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回顾梳理已有文献，采用历史比较的研究方法对深港电影近三十年来合作发展历程进行深入剖析和思考。文章第一部分主要描述了1980年代至1990年代中后期深港电影合作历程；第二部分着重阐述1 9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深港电影共同面临的困境及做出的努力和探索；第三部分立足当下，探讨了双城互动背景下深港电影合作的未来空间及其可能。
【关键词】深港电影现实困境互动空间
一、交融演绎：历史比较视野下的深港电影发展
今日香港和深圳之分始于鸦片战争事发，道光八年（公元1842）所签中英《南京条约》割香港岛；之后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再签《北京条约》割九龙半岛，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又签《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借新界99年，从此香港脱离新安县①。而在这世纪之交，深港分离之际，世界第一部电影《工厂大门》（路易·卢米埃尔，1895年）在法国巴黎卡布辛路的一家咖啡馆诞生，开启了世界电影的发展历程。两年之后，莫里斯·萨维特教授带着卢米埃尔兄弟的活动放映机和爱迪生的电影镜抵港，招待香港新闻界，放映《沙皇驾临巴黎》等短片，电影正式传人香港。1980年代，香港电影发展进入了“黄金十年”，电影产量跃居世界第二，被誉为“东方好莱坞”、“华人娱乐码头”、“华语梦工厂”等，而顺应改革开放浪潮的深圳电影产业，才刚刚萌芽。
如果把深圳影业公司摄制出品的第一部电影《生死树》（1984）看做深圳本土电影制作开端的话，深港两城相差七十多年。在这七十多年中，香港经历了电影发展的萌芽期（1896-1930）、成长期（1931-1949）、繁荣期（1950-1966）、转型期（1967-1978）和新浪潮电影时期（1978-1984）等多个阶段。电影作为文化消费品，一直敏锐地反映着香港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变迁，而早期香港电影人在电影合作模式、类型创作、叙事策略、技术手段上探索，不仅繁荣了香港的电影经济，也为大陆电影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尤其是“八·一三”战事爆发后，上海陷落，左翼电影文化进入香港，“当时内地与香港电影市场互通，国语片在香港开辟的市场，亦为战后香港国语片奠定基础，此时香港已成中国电影文化及制作中心之一。”②相比之下，1980年代以前的深圳虽临近香港，却在电影版图上几近空白。从历史角度来看，深圳偏于一角，历来是广东的贫困地区。深港虽只有一河之隔，但贫富悬殊实在大大。一方面，由于香港特殊的历史背景，深港边界地带常常充斥着“走私”、“战乱”、“迁移”、“偷渡”，深港关系也因为政治因素而变得异常敏感，文化交往则是严格封闭和自我隔绝的；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南地区的电影生产主要集中在“六大厂”③之一的广州珠江电影制片厂，时为宝安县的深圳并不具备电影生产条件。1980年代以前，深圳“有一个宝安县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宣传队’，有一家有线广播站，有一份几十个页码的不定期出版的《深圳文艺》，老街周围有一家影院，还有一间新华书店和一间展馆”④，深圳作为一个边陲小镇，在自己的文化形态还未萌生之前，仍然是国家意识形态的被动接受者。
1985年，深圳特区建设走过五年光阴，并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国贸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被载入史册，《深圳特区报》创刊、深圳电视台成立，标志着广播电视与新闻出版业步入新的轨道等等。此时大陆电影正值文革结束后的发轫期，也是电影体制改革大调整时期。深圳特区发展起来后，深圳市委在狠抓经济建设的同时，也非常重视精神文明的建设。1983年初，市委领导亲自执笔写报告上报广东省委，要求成立特区影业公司。籍贯广东的长影导演郑会立听到消息后，毅然带着《生死树》的脚本奔赴深圳。市委领导当即决定边排片、边创业、边等国务院批示。这样，深圳影业公司的雏形，就在一间小平房内，在十来个人努力下形成了。深圳影业公司经文化部同意，并报国务院批准后成立，成为深圳华语电影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事件，而此时的广东省也成为唯一一个有两个电影厂的省份。1985年，《电影评介》杂志中一篇《来自深圳的信息》报导了深圳影业公司成立的盛况：
元月二十五日，经国务院、文化部批准成立的深圳影业公司，在美丽的“银湖旅游中心”举行隆重的成立酒会，前往参加典礼活动的有正在广州参加“电影表演艺术研讨会”的二百五十多位著名影星、新秀和专家，有全国各地电影制片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的嘉宾，有我国电影界的老前辈夏衍、陈荒煤、司徒慧敏、文化部副部长丁峤、文化部电影局局长石方禹等领导同志。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香港著名电影明星夏梦、石慧、朱虹、傅奇等也专程赶来出席了酒会……丁峤、汪洋等代表全国电影界、艺术界、文化部和制片人、发行企业家在会上热烈祝贺。全国著名表演艺术家于是之即兴挥毫书写了“南国之花”四个大字表示祝贺……⑤
从当时的新闻报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深圳被寄予“厚望”——大有再造一个“香港电影”的势态。深圳影视公司的成立从某种意义上有思考改革的因素。以前“电影的制片生产沿用30年一贯制的结算方法，以一成不变的固定售价由中影公司统一收购并向全国发行，也就形成了现在统购包销的垄断局面。”⑥而发行利润与制片利润的强烈不平衡也曾引起激烈的讨论，“打破垄断局面”，“自主经营”，“自产自销”呼声不断。电影局体制改革小组构想成立一个涵盖各单位的中国电影总公司，但迫于政治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复杂性也未落实。“深圳影业公司摄制的影片完成后，经市委、市人民政府审查通过并报文化部审定。影片审定后，如可国内发行，按现行办法由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统一发行，国外发行由深圳影业公司自行办理。”⑦深影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从一开始便不拘泥于传统的思路，是当时国内16家电影制片厂无法企及的。与此同时，香港、台湾等相继出现电影改革运动，“两岸三地的电影在80年代出现‘第五代’、‘新电影’和‘新浪潮’似是不约而同的新景象，不同程度地刺激当地电影创作形态和市场效应。”⑧它们有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和美学追求，从而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创作流派。深港在这种新浪潮中也迎来了深港华语电影交融的“初春”。
早期深港电影交流应该是从影业公司成立就开始的。“开业庆典是国内电影人的一次盛会，也是大陆与香港电影人的第一次大规模交流……除了内地的导演和演员，香港来的导演和演员有许鞍华、石慧、夏梦、严浩等等”⑨。借着这股“东风”，深港合拍了一系列的影片，其中比较成功的是1989年由深圳影业公司和香港锒都机构有限公司联合制作发行的《联手警探》，讲述了香港警探与深圳公安干警联手消灭帮会、获破要案的故事，开创了中国内地动作片先河。而在电影题材上的交集，尤其以“献礼香港回归”题材的影片《一家两制》为代表，不仅获得“华表奖”的肯定，而且在编剧上一改政治性影片的传统表规模式，赋予影片以更多的艺术性，并使其成为具有市场魅力的影片。实际上，深圳成立影业公司的意义更在于，借助深圳与香港的地缘优势，让更多大陆电影人学到一些经验。深圳影业公司的总经理袁小平也回忆到， “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正是国民经济大调整时期……在深圳和珠海的收获，就是和香港的电影人接触多了学到了一些他们的经验。”⑩深圳影业公司在同一时期拍摄的其他几部影片，如《少年犯》（1985）、《大明星》（1985）、《你好太平洋》（1990）等，都取得不俗成绩，这与香港电影的影响不无关系。进入1990年代，同样深受香港影响的深圳影视产业在民营企业和资本方面的探索，在当时国内电影制作方式上也非常超前。相对于体制内电影生产的意识形态控制，体制外的电影制作在内容创作上有着较大的自由度，这在当时历史背景下为电影人的选材和独立创作存有很大的艺术空间，这也进一步催生了深圳电影制片人制度的产生。于是，“以市场为先导的商业化运作”模式在深圳开始出现，对于民间力量的电影制作无疑提供了一种很好的先驱作用。尤其是万科进入影视产业后投资拍了好几部电影，代表性两部影片《过年》（1991）、《找乐》（1992）不仅获得艺术上的肯定和观众的认可，还获得国内外多项大奖。
二、现实困境：新时期深港电影发展困境与探索
1970年代中期之后，香港经济步入了黄金时期，中产阶级队伍壮大，民主要求普遍，本土意识强烈，整个社会充满了生机。在经历了“新浪潮电影”之后，香港电影迎来了繁荣时期。尤其在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香港与大陆联系紧密，绝大多数香港人和电影机构都自觉地加强了与祖国大陆电影界乃至其他领域的交流和合作，电影行业协会快速发展，行业自律能力得到提升，而香港电影界更是加强法制建设，于1988年实行电影检查三级制，可以看出特区政府致力于繁荣电影的决心，香港电影的国际地位和影响也日益提高。然而，1990年代中期至九七回归前后，香港电影市场显露出颓势，依赖于观众需求的港产商业片在好莱坞电影的冲击下，票房严重下滑，拍片量骤减。同时，由于跟拍成风，创作上因循守旧，电影人才流失严重；加上盗版VCD猖獗，90年代后期的金融风暴和2003年“非典”冲击，令香港电影的处境雪上加霜。由于一向极其依赖外埠市场，自身的存活能力很差，香港电影与香港社会、经济一起承受着史无前例的考验。2002年底，内地与香港合拍《英雄》的横空出世为低迷许久的中国电影市场注入一剂强心剂，成为中国电影走向商业道路的重要标志。而随着内地政策的放宽，尤其是2003年CEPA协议签订后，内地电影公司开始陆续吸纳香港电影优势，借助于香港的合作，拍摄出高投资、高回报的商业大片。与此同时，香港电影人看到内地尚未开发的电影市场的巨大潜力后，集体向大陆受众和主流文化靠拢。与1980年代“左派”积极先行北上不同的是，新时期香港与大陆的合作多少透着几分无奈，而再度启航的香港电影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一方面，虽然最庞大的华语电影市场向香港电影工业大门敞开激发了复苏的潮流，但在强势中原文化的引导、内地市场的诱惑与内地主流话语的“驯服”之下，香港文化也出现了一定的偏差与损伤。加上一些大的电影公司积极寻求新的策略，开始走仿照好莱坞、引入高科技、急于打开全球市场的“国际大片”路线，使得香港电影“去港化”趋势明显；另一方面，在大陆审批部门意识形态严重的审查与删剪、内地观众口味的摸索等多种不明朗因素下，香港电影还将面临制度上的障碍，这使得创作总是维持在一个“较为安全”的范围内，限制了电影创作的空间。而以小成本类型电影固守香港本土市场也不容乐观，纯粹港产片积弱的现象依然没有大的改变。
而深圳方面，“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深圳的电影事业面对着双重的压力，一方面要力争摆脱内地多年来形成的电影文化模式的束缚，走自己的路子；另一方面要同香港发达的电影娱乐大众争夺观众，并树立自己的品格。”[11]经过10多年的探索，深圳电影确立了一手抓特区题材，一手抓对外合拍的战略。然而，同样是面对国内外“大片”的冲击，深圳电影拥抱现实，捕捉历史强音，洞察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方面日渐式微。并且，在科技与全球化这两股力量的综合作用下，香港电影产品的空间流动变得更为频繁，在一片“北上”、“西进”运动中，深圳也渐渐失去地缘优势。如果说，深圳电影前十多年凭借香港在资金和经验方面的支持获得长足发展，那么进入新世纪后，这种地缘优势的消失无疑给深圳电影带来不利影响。“以前深圳是一枝独秀，其他地方都是绿叶，甚至有的连绿叶也没长出来，而现在大家都成了花朵，那就要看谁的花色更美丽了。”[12]此外，早期深圳电影创作主体非常清晰，从数量上看，深圳影业公司构成了深圳电影的主干，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挂牌成立（2004年）后，深圳电影制片厂（原深圳影业公司）已经走过了它的辉煌时期，也预示着深圳走过了它电影的黄金时代。而电影人才的流失与缺乏，更加剧了电影产业发展的困境。深圳曾经突破了中国电影体制、制片、题材上的限制，如《少年犯》曾创下了当时中国电影的许多第一（第一部法制题材电影、第一部真人实景电影、第一部以合作制方式拍摄的电影等），却最终沦陷于中国所谓“大片”时代，不得不令人惋惜和沉思。中国正处在一个经济造就世界的时代，商业力量高度亢奋，它给中国电影带来的是，除大片之外，只有超低成本或无成本的独立制作，少有中间地带。 “深圳作为非文化中心的省份或者地区，由于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高度垄断性，难以独立地对制作‘大片’有所作为”[13]。
从一定意义上说，现在的香港和深圳电影同时回到了探索的起点，而探索的动力一方面来自国内广阔电影市场和应对电影全球化的决心；另一方面则来自二者共同面对的对创作主体与叙事主体的重新建构。从香港方面来看，随着香港电影人的北上，合拍片大增，以香港电影人为主导的合拍片表现出明显的主动向大陆受众和主流文化靠拢、适应与调整的趋势。“港式人文理念的内地化置换是最主要的变化。其注重个体生命及情感、注重人性的复杂的本性未变，但为适应内地，加重了传统道德、家国情怀、民族大义等主流价值的展现。”[14]如《投名状》（2007）就通过对主流文化的农民起义历史观进行“软解构”，将叙事中心集中在兄弟情义上，填补了两地在意识形态语境中的裂缝，是一种典型的主流价值的融入。而以《十月围城》为代表的另一种历史书写路径则将个人命运融入到宏大的主题当中，是对港式平民色彩的保留，也是香港电影人为华语大片中留存一份空间话语权的积极尝试。另一方面，与北上“合拍”不同的是，部分香港电影人则坚持留守，致力于保持香港的“原汁原味”、电影特色和文化精神。如象征法治，崇尚个性尊重与自由平等意识的《警察故事》系列、《夺命金》（2011）、《寒战》（2012）等，弘扬平民化、世俗化，对个体尊重的《天水围的日与夜》（2008）、《岁月神偷》（2010）、《桃姐》（2012），以及回归无厘头、超现实幻想类电影的《功夫》（2004）、《西游降魔》（2013）、《狄仁杰》系列等。总之，在近十年中，香港电影在融合中创新、变异，也在探索新的出路。
电影作为一种具有艺术性和商业性双重特点的文化消费，深圳经历了艺术成熟和票房尴尬的极度反差。2007年至2010年期间，由深圳出品的电影总共十余部，但绝大多数“叫好不叫座”，在市场比拼中遭受冷落。如根据获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生死一线》改编的《5颗子弹》（2007）获得巨大的好评，但在票房表现上却成绩平平。另外同一年上映的《夜·明》和2008年出品的《幸福树》同样遭遇票房尴尬。就算是口碑极好的《走路上学》，也仅获得了1000多万的票房反馈。纵观深圳近年来的电影创作，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征：一是遵循了一如既往的现实题材和主旋律叙事。李亚威导演延续了被称为“深圳故事”系列的五部影片，分别是《红跑车》（1997）、《妈妈飘着长头发》（1998）、《升》（1999）、《眼睛》（2000）、《你的钱匣子给了谁》（2003），类似的影片还有《我们手拉手》（2004）、《茉莉花开》（2004）、《油菜花开》（2007）等；尤其在2008年前后，出现一批献礼北京奥运会的一系列影片，主要有侯咏的《一个人的奥林匹克》和反映我国梨园世家爱国、抗日民族情怀的系列电影《京武春秋》《京武风云》《京武传奇》。其他还包括《走路上学》（2009）、《亲爱的深圳》（2009）、《守护儿童》（2011）、《暴走妈妈》（2011）、《我是中国人》（2011）等，无一不是紧扣主旋律题材。二是深圳在商业电影合拍上取得了一些新的突破。值得一提的是，深圳电影制片厂除了加强与内地电影公司的合作外，更重要的是加强与香港电影公司的合作，这也促使在电影制作过程中学习香港模式成了一种必然，即学习香港电影的明星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独立制片人是深圳电影领先于内地其他制片厂的创新尝试。另外，在商业电影类型片上，深圳电影制片厂在以剧情片为主的基础上进行了多样化尝试，其中还涵盖了动作、喜剧、奇幻、法律、动画和历史等类型片。特别是2004年推出的奇幻巨片《千机变2：花都大战》，不仅采用豪华的明星阵营，在制作上也采用先进的后期特效技术，成为国内电影特效制作的先例。
三、互动空问：双城互动下深港电影的未来构想
1970年代的深圳呈现的是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的文化形态，在深圳人眼中，界河对岸的文化是一种要扫进垃圾堆的东西，当然是绝无交流可言。而在改革开放初期，以香港广播电视电影文化为先导的“南风北渐”，对还没有萌生出自己文化形态的深圳而言，是一种单向度的攻城略地式的“入侵”。如今，深圳从对岸商业文化的“卖方市场”和“三来一补”的角色成功转型为一座现代化大都市，而香港也依托深圳腹地成功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实现“国际金融中心”的华丽转身。伴随着双方合作的日益密切和深入，过去单一的“深圳学习香港”甚至“仰望香港”的形态正在发生变化，两地互补、互惠共利的模式正在形成。从长远来看，深港两地经济一体化和共建深港国际大都会是大势所趋。这种合作和融合必然是从单一领域扩大到全部领域，从经济合作升级到制度合作，从人财物的交流提升到文化精神层面交流。
从一定程度上讲，深港能否真正实现一体化的国际大都会梦想， “创新文化圈”的形成至关重要。华语电影作为香港文化经济的代表，对于理解其文化经济的现实地位与发展变迁有着巨大的意义。早期深港电影之间擦出的火花虽不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但对于未来的合作却奠定了基础。如今，在深港一体化背景下，深港之间能否上演一出新的“双城记”，成为中国另一个电影制作中心，以不断创新的理念，刺激中国电影产业的长足发展，是深港电影人现阶段不得不思索的重要命题。而从目前诸多有利因素来看，深港电影“再续前缘”也不无可能。
首先，深港具有未来电影合作的多元互补空间。早在20世纪80年代，香港赴内地合拍的动力之一就来自内地广阔的山川美景和便利的劳务输出；而作为“香港后花园”之称的深圳，不仅枕山面海，拥有秀丽的自然风光，繁华时尚的大都会场景，丰富的旅游美景也能为电影拍摄提供场地条件。香港土地承载能力有限，无论居民生活还是产业发展都达到了一个饱和点，而深圳“二线关”撤销后，可开发的资源无疑给深港电影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从目前的电影票房市场来看，深圳已经成为与北京、上海齐名的三大“票仓”之一，无论是院线票房数，还是单个影院的电影票房数都是居于全国前列。香港本土电影市场增长空间狭小，而深圳已经具备电影生产基地所需的消费市场、消费能力和消费习惯。但是，从电影人才方面来看，深圳的短板就立刻凸显了。香港电影普遍采取“师父带徒弟”模式，并在“电影明星制”的推动下，催生出大量电影人才。而早期完全依靠“人才引进”的深圳，在经历了电影人才流失之后，一直处于孤军奋战的状态。相比之下，香港的本土电影高等教育（如香港浸会大学、香港演艺学院、香港城市大学等在早期都做过一些探索）虽在教学资源和设备等方面优于内地高校，但与培养出中国“第四代”、“第五代”和“第六代”电影人的北京电影学院相比，“后97”的香港电影尚未出现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新导演。在这一方面，深港之间不妨展开积极交流和合作。此外，香港有较为完备的电影分级制度，虽晚于美国近20年，但与内地审查制度相比，已前进一大步。深圳一直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深港电影人能否携手在电影制度上领先全国取得突破，值得共同期待。
其次，深港电影产业具有文化产业语境下的共建性。从产业的角度说，与其他叙事媒介相比，电影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和巨大的影响力。作为一种集体创作的艺术，电影产业拥有较为完善的人才资源、制作机制、发行渠道和造星功能。电影作为现代科学技术与艺术相结合的产物，已经成为当下数字媒体内容生产的核心力量。早在上个世纪，香港商业文化的渗入教会了深圳人很多东西，使他们懂得商业也可以与文化结亲，并率先在南国这块土地上开始了文化的经营，开始构造了一个“大文化”的新概念。1998年，由中电公司、广电公司、深电公司与香港安华影业公司和香港安华影业投资公司五方合办的深圳南国影联娱乐中心，第一次将一种全新的影视消费文化概念引进了深圳。 “这个中心是一个集影视娱乐业、餐饮业、美容业、旅馆业和商业五业于一身的文化娱乐综合实体。试业4个半月就盈利50万，1992年盈利破千万元，1993年盈利更达1500万元。年利润增长率为60%，成为全国电影文化娱乐业首屈一指的企业。该中心同香港电影界经常进行接触、交流，成为深港电影文化交流的一个‘窗口…’”[15]。应该说，深圳电影业从起步起就不拘泥于传统的尝试，是内地早期探索电影产业化道路最有力的佐证之一。目前，我国电影产业依然过度依赖票房，除了带来“分账之争”等不良后果外，丢失的是由电影版权运营所带来的“长尾”细分市场，这一方面好莱坞已驾轻就熟，国内却少有经典的成功案例。影视全流程产业链经营的背后是多重行业之间的业务融合渗透，这一方面深港早有意识。如今深港一体化发展更加成熟，从技术、人才、市场、制度、政策等多方面来看，深港在电影全版权运营方面条件成熟，只是缺乏手段和经验。
再次，深港地缘优势在新的历史机遇中得到凸显，有助于形成产业集聚效应。“香港将作为港澳与珠三角‘共同市场’的中心和龙头城市，这是由香港这座国际化城市对内带动辐射和对外经济交往对接的能量、作用和功能所决定的；而‘深港一体化’恰恰成为港澳与珠三角‘共同市场’建设的先行先试者。”[16]如今，深圳作为改革开放“试验田”的使命已基本完成，任何谈及“深港”的论述都应扩大到整个港澳珠三角地区。香港电影要在珠三角地区获得新的突破，与深圳的合作可看做“文化登陆”的第一步，其次可与广州、珠海、中山、佛山等地连接，形成集聚效应。当整个区域实现电影产业要素市场的一体化时，作品、资本、人才和服务的流通以及金融和技术上的合作，将给电影带来无限的想象空间。此外，电影作为一种极为特殊的产业，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认同等多个层面。早期香港电影主要受我国儒家文艺思想影响，奉行“文以载道”的理念，萌芽时期的香港电影更是深深根植于中国文化的沃土，如香港第一部短故事片《庄子试妻》根据粤剧《庄周梦蝴蝶》中的《扇坟》一折改编，第一部故事长片《胭脂》则根据蒲松龄《聊斋志异》第十卷中的一则同名短篇小说改编。在革命时期，香港电影人身体力行了“电影救国”的理念，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历史使命感。香港和香港电影都具有双重性格，一方面，由于西化得较早，电影中较多地糅合了东西方文化元素；另一方面，香港和香港人一直没有脱离广东地域和性格，粤语电影作为华语电影的一种类型，仍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文化认同上看，“香港是香港人的香港”的本土意识已不合时宜，只有将香港本土电影视域扩大到同源、同语、同文、同俗的泛珠三角地区，深港电影的产业集聚效应才能进一步发挥作用。
四、结语
通过梳理深港电影近三十年来发展历程发现，1980年代至1990年代中后期，深港电影在“合拍”渐成气候的氛围下迎来了交融演绎的初春，但面临新世纪节点，它们各自又失去了新的黄金发展时机。21世纪以来，深港电影虽表现不愠不火，却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努力尝试探索新的发展路径。目前，深港电影共同面临的仍然是电影产业复兴的难题。一方面，尽管香港电影界不断做着回归本土化的努力和尝试，但香港电影在当今华语电影格局中孱弱的地位并未得到扭转；而深圳电影作为改革开放时期的产物，在当下文化产业大发展背景下表现出明显的后劲不足，尤其是大制作方面还缺乏成功的作品和经验。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香港作为华语电影的先驱者，在电影舞台上仍然占有重要地位，而深圳凭借巨大的市场、技术和资金优势，展现出的发展潜力不容小觑。深港电影早期擦出的火花虽不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却对于今后携手合作提供了宝贵经验以及无限的想象空间。在可预见的未来，深港如何发挥各自优势，在电影合作道路上寻求新的突破，仍然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命题。
【注释】
①新安县始于公元1573年明朝万历年间，从东莞县（公元757年唐肃宗至德二年立）分出，辛亥革命清朝被推翻后于民国三年（1914年）改回“宝安县”，至1979年3月深圳立市，第二年设置经济特区。
②李以庄、周承人，香港电影：中西交融的映画世界[N]，中国艺术报，2007 7 3
③通常所说的六个大厂是指：东北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华北的北京电影制片厂，华东的上海电影制片厂，中南的珠江电影制片厂，西南的峨眉电影制片厂以及西北的西安电影制片厂。
④蔡德麟深港关系史话[M]深圳：海天出版社，1997.332
⑤傅汝吉.来自深圳的信息[J]电影评介，1985（03）：3.
⑥张锦钱克宁访谈录[J]当代电影，2009（04）：78
⑦参见《电影通讯》1984年1 2期简讯，第40页。
⑧丘启枫.百年的光影，永恒的记忆[J]，亚洲周刊（香港），1999.12.19.
⑨郑会立、夏和顺深圳影业的“第一桶金”[N]深圳商报，2010 3 3
⑩张锦、袁方.袁小平访谈录[J] 当代电影，2009（04）：100.
[11]蔡德麟.深港关系史话[M].深圳：海天出版社，1997 342
[12]郑凯南，深圳影视崭新起点[N] 深圳商报，201 0.8.24
[13]郭熙志深圳影视三十年[J].南方论丛，2010（3）：1 82
[14]赵卫防，“港味”美学及当下影响[J].当代电影，2010（11） ： 31.
[15]蔡德麟深港关系史话[M].深圳：海天出版社，1997 344
[16]魏达志，深圳毗邻香港依托珠三角关系辨析[J].特区经济，2004（2）：41作者简介：宗祖盼，深圳大学艺术学理论专业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