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社会文化全面“娱乐化”的批评，在最近几年大陆学术界很流行。大家似乎都认可这样的观察和判断：中国已然进入了娱乐大爆炸的时代，全民娱乐、娱乐至上已是不争的社会文化现实——不但文学艺术娱乐化、电视节目娱乐化、新闻节目娱乐化，而且政治经济娱乐化、学术研究娱乐化，总之，一切的一切都已经娱乐化。很多人忧心忡忡：娱乐化消解了厚重的历史感和严肃的现实感，“娱乐至死”的情形正在中国出现。
这种判断和批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一书的影响。此书中译本在大陆出版后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分析和批判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犀利武器，其书名“娱乐至死”也成为人们指责中国当代大众文化时用得最多的口头禅。[1]但本文力图论证的是：波兹曼的《娱乐至死》的所有观点都是建立在对美国大众文化、特别是电视文化的观察和分析基础上的，因此把它直接套用到中国是有问题的，是对西方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去语境化的机械应用。
一、一种西方理论的被绑架的跨国旅行
从中国最著名的学术论文搜索引擎“中国知网”以“波兹曼”、“娱乐至死”为关键词和主题分别进行检索，结果显示，引用波兹曼《娱乐至死》一书来分析当下中国文化的文章有20多篇[2]，焦点全部集中在如何认识和评价当下中国文化的“泛娱乐化”现象。这些文章所分析的对象，既包括当代中国几种主要的流行文化类型（如玄幻小说、网络恶搞、电视娱乐节目等），也包括电视新闻节目和纪实节目。这些文章基本上都运用了波兹曼《娱乐至死》一书来反思和批判中国的大众文化和新闻节目的娱乐化倾向（肯定娱乐化的文章极为罕见）。下面我们对这些文章的基本内容、大致观点，特别是其所体现的共同特征进行简要归纳。
1.利用波兹曼理论批判中国当代大众文化中“娱乐膨胀”、“娱乐至死”现象，认为庸俗无聊的平面化娱乐消解了文化的精神维度、思想深度、真实性和历史意识。这类文章数量很多。吴子林以“玄幻文学”为例指出，“娱乐至死”的“快适伦理”消解了文化的思想性，并在文中引用波兹曼的一番告诫表达对媒介时代玄幻小说热潮的担忧：“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3]赵勇在对《百家讲坛》从“学术电视”到“电视娱乐”的转型分析中指出，以“悬念设置”为代表的娱乐元素的加入，无法给观众带来深层次的精神满足，只能在较低的消遣层次上带给人快乐。在对于娱乐化、叙事效果、表演技巧的追求过程中，节目最终放弃了“思想”与“说理”。[4]
这些文章站在传统人文主义和精英文化的立场对当代娱乐文化进行批判，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预设：波兹曼所批判的“娱乐至死”现象已经出现在中国，因此波兹曼的理论也具有普遍适用性。在此，罗亮的观点很具有代表性。罗亮在其文章中先指出“美国著名学者尼兹·波德曼认为当前的这个时代是一个娱乐替代一切的时代”，并引用了《娱乐至死》的一段话：“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然后直接跳到中国、进入主题：“《武林外传》就是这样一个文本。”[5]这种直接把波兹曼的理论不加修正地“快递”到中国的方法，完全没有关注中国当代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差异性。同时，这些文章都把中国大众文化的泛娱乐化及其对社会矛盾的回避、掩盖等，归结为媒介技术本身的问题，没有挖掘其背后的社会政治原因，没有对大众文化的生存体制进行分析。
2.另一类文章更加集中在新闻节目的娱乐化问题上，并且注意到要把娱乐文化本身和严肃新闻节目的娱乐化加以区分。比如薛国林和彭雪蕾认为，“娱乐本身无可厚非，它既是电视媒体的职责之一，也是现代社会的个人减压器。但反观今日的电视娱乐节目，不仅过多过滥，而且逐渐向新闻、谈话、专题等节目渗透。置受众的知情权于不顾，置观众的审美趣味于不顾，随处可见的‘托儿’，让人真假难辨，娱民在某種程度上已经异化成了‘愚民’。”[6]这个观点应该说更加接近《娱乐至死》的原意，但这两位作者同样不加区分地对待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新闻娱乐化现象。与站在精英立场的文化批判一样，这些文章同样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中国的新闻和美国的新闻一样“娱乐至死”了，找到的原因也是差不多的。比如李欣的文章列举了中国新闻娱乐化的种种现象，然后列举了英国、美国等类似例子，认定“中国当前所经历的这种新闻与娱乐合流的趋势并非独一无二”。接着分析其“共同”原因：“这一现象背后体现的是市场经济的发展、资本对利益的追逐以及媒体间的激烈竞争。”[7]作者完全没有注意到中国并不是一个完全市场经济国家，中国媒体业的“资本”逐利方式也和西方国家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在“资本”之上还有权力，至于媒体之间的所谓“竞争”当然也只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自由市场经济）框架以及各种颇具中国特色的新闻政策法规的制约下进行。
再比如谷妍的《“电视娱乐业时代”应把握的度及应对策略——由〈娱乐至死〉引发的思考》写道：“波兹曼就曾在书中说过：电视不仅赢得了元媒介的地位，还赢得了神话的地位。所以由电视引领，其他媒介都纷纷将图像作为发展自身的重要工具加以利用，使得读图时代或者图像社会的真正来临成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然后就是直接对照中国：“对照我们国家的电视文化，当下就充斥各式各样的娱乐节目，专门以娱乐为主的频道更不在少数。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面向广大受众打造轻松愉悦的电视文化。就像去商业电影院看电影，在一番视觉审美的疲劳轰炸中结束了观影，身心都得到满足，但是我们总会觉得缺少点什么，那就是思考。这也正是波兹曼所担心的问题，担心这种过度的娱乐化会使大众形成一种固定的观看习惯。”[8]这种把波兹曼的观点和中国的现实直接对照的方法在所有引用波兹曼的论文中非常普遍。
当这些文章的作者把中国新闻节目娱乐化与波兹曼分析的美国新闻节目娱乐化等同起来的时候，其分析思路已经事先决定了他或她不可能找到导致中国新闻娱乐化的真正原因。纵观他们给出的解释，导致新闻“娱乐至死”的原因无非有以下几种：（a）电子媒介、特别是电视的技术本性所致（技术决定论）；（b）观众与生俱来追逐娱乐化的本性所致（抽象人性论）；（c）市场经济的逐利原则所致（市场经济罪恶论）。几乎所有文章都忽视了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尤其是媒体生存的体制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