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奥斯曼帝国曾经是一个雄踞三洲的封建军事大国，但苏莱曼大帝之后日渐衰落。为了帝国的强大不被灭亡，它曾试图自我改造，富国强兵。首先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改革，随之而来的是教育世俗化改革。教育改革遇到了宗教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另外由于资金短缺，人才匮乏等诸多因素，也影响了改革的进展。但是改革为凯末尔总统共和国时代的世俗化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关键词：奥斯曼帝国；伊斯兰教育；教育世俗化
中图分类号：G5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4）01−0243−04
一、改革的背景
奥斯曼帝国能够一度称霸三大洲，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其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苏莱曼大帝之前的历任素丹，都有过戎马生涯。长达600多年的奥斯曼帝国，苏莱曼一世在位期间（1520—1566年），是帝国的鼎盛时期。苏莱曼大帝之后，则是奥斯曼帝国的历史转折点。由于素丹沉迷酒色，政治腐败，后宫参政等诸多因素，帝国走向衰落。16到18世纪期间，长达200年的奥土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奥斯曼帝国的实力。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加速了昔日威风不可一世的奥斯曼帝国的衰亡。反复的军事失败，导致大量的领土丧失，这暴露出奥斯曼帝国在欧洲列强面前的弱势。1699年1月26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与欧洲各国之间签订了一份和平条约。此条约的签订是奥斯曼帝国第一次向欧洲各国割让土地。昔日强大的奥斯曼帝国变成了任人宰割的“西亚病夫”。西·内·费希尔认为：“卡尔洛维茨条约标志着中东史中的一个转折时期，特别是在奥斯曼和欧洲的关系方面。”[1]（316）随着帝国的衰落，改革已成迫不得已的事情。奥斯曼帝国处在生死存亡的转折点，要保持奥斯曼帝国的存在，就必须进行富国强兵的改革。军事改革离不开现代军事人才的培养，于是改革从军事到教育以及社会文化等层面拓展开来。其中的教育改革受到宗教保守势力的强力反对，进行得异常艰难。
二、改革的进程
传统的伊斯兰教育有三个阶段，即马克塔布（相当于小学）、马德拉萨（相当于中学）和清真寺。而清真寺则是伊斯兰教育体制中水平最高的教育场所，后来发展为穆斯林大学，如驰名世界的埃及的爱资哈尔大学。一些著名的穆斯林大学，既是学校又是清真寺，充分体现了伊斯兰传统教育的宗教色彩。清真寺的功能是由伊斯兰教特性决定的，它既是穆斯林履行宗教义务的场所，也是研习文化知识的高等学府。正如伊斯兰学术泰斗伊本·泰米叶所概括：“清真寺是学者之家，学术研究中心。”[2]（76）据有关资料，在1765年，仅君士坦丁堡一个城市里就有275座清真寺。到19世纪中叶，已超过300座。其它城镇中，每城至少有1座，像巴格达和开罗也在40至50座之间[3]（143）。
伊斯兰教被奉为帝国内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意识形态。但是到了帝国晚期，学究式教学模式远远脱离于现实的宗教教学内容以及学生长期被伊斯兰宗教思维定式的束缚，已无法满足社会对各方面人才的需求，更不可能培养出当时急需的西方化和现代化人才。教育的世俗化改革已成必然之势。
（一） 塞利姆三世执政时期（1789—1807），重视现代化的军事教育，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理念以及技术
1798年，虽然拿破仑远征埃及本身是一个大失败，但是这标志着欧洲肢解奥斯曼帝国迈出了第一步，而且在伊斯兰世界内部播下了革命的种子[4]（68）。塞利姆三世登基之后，迫于国内外的严峻形势，极力进行对旧军队的改革。年轻而博学有才的素丹塞利姆三世首先把改革的重点放在帝国的军事训练、武器装备以及培养新型的军事人才方面。1795年建立陆军工程学院，培养具有军事理论素养的军队将领。另外，素丹还创办培养了航海及相关专业的海军学院。对于学校的创建与教学，塞利姆三世非常重视法国的帮助。这是因为由于对哈布斯堡王朝共同的恐惧，历史上法国和奥斯曼帝国关系密切[4]（37）。在素丹塞利姆三世看来，法国是西方文明的体现，也是奥斯曼帝国的传统盟友。奥斯曼帝国从法国招聘了一批教育专家及教练，法文成为所有学生必修的语言，图书馆的藏书也多是法文书籍[5]（65）。这一时期人才的培养，军事技术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实现了弹药制造厂现代化，火药生产的安全性明显提高。虽然塞利姆三世对改革倍加小心，但是还是遭遇了乌里玛等宗教保守势力的反对，改革进行得异常艰难。素丹为了使改革进行下去，几次被迫更换了支持改革的部分大臣。
（二） 马哈穆德二世时期（1808—1839），世俗精神的出现，推动了教育朝着世俗化方向发展
进入17世纪以后，曾经威震四方的近卫军，开始变得纪律涣散，专横跋扈，并且出现世袭化现象，近卫军逐渐成了改革的阻力。在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素丹没有近卫军的支持，就无法继位和保持政权稳定。1826年马哈茂德二世解除了这支军队。马哈茂德二世果断消灭这一威震欧洲四百余年的军团主要原因有：一是1807年马哈茂德二世的堂兄塞利姆三世被近卫军军团发动兵变而废黜，马哈茂德二世担心自己会重蹈覆辙。二是近卫军腐败，军纪涣散，战斗力差。
消灭近卫军军团，建立“穆罕默德常胜军”是马哈茂德二世大改革的开始。建立一支新式军队，教育改革是关键。这一时期的教育改革，非教育本身的改革，而是为了富国强兵而改革。其目的是为新军队补充具有现代军事科学知识的穆斯林军官和为帝国各级政府部门充实具有专业知识的称职官员。新军的建立，困难重重。找到足够多的对新军进行训练的教官，都是不易之事。为解决军事人才的匮乏问题，素丹从自己的宫殿护卫之中，选拔训练有素的年轻精英组成军团，然后把军官派遣到新军之中。这一兵团是由200多名王室家族的奴隶和统治阶级的后代组成。但是许多军官喜欢过宫廷生活而不愿从事军事训练。素丹被迫在1830年5月解散了兵团。
马哈茂德二世的政府建立了新的学校或重建旧校，如皇家医学科学院、军事科学学院、军事工程学院。穆罕默德命令扩大海军和陆军两所工程学校的招生规模，同时于1827年，军事医学院开始招生，由于帝国的宗教传统，报名人数相当有限[6]（70）。
同年素丹派遣留学生去欧洲学习。受法国大革命影响，其中大部分是派遣到巴黎。在“自由、平等、博爱”这一精神的鼓舞下，土耳其教育思想出现了世俗精神，素丹建立了一系列世俗教育学校。1838年，马哈茂德开始注意到非军事性的初等及中等教育，并计划成立所谓的“吕希底耶”学校。马哈茂德在世时，这类教育进展很小，不过是新办了两所初级中学，分别以素丹艾哈迈德清真寺和苏莱曼清真寺为校址，校名是阿德里耶教育学院和埃得比耶科学中学。学校采用传统的课程，但其中有讲授法语和现代课程的规 定[5]（90−91），这中间培养出国家的一些领导人。
马哈茂德二世的教育改革，遭到了宗教界的强烈反对。“乌里玛”在伊斯兰机构中拥有特殊的地位，他们垄断国家要职，掌握司法解释权，有权对世俗法令法规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进行干预。他们是“伊斯兰法学博士”，伊斯兰教义、理论和教法的实施者，构成了哈里发行使穆斯林主权的重要社会基础。伊斯兰教法把伊斯兰教的内容作为一种秩序，广义的伊斯兰教法包括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两部分内容，其内容从礼拜仪式、宗教功课到道德准则、法律规定，几乎包含了人的全部行为。因此，对于穆斯林个人来说，伊斯兰教是一整套教义信仰和宗教制度，深深植根于个人的意识之中，并规定了它的精神态度和生活方式。但是世俗精神一旦出现，就有助于教育从封建传统保守思想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为以后帝国的教育改革，为奥斯曼帝国未来的现代改革运动敞开了大门。
（三） 坦齐马特运动时期（1839—1876），教育形成了宗教、世俗双轨制局面
欧洲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对奥斯曼帝国产生了影响，多数学者认为，革命爆发初期对奥斯曼帝国影响不是很明显。如果把这一影响的意义延伸，将法国大革命的先行者也包括在内，就能够发现有一条细线，将西欧启蒙运动同中东、奥斯曼的官员们在18世纪中若干次短暂进行的社会和政治实验联系在一起[7]（19）。但是到了19世纪中期影响变得清晰起来。
1839年6月，马哈茂德二世去世，其子阿卜杜勒·麦吉德继位素丹。新素丹执政不久就发布诏书，宣布奥斯曼帝国进行全面改革，史称“坦齐马特”改革。改革的一项重要就是教育的世俗化。穆斯塔法·赖希德帕夏认为，为了使政府不依赖外国人的帮助，而臣民又不因袭于愚昧无知和宗教狂热，需要开办世俗学校。在坦齐马特运动之前，帝国的高等军事院校教育受阻，其原因之一是学生没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在进入高等学校之前，接受的是传统宗教教育。坦齐马特的改革家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紧迫性。1845年3月，帝国政府任命了一个由包含军事和法律等各类人才组成的委员会，就现有各类学校进行调查，并为设立新校做好准备。改革首先从教育进行，对6周岁以上的穆斯林儿童实行强制性免费义务教育。为保证儿童上学，政府规定任何人不准收没有马克塔布学校证书的儿童为学徒。到19世纪60年代，已有世俗初小108所，在校学生7 830人；初等学校已达11 008所，在校男生24万人，女生12万人[9（8）。
1869年帝国又颁布新的教育法，规定500人以上的村镇必须建立一所初等学校；超过1 000人以上的市镇必须建立一所中等学校；每个省必须建立一所高等学校，并且教育经费都纳入国家财政预算，由教育部统筹管理。该法的颁布，极大地促进了帝国各地区教育的全面发展。他们建立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一条龙军事院校。另外，法律也允许社区和个人建立自己的学校。到1875年，帝国各类学校的在校学生达334万人，其中军事院校的学生为117万人，职业学校的学生为217万[10]（89）。在1867年至1895年间，世俗化的小学学校和入学比例都双倍增长。
坦齐马特时代，奥斯曼帝国的教育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改革之前，教育不是由国家负责，教育完全宗教化，教育被乌里玛所控制；改革者试图把教育权力集中于中央，强化了中央集权；并且教育体制规范化标准化。除了宗教学校之外，政府创办的学校脱离了乌里玛的控制，由教育部来管辖。教育不仅包括传统的宗教教育，而且还讲授新的人文和科学知识。
但是教育的世俗化也遇到资金、师资等方面的困难。由于帝国中央财政紧缩，中央无力负担学校的建设与资金投入，由地方政府负责这部分资金。帝国的财政危机爆发，影响了教育的发展。同时，教育改革也遇到了宗教保守势力的反对，他们担心教育会带来对宗教不利的因素。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几乎是各国面临的问题，奥斯曼土耳其也不例外。农村教育比城市教育发展缓慢得多，城市教师反对去乡村教书。帝国教育改革进展缓慢，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是坦齐马特改革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打破了奥斯曼帝国自成立以来，乌里玛对教育的垄断地位。教育虽然没有完全摆脱宗教的影响，实现世俗化。但是毕竟形成了世俗教育与宗教教育并存的局面，教育领域变得愈来愈世俗化。教育的改革为后来青年土耳其时代世俗化教育创造了条件，并且为凯末尔总统的教育、文化等世俗化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改革培养出一批具有新思维、新思想的优秀青年。被称为土耳其新文学运动三杰的伊卜拉欣·邢纳西（1826—1871）、齐亚（1825—1880）和纳米克·凯末尔（1840—1888）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他们宣传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反对封建文化。
（四）哈米德二世时期，现代世俗教育体系的建立及女性教育成果突出
素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时期（1876—1909年），大力发展高等教育，提高高校的办学规模。1900年重新改组了伊斯坦布尔大学，该校是中东第一所近代大学。高等学校采用西式教育，课程设置包含了历史、数学和外语等。
世俗化是这一时期高等教育的特征。这一时期建立了包括世俗初等及中等学校、师范和专科学校一整套现代教育体系。改革尤其重视女性教育问题，增加了女性受教育的机会。坦齐马特时代的改革派们增加了几所女子学校、女子师范学校和艺术学校，起初在中学和中等职业学校招收女生，后来又推广到大学。
新型学校的建立对教育产生了积极影响，更新了传统的教学内容。除传统教学内容外，这些学校在小学阶段就开始开设历史、地理和卫生常识，中学阶段又增设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公民学、土耳其语、法语和波斯语。学校的现代化教学极大地推动了世俗化教育的发展。这一时期的欧洲列强不仅在奥斯曼土耳其开办企业，而且兴办学校，欧式学校教育的建立推动了西方文化的传播。
教育改革推进了司法与教育的世俗化，从内阁中清除伊斯兰教最高法典说明官（the Office of Seyhulislam or Seyh"ul-Islam），启动司法部对沙里亚法庭的世俗控制，把宗教学校纳入教育部的管辖范围，新建宗教基金部[11]（63）。
受世俗教育的知识分子大大增加，军官、军校学生很大程度上是城乡小资产阶级和下层官吏出身的人。从他们中间，培养了众多的文武官员，孕育了新一代民族民主革命者。新兴的世俗精英挑战乌里玛传统的权力结构，削弱了传统宗教势力。从坦齐马特到青年土耳其党人的世俗化改革，距离这一过程的最终目标——政教分离、建立世俗国家，也只剩一步之遥了。
三、改革的意义
历时两个世纪的教育改革，为共和国初期的世俗化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凯末尔总统共和国时代政教分离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假如没有晚期奥斯曼帝国的西化教育改革，恐怕土耳其国民未必能接受凯末尔总统时期的世俗化教育。
凯末尔总统开始了全面的教育改革。1924年凯末尔政府通过了统一教育法，废除旧式宗教学校，取消了公立、私立学校的宗教课程，用世俗的现代教育取代原有的宗教神权教育，这实际上也是政教分离的必然举措和结果。凯末尔总统本人亲自领导了国家的宗教改革，把全国的所有学校划归教育部来统一管理，宗教无权干涉教育，结束了宗教学校与世俗学校并存的格局。国家开始实行完全的普通教育和单一教育体制。国家另外创办宗教学校，培养伊玛目、布道师等宗教人员。教育部还在伊斯坦布尔大学开办神学院，培养高级宗教学者。
晚期奥斯曼帝国的教育世俗化改革，不单纯是兴办世俗学校、开设现代化课程。其重要意义在于使人的观念摆脱传统伊斯兰宗教的束缚。这对以后共和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28年，凯末尔进行了文字改革，用拉丁字母取代阿拉伯字母；废除一夫多妻制和伊斯兰教的各种陋规，提倡男女平等，妇女不戴面纱，抛弃封建时代装束，采用西装礼帽等。凯末尔社会文化改革的成功进行，都离不开奥斯曼帝国教育的世俗化基础。进一步讲，伊斯兰性质的政党正义发展党掌握政权，国家政教分离的政体依然如故，都与晚期奥斯曼帝国的教育改革分不开。教育改革过程的艰难与长期性，恰恰造就了一支忠于政教分离体制的军队。共和国历史上三次军队干政，世俗政体得以维持，就是实例。土耳其的世俗教育已经深入人心，虽然城乡世俗教育有所差别，人口
比例有所不同，但是教育世俗化是不可改变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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