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抚今追昔，我更加怀念我的父亲万晓塘。他与无数先辈一样，为创立和建设新中国奋斗一生，殚精竭虑，鞠躬尽瘁，真正做到了把一切献给党和人民。
（一）
1916年11月，父亲生于山东省齐河县生官屯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从小聪慧勤奋，深受家人亲友喜爱。由于家境贫困，他10岁才入私塾，后读小学。18岁时，父亲在亲友们的资助下离开家乡，考入官费的惠民第一乡村师范学校。开头两年，他埋头读书，品学兼优。从第三年开始，他关心社会政局，阅读了不少进步书刊，很快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反对内战、团结抗日的革命主张，并参加了由中共地下党领导进步学生组织的读书会。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父亲立志抗日救国，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宣传活动。1937年5月，共产党员马霄鹏被派到惠民乡师任教，在学生中发展了父亲和十余名党员。不久成立了学校党支部，马霄鹏为支部书记，父亲为委员。从此，父亲走上党领导的革命道路。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7月底，平、津相继沦陷。日军沿平汉、津浦铁路线南进。9月，中共北方局根据毛泽东关于“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惟一方向”的指示，发出“每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应该脱下长衫到游击队中去”的号召。当时冀鲁各地党组织，都积极建立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擊战争。
当时，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为了准备应付日本入侵，改组县以下行政组织，将区公所改为乡农学校，一方面行使原区公所的行政职权，另一方面训练农村青壮年，组成自卫队。在鲁北各县创办乡农学校时，党组织派遣一批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和进步青年到各乡农学校任职或学习，利用合法身份作掩护，积极开展党的工作。1937年8月，父亲担任中共阳信县工委书记，到阳信县组织抗日武装，建立了阳信县第一个党支部，父亲任支部书记。党支部建立后，按照中共山东省委“积极利用乡农学校这一阵地，开展抗日活动”的指示，迅即在各乡农学校组织自卫队员学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宣传共产党坚持抗战的主张。9月，中共鲁北特委宣传部长赵明新到鲁北地区指导抗日工作，要求各县党组织抓紧把乡农学校这支武装掌握起来，做好抗战准备。父亲立即与几个乡农校校长联络，决定从第二乡农校（劳店乡）和第六乡农校（洋湖乡）、第五乡农校（流坡坞乡）抽调一些骨干，合编成一支抗日武装队伍，由富有军事经验的党员担任指挥，加紧进行军事训练，做好狙击日军的准备。10月9日，日军109师团118旅团一个联队沿德州庆云县境内公路南下渡过马颊河纪王桥，驻扎在距流坡坞村（今流坡坞镇）以北三四里的地方，准备次日经过流坡坞南下侵犯惠民县城。根据敌情，父亲和党支部于当晚研究了在流坡坞阻击日军的作战方案。10日拂晓，他们集合了洋湖、流坡坞两处乡农学校自卫队一百多人，埋伏在流坡坞村外公路两侧，待日军进入了埋伏圈后，自卫队员排子枪齐发，打得敌人晕头转向，他们利用流坡坞村周围的古围墙做掩护，与日军展开了巷战，双方对峙了半个多小时，终因日军火力凶猛，敌我力量悬殊太大，党支部带领自卫队主动转移。据山东省滨州市党史研究室经过多年研究后认为，流坡坞阻击战是中共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打响的山东抗日第一枪。此后，中国共产党在山东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渐成燎原之势。
1937年12月，根据山东省委的命令，父亲转移到济南西南部的平阴县、长清县、肥城县等地组织游击队。当时，济南已沦陷，长清县一部分党员、“民先”队员和其他骨干，转移到离县城西南三十里的坦山村集中，准备武装起义。由于对如何成立游击队和开展游击战所知很少，便去泰安县向省委请示并要求派人指导。1938年1月初，中共鲁西北特委派父亲等4人到达长清县南坦山阎楼村，建立了中共长清县临时党支部。这是济南郊区第一个县级党支部。经大家推选，由父亲担任了党支部书记。党支部成立后，立即在当地组织起一支抗日游击队，有六七十人，50多支枪。这时，以张北华为首的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攻打了肥城县，还袭击了长清县万德区界首村的日伪军，取得胜利，民心振奋。鲁西北特委指示父亲立即派人到肥城与张北华联系，并将他们的队伍编为抗敌自卫团的第四大队，父亲任副大队长和党支部书记。到这年4月时，西区自卫团已拥有19个大队（连）、2700余人。日军为了恢复和维持交通，动用万德、泰安两地驻军分三路同时对驻肥城的自卫团进行合击。自卫团在抗击后被迫撤出。4月8日，日军占领肥城县。自卫团根据敌强我弱形势，研讨今后活动方针，决定分散活动。其中，由父亲和战友魏金山等人带领第四、十一、十七三个大队于5月开赴位于长清、肥城、平阴三县交界地带的大峰山区活动。父亲和魏金三等分头做工作，把大峰山区具有重要的地理优势和战略地位，群众基础好，对游击队发展有利的道理向大家说清楚，稳住了这支队伍，坚持在大峰山区创建抗日根据地。不久，经过扩充队伍，收集枪支、粮食，建立了大峰山独立营，下属4个连。父亲任一连副连长兼指导员。
1938年5月中旬，山东省委为了发展泰西根据地，组建了泰西特委，任命段君毅为书记。特委把在地方建立党组织工作摆在首位，专门从部队挑选出一批干部去担任县委、工委的书记。父亲被任命为长（清）肥（城）平（阴）联合县县委书记。因父亲当时正患严重的伤寒病，留在肥城一户可靠的老百姓家养病没能赴任。魏金山找到一位老中医给父亲治病，终使父亲病情好转。两个月后，父亲病愈，返回原部队。1938年11月，根据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命令，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大峰山独立营等泰西抗日武装，聚集大峰山区，整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下辖3个团，父亲任营（原大峰山独立营）教导员、团政治处副主任等职。
1939年1月15日，中共鲁西区委在馆陶县成立，书记张霖之，统一领导鲁西、鲁西北和泰西3个特委。为加强政权建设，泰西特委从山东纵队第六支队抽调出一批干部充任地方领导工作，父亲被调往泰西特委工作，担任组织部副部长、社会部部长。1939年秋，父亲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社会部举办的公安保卫训练班学习，期间担任了学习班的党支部书记。1940年春，学习结业返回鲁西区党委。这时区党委亦增设了社会部，区党委书记张霖之兼任部长，下设组织、社会两个科，父亲任组织科长，具体负责筹建鲁西公安总局。同年4月15日，鲁西区行政主任公署在东平县（今梁山县）戴庙成立，下设公安总局，父亲担任副总局长。从此，父亲全力投入到党的公安保卫事业上来。
当时，抗日根据地的公安保卫工作尚处初创阶段，在频繁战斗的敌后开展工作十分艰难。在鲁西区党委领导下，父亲与战友们一起突出抓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创办公安训练班，第一期共13人，学员结业后，大多数调配回各县担任公安局长。二是将鲁西区管辖的泰西、运西、运东、卫东、鲁西北5个地委隶属的32个县都建起了公安机构。三是抓紧乡、村公安队伍建设，把基层公安保卫组织建立起来，以配合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
进入1941年，由于日伪顽的夹击和封锁，抗日根据地遇到很大困难。7月1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决定，将冀鲁豫、鲁西两个区党委合并为冀鲁豫区党委。9月初，组成新行署，14日，行署任命父亲为冀鲁豫区公安分局局长。当时，区党委的警卫部队仅剩下一二十人。父亲上任后，首先抓了队伍的组织建设，从地、县委抽调不少优秀党员进行培训，加强了公安保卫队伍。为把根据地的公安工作搞得扎扎实实，父亲经常冒着生命危险，通过碉堡林立的日伪封锁线，去各县和乡、村实地了解情况，指导工作。对那些暂不能亲自去的县、区、乡、村，他采用定期召开碰头会和写信的方式布置工作。在抗日斗争最艰苦的岁月里，父亲领导各级公安保卫机关，按照区党委的工作精神，组织公安人员将打击的重点放在日本特务和死心塌地的汉奸身上。他认真贯彻执行区党委的“精兵简政”要求，将公安分局所有科、室一律取消，科长变为干事，精简下来的人员充实基层，并请求区党委抽调一部分有斗争经验的干部加强公安工作。他还将各专署、县公安机关人员组成小型武工队、便衣队、短枪队，深入敌占区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团结群众，掌握两面政权，同时将分局的公安力量组成精干的小分队，进入敌后开展锄奸和游击活动，从而稳定和鼓舞了广大群众抗日胜利的决心。父亲常常不顾個人安危，保护领导和同志们。有一次，日寇进行大“扫荡”，突然包围了行署公安机关所在的村庄。当时行署主任段君毅也住在这个村子里，刚一发现敌情，父亲就跑到段君毅的住处，让他赶紧骑上自己的马突围。这时日寇已经冲到村边，父亲便和侦察科的一位同志步行突围。父亲有心脏病，跑不快，那个干部便架着父亲跑。没走多远，碰见机关一个伙夫也走不动，父亲立即让那个干部架起伙夫跑，自己吃力地在后面跟着，直到脱险。那时日寇“扫荡”频繁，机关经常转移，父亲虽然身体不好，却经常把自己的马让给有病的同志骑。这年春夏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在一些敌占区和边沿区，人口大量外逃，土地无人耕种，开展工作十分艰苦。父亲派出机关工作人员和行署警卫部队去内黄县一带重灾区，一面战斗，一面开荒，一面救灾。当时没有什么粮食储备，只能从机关工作人员勉强糊口的口粮中挤出一些粮食救济群众，那真是杯水车薪。何况机关工作人员有时还以米糠、树叶、红薯梗等来充饥，同时还要给无人耕种的土地撒上一些种子，以备逃荒的群众回乡时能有点收获来充饥。当时在抗日根据地就是这样上下同心，患难同济，团结了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对敌。
1943年11月，为加强对冀鲁豫与冀南两区的统一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冀鲁豫分局。次年5月，原冀南行署与冀鲁豫行署合并，定名为冀鲁豫行署，父亲担任行署社会部部长、公安局局长。不久，他奉命赴分局党校（位于太行区的林县）参加整风审干学习。这是冀鲁豫分局党委遵照党中央发布的整风运动决定的要求，抽调了地县级以上干部50余人脱产整风学习，父亲担任了直属大队的党支部书记。由于受一些地方“左”倾思想的影响，在党校进行“三查三整”中出现了一些过头的作法，伤害了同志。父亲及时察觉，坚持以和风细雨、治病救人的方法教育帮助同志。对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同志在未取得确凿证据以前不做处理，待弄清事实条件成熟再做处理，使这个支部整风中没有发生偏差，干部政治思想有了很大提高。
抗日战争胜利后，冀鲁豫和冀南分开，恢复两个区党委、军区和行署，父亲继续担任冀鲁豫行署公安总局局长。当时行署管辖6个专署，都分设了公安局机关。1945年11月，冀鲁豫区党委增设社会部，以加强党对公安保卫工作的领导，父亲任副部长兼行署公安总局局长。1946年6月，国民党政府撕毁国共停战协定，派重兵进攻中原解放区。此时，冀鲁豫边区内外的日伪残余、国民党反动势力以及地主、还乡团、土匪、恶霸，结成一股反革命逆流，向解放区全面扑来。在严峻形势下，父亲带领全体公安人员做好除奸、防奸工作，还整顿健全了各级公安机关和基层保卫组织，强化了群众性的治安防谍工作。冀鲁豫解放区的公安干部、战士，在粉碎国民党军队进攻，坚持根据地斗争中做出了重大贡献。1947年3月，在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召开的公安保卫工作会议上，军区副司令员滕代远在报告中指出：从1946年7月自卫战争以来，冀鲁豫是首要战场，8个分区沦陷5个，但公安干部仍在敌后坚持斗争。当时冀鲁豫区公安机关破获重大案件24起，有力地配合了自卫战争。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需要，以集中力量统一对敌，加强对外情报工作的领导，冀鲁豫区党委于9月10日决定将各级城工部、军队战略情报机关与社会部合并，称社会部，由父亲兼任部长。为配合野战军作战和内地反特斗争，父亲依照中共中央加强城市工作的指示，在冀鲁豫边区周围，沿津浦、陇海、平汉三线的敌占城市济南、济宁、徐州、开封、新乡、安阳建立了工作机构，广泛开展情报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对我军组织战役进攻和攻取周围城市起了重要作用。父亲还指导在城市工作的同志，利用各种时机发展党组织，在各界人士中做好团结工作，对工厂机关学校等重要单位进行保护，防止遭受敌人破坏，还对城市收复后肃清残敌方面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在外线活动的公安武工队长期坚持敌后武装斗争，1947年曾受到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社会部的表扬。1948年上半年，在解放战争中配合主力部队作战，主动出击战斗达3000多次，取得了辉煌的战绩。
人民解放军转入外线作战后，冀鲁豫解放区既是战场又是后方，做好战勤工作成为全区重要任务之一。父亲抽调公安系统大量人员参加和保卫各级战勤工作，夜以继日地组织群众性的支前工作。1948年10月1日，冀鲁豫区党委、行署、军区、公安机关移驻菏泽县城内。同月，行署公安局在菏泽县城内设置固定监狱，关押重要战犯。父亲直接领导了战俘集训工作，开办训练班对收容的国民党的党政军特骨干分子进行思想教育，实行优待俘虏的宽大政策。经过教育后，除愿意留下工作的以外，其余均被放回。他们回去后宣传我党政策，揭穿国民党欺骗宣传，对协助我军的反攻起了积极作用，有的人还在发动国民党军队起义中做出了贡献。父亲还亲率干部，深入黄河以南战斗频繁的各县检查指导工作，对广大公安干部和人民群众给予了很大的鼓舞。
1948年10月，华北局电令调父亲北上参加解放天津。12月，冀鲁豫区党委作出决定，同意父亲及王笑一等同志参加接管天津的工作。当时，有的同志建议父亲从长期工作过的冀鲁豫地区带点干部一起进天津。父亲表示决不以个人名义选调干部带进天津。为了安全需要，他仅带警卫干部等3人同往天津。父亲在冀鲁豫解放区工作战斗了9年，与那里的人民和干部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当时区党委和社会部先后召开了欢送会，会上区党委领导同志与父亲热情拥抱，亲切话别，许多同志洒下了热泪。
冀鲁豫区公安史资料征集研究领导小组1988年10月在《冀鲁豫区公安史资料长编》结语中写道：冀鲁豫区公安保卫机关，自1939年创建到1949年8月撤销，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历史时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发展成长，逐步建立了一支忠于党、忠于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有战斗力的人民公安队伍。万晓塘同志从1939年就开始做保卫工作，自1941年9月至1948年12月一直担任行署公安总局局长。他政治理论水平较高，思想敏锐，理解和掌握党的方针、政策得当，工作稳妥，具有远见卓识。他平易近人，善于把大家团结起来，调动各种积极因素，为共同革命目标而奋斗。在他主持冀鲁豫区公安保卫工作近8年中，排除了“左”右倾路线的干扰，建设了一支过硬的公安队伍。这支队伍始终沿着党的正确路线前进，为战胜日本侵略者，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有不少曾和父亲共同战斗过的老同志在撰写回忆文章时，都亲切而郑重地把父亲称为冀鲁豫公安工作的创始人、杰出的战士，都认为这些赞誉对他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