说与围棋相遇，成就了一部难得的、杰出的围棋小说。“十年磨一剑”，作家就是要在小说中表现出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创造出真正的中国叙事形式。
阅读储福金的围棋小说，你既能感受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特别是南方当下小说对他的深刻影响，譬如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关注，对文化演变和问题的思索;同时又能领略到中国古典文化、古代小说对他的无形浸染，譬如对《红楼梦》 《儒林外史》叙事形式和语言风格的有意借鉴。这使他的小说既今且古、或者说不今不古。这正是他的小说格调高雅而终难大红大紫的重要原因，但又恰恰表现出他的独特追求：寻找一种新古典小说的叙事形式。
在叙事视角上，储福金形成了一种既是全知视角、又是半知视角的模糊叙事视角。小说创作中，叙事人的确立至关重要。古典小说往往选择全知全能的“说书人”视角，而现代小说大多选择有限度的半知视角。储福金小说中叙事人自然是作者自己——一个具有丰富文化修养的现代作家，他了解全局，推动故事，支配人物，可以穿越现实触摸文化的“脉动”，可以进入人物内心把握他的心灵变幻，具有极大的自主性。譬如前部小说着力描绘陶羊子从少年到中年几十年间的坎坷人生，后部小说则侧重讲述了三代棋人的不同道路，作者纵横捭阖，叙事从容、到位。同时，作家又是一个受到限制的特定的讲述人，他不能做到无所不知、无所不讲，他总是紧贴着人物、特别是主要人物的人生和命运轨迹讲述，努力发掘着他们的精神情感历程，在重要人物身上尽情挥洒，而在次要人物身上总是删繁就简、一笔带过。譬如写前辈棋人陶羊子，作家是用一种敬重、抒情的笔墨去写的;而彭行是作者的同代人，采用了一种写实、刚劲的笔调去展开。全知与半知视角的自如运用，使小说显得开阔、丰厚，又深切、细腻。
在情节结构上，储福金努力融多种“版块”为一体，构成了一种开合有致的结构形态。《黑白》 《黑白·白之篇》两部小说，横跨几个朝代七八十年时间，故事线索大大小小许多条，人物形形色色几十个。怎样把它构成一个井然有序而重心突出的艺术整体呢？作者的原则是：以主要人物的围棋人生为主线，揭示现当代历史中传统文化的演变。作者抓住了小说之纲，提纲挈领，于是全盘皆活。譬如第一部，以陶羊子的人生为主线，写围棋如何改变了他的人生，人生又怎样升华了他的境界和棋艺。围绕这一主线，展开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变迁，特别是艰难的八年抗战，还有苏城、南城、昆城这些南方城市的社会风貌，以及各阶层人们的日常生活。小说的主干是突出的，人物是集中的，其他情节如围绕红花的绿叶，处理得各得其所。譬如第二部同样是以人物为主线，但四个章回分别写了陶羊子、彭行、柳倩倩、侯小君四个主要人物。是以人物的辈分大小，有序而集中地刻画一个个人物，由四个章回连缀而成。小说尾声，四代棋王同台“出演”，形成一个戏剧化的“大团圆”结局。这就颇有点《儒林外史》一环套一环的情节结构样式了。整个围棋小说以四代棋人的命运为主干，清晰完整。而围绕主干，依序展开了战争、革命、城市、乡村、家庭、婚爱等种种生活情景，显得宏大而幽深、完整而灵动，体现了储福金对生活、对小说的驾驭能力。
在叙事语言上，储福金运用了叙述、描写、抒情、哲理以及心理刻画等多种手法，使他的小说既写实又超然，既纯净又丰富。他的小说写南方的历史沧桑、棋人的命运沉浮，用笔从容、典雅、蕴藉，带着一种南方文学的阴柔之美。他大量采用了通感描写，譬如写陶羊子与梅若云下棋：“梅若云的棋又走到了空间，仿佛在飘舞着。陶羊子紧跟着。但她的棋越发飘忽，飘忽重仿佛有着一点悲哀的调子。陶羊子一时竟觉得，她的棋从低处飘忽到空中，仿佛是飞升了。”这哪里是黑白棋子的对弈，分明是灵魂的追逐与相会。譬如写比赛场上柳倩倩观察徒弟小君下棋：“柳倩倩似乎能从他眼光的声音中，听到他棋子落处的想法。她觉得很奇怪，她也就意识着自己的想法，投射到他的身上，更奇怪的是，小君仿佛从身体上触觉上，清楚了她的意识，准确地落子在那一点上。”在师徒之间，竟然有这样的心灵感应。譬如写陶羊子与小君下最后几步棋，老人手执棋子，神游物外：“世事繁复，眼花缭乱的变化他看得多了，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不是负重，而是圆融，圆融之界，一片清明。他只是行着自己的步子，不惊不辱，不争不随……”真正的棋王与人对弈，已不再是力量、技术之类，而是一种文化、精神、境界的体现了。这些描写，是储福金对围棋世界的感悟，更是作家道家、佛家乃至禅宗修养的一种透射。
古老而博大的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坎坷走到今天，或许正遭遇到了一个重建和复兴的历史契机。文学天然地肩负着凝聚、重构民族文化的使命，这是一项困难而浩大的工程，我们在储福金的小说中，看到了这种探索和希望。
【注释】
a李春华：《棋道与中国人的“文化心灵”》，《小说评论》2012年第1期。
②蔡震：《储福金：“黑白”道两手都厉害》，《扬子晚报》2012年12月8日。
③储福金：《黑白世界话人生》，《人民日报》2011年04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