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化传承创新是上升为国家意志的中国大学之新使命。文化与现代大学制度有着深远的渊源，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贯穿于西方现代大学制度演进的全过程。当前我国大学出现的诸多问题，表象为制度，实则有着深刻的文化动因。在完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过程中，如何认识文化传承创新的新职能，以文化传承创新引领现代大学制度的建构与完善，既是当前高校应当重视的问题，也是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完善题中应有之义。
关键词：文化；现代大学制度；文化传承创新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46（2012）04-0099-04
胡锦涛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上提出的大学的第四职能——文化传承创新，对于大学而言，既是一个应然命题，又意味着新使命与新责任。大学作为一种功能独特的社会文化组织，自其诞生之日起，便承载了人类文明传承、融合、研究和创造的使命。正如弗勒德利克•伯得斯通在《管理现代大学》中所称:“大学是我们最伟大且最恒久的社会机构。……大学是唯一能称为历史发展文化积淀的产物”［1］。在当下中国大学正开展的以大学章程为载体的“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实践中，如何实现文化传承创新与现代大学制度完善的有机结合？笔者试图从两者正向关系的维度，探究现代大学制度完善之合理路径。
一、文化：大学制度演进不可
或缺的考量维度
文化和制度都是相对复杂的概念。这里所指的均为狭义或曰微观意义上的文化与制度。西班牙思想家奥尔托加•加赛特作出的“文化是时代赖以生存的思想体系”的界定，被学者公认为狭义文化观的代表。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反映在大学，既是一所大学之灵魂所在，也是一所大学个性与特色的体现，是大学软实力或曰“软性核心竞争力”。捷克大教育家夸美纽斯曾说：“制度是学校一切工作的‘灵魂’”。制度和文化都被学者称为大学之“灵魂”，不由得使我们去考察文化与大学制度究竟有何关联？文化的传承创新在现代大学制度演进过程中充当了什么角色？
分析现代大学发展的历史脉络，我们不难发现，现代大学制度之演进历程氤氲着深刻的文化根源，文化是现代大学制度演进的深层动因，大学文化的传承创新贯穿于现代大学制度演进的全过程。众所周知，1810年由威廉•冯•洪堡主导的德国柏林大学改革开创了现代大学制度的先河。正是其吸纳了文艺复兴理性主义和新人文主义的思想成果，在扬弃中世纪大学自由精神的基础上，创新性地将自由与理性精神相融合，将科学引入大学的殿堂，大学教学与研究并重的理念发端，学院结构出现，从而奠定了现代大学制度的基础，实现了大学由“僧侣的村庄”［2］、“没有窗户的闭塞的城堡”走向社会的蜕变。“二战”以后美国大学的迅速崛起与繁荣，正是其博采英国学院传统与德国科学研究精神之众长，与本土的实用主义思想相融合，创造性地提出“社会服务”的大学新功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学术性与实用性并举，英才教育与大众教育兼顾，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兼容，实现了大学由社会的边缘向社会中心的完美转身。
应当说，现代大学制度演进的每一步，都镌刻着文化的烙印。文化与大学制度具有潜在的、历史性的和本质的联系：
1.文化与制度相伴相生，如同一个人的“心”与“身”、“神”与“形”的关系。文化赋予制度以精神和灵魂，决定着制度的方向；制度体系又反过来传承并创造着文化，他们共同塑造着大学的品格。
2.文化是导致大学制度变革具有个性特征的决定性因素。现代大学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德国模式、英国模式、美国模式，无一不是文化这一深层的看不见的因素的介入，才使得大学制度在演进速度、方式乃至结果等方面有着显著差异。
3.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是现代大学制度演进历程中不可或缺的动因。从中世纪大学制度萌生到现代大学制度之形成与发展，文化的传承创新贯穿于现代大学制度演进的全过程。正是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思想的一脉相承，成就了现代大学制度的生生不息和永恒的生命力。
二、“文化传承创新”新职能之于现代大学
制度完善的重要意义
大学在从近代走向现代的历史演变历程中，已逐渐从社会生活的边缘走向中心，成为社会发展的“轴心机构”。然而，随着经济发展热浪下社会功利思想的不断侵蚀，在大学繁荣发达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文化危机。大学这座象征精神净土的“象牙塔”在精神衰微、价值迷失、信仰缺失、人心浮躁、急功近利等中飘摇，岌岌可危。诚如E•格威狄•博格在《高等教育中的质量与问责》一书中所言，“在工具理性盛行的近日社会，大学应成为引领社会理智选择的良知，但是，在社会中不见大学引领文化的发展方向，大学的文化功能在不断消退，正在异化为另一类技术至上的机构。”［3］当前我国大学出现的诸如“跑部钱进”、学术腐败等等种种问题，表象是制度，有人归结为大学章程的缺失，但深层的因素，仍然是文化。我国大学本就因为学术自由传统的缺失导致现代大学制度的构建先天不足，加之中国传统文化的官本位、等级观念根深蒂固，使得大学与生俱来的文化特性在强大的社会机器和经济利益的追逐下逐渐消弭殆尽，导致“大学时而在政治的风口浪尖摇摇欲坠，时而陷入经济的漩涡不能自拔，成为‘毫无定见的顺风倒’”［3］。因此，究其本质而言，当今大学的危机，正是文化的危机。在这种情形下，大学文化传承创新新职能的赋予亦或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强调，对于大学本身，对于完善现代大学制度，具有特别重要的启示或警醒意义。其含义主要有四：
1.文化自觉。“文化自觉”的概念最早由费孝通提出，其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4］大学从本质而言是一个文化组织，与生俱来地承担着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使命。面对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面对“中国何时才能出诺贝尔奖得主”的社会期盼，大学应当自省。相当多的高校在唯指标的评价体系驱使下，忽视甚至漠视人文关怀，一些合并的高校甚至连自身的传统与精神都或丢弃或被稀释，等等。大学亟需文化觉醒和自觉。
2.文化批判。美国教育家罗伯特•M•赫钦斯曾指出，批判是大学的本质属性。文化具有反思、质疑和价值批判的功能。一方面作为“思想净地”的高校自身应当抵制庸俗，坚守大学精神家园。当前，大学的文化被市场文化、政治文化同质化，大学里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教师方向迷失、人心浮躁等大学精神衰微现象，大学沦为一个“名利场”，其对于社会的道德责任，应有的批判精神近乎销声匿迹。另一方面作为“社会良心”的大学理应担负起道德纠偏的职责。当社会精神文化严重滞后于物质文化发展，即出现美国社会学家威廉•费尔丁•奥格本所说的“文化滞差”现象，致使社会上道德滑坡（系列食品安全事件、“彭宇”案、“小悦悦”事件、拔萝卜事件等等）现象日益严重、见利忘义和诚信缺失等现象泛起、网络上低级粗俗的东西大行其道之时，正如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所说：“当社会出现失范时，应该发出警世之言”。大学文化传承创新新职能急切呼唤大学价值批判的回归。
3.文化引领。大学自古以来就是先进文化的策源地和文化创新的主阵地。欧洲中世纪大学挑战宗教神学统治运动、意大利时期文艺复兴运动、中国20世纪初由北大引领的新文化运动等，无一不是大学引领先进文化的典范。当今中国正处于转型期，一方面大学应当回归其追求真理的学术品格和价值取向，引领高水平大学的建设。另一方面需要大学不断创造、培育出新文化，即胡总书记提出的“扬弃旧义、创立新知”，以高尚的、先进的文化引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在“文化兴国”战略中发挥其应有的功用。时代和社会呼唤大学文化引领作用的发挥。
4.文化个性。大学在自身的发展历程中不断积累、积淀着自己的特色和文化。这也正是大学千百年来为莘莘学子们所向往之魅力所在。然而，当下中国高校出现了严重的同质化倾向。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办学目标的趋同和校训的雷同。众多高校不约而同地将目标定位于“综合性”、“一流”、“研究型”大学。据2007年一项针对256所高校的调查显示，有192所学校的校训为“四词八字”的口号式，比例高达75%。校训中带有“勤奋”字样的有68所，“求实”的为65所，“创新”的为59所，“团结”的为49所，“严谨”的为25所［6］。这种千校一面的现象发人深省，正如温家宝在一次高校座谈会上指出的那样，“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中国大学急需文化个性的彰显。
三、文化传承创新乃实现中国特色现代
大学制度完善的路径依赖
完善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是国家对大学提出的紧迫任务。如何处理大学内外部的关系，重构着眼于未来发展的内外部治理结构，是其核心内容。在完善现代大学制度过程中，我们必须把握文化与大学制度的正向关系，正视当前大学制度和文化视域下存在的问题，以文化传承与创新为切入点，立足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坚守，在制度创新中渗入深层次的文化内核，以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引领并实现现代大学制度的创新。
1.回归大学的文化认同，重塑现代大学制度之魂
文化是大学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根本特性，是一种隐性的因素。我国大学在发展历程中，囿于计划经济思维模式，在制度建设中对大学作为文化组织的本质认识不够，导致制定出的制度成了约束人的“工具”。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对中国大学的诘问振聋发聩：“大学的师生如果不再仰望星空，不再对先贤往圣的思想和经典著作感兴趣，不再关注人类的命运和社会的未来，不再以追求真理、追求科学、追求进步为己任，那么大学何谈传承文化，更谈不上创新文化。”［7］因此，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首要的任务就是回归大学作为文化组织的本质认同，尊重“大学人”的主体地位，高扬人文精神，把先进的大学理念作为制度的精神内核，达成师生的文化认同和共识，以现代大学理念引导大学制度的构建；遵循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发展规律和逻辑，突出大学的学术品格，在制度体系完善中高扬“尊崇学术、追求真理、平等正义、真诚仁爱”的价值导向，在体制机制改革中倡导“尊重师生、尊重创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宽松氛围，维护大学之所以存在的精神气质。惟其如此，方能形成有生命力的大学生态，重塑大学制度之魂。
2.守望大学的文化传统，建构现代大学制度之基
从前述大学制度与文化的关系分析得出的结论可知，大学之所以为大学, 在于它历经漫长的岁月形成了一脉相承的文化与传统。这种文化与传统既是大学发展之基石, 又是引导大学健康发展之动力。大学与大学之间的本质差别, 恰恰就是文化的差别，也是文化个性的展现。然而，与中国大学“拿来主义”甚嚣尘上相对的，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制度性忽视。对此，加拿大学者许美德尖锐地指出“从最根本的上讲，这就要求对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学术历史进行全面的重新审视， 因为自那时起儒家文化传统就被当作封建糟粕而抛弃，而且还被视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主要障碍，……最近十几年里，世界哲学界对儒家思想的兴趣开始回潮，这的确是对当代中国大学提出了严肃挑战， 我们不禁要问，如果抛弃了历史遗产，它们能够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吗？”毋庸置疑，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创新，必须基于一个逻辑起点，即立足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高度重视并充分挖掘民族传统文化的智慧和营养，传承大学自身独特的优良传统和优秀文化，同时在此基点上，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在东西方文化、本土与外来文化、传统与现代文化之间找寻合理坐标，大胆吸纳百家优长、兼采八方精华，充分借鉴人类一切的优秀文化成果，为大学制度的创新提供合理范式。只有传承传统，才有创新的“土壤”，方能制定出彰显中国特色与大学个性的制度。
3.确立大学的文化自信 ，提升现代大学制度之境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5 年提出了建立“前瞻性大学”的理念, 国际21 世纪教育委员会进而提出了“教育: 必要的乌托邦”这一重大的哲学命题, 以及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文化兴国”战略，都对大学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大学在不断提高服务社会能力的同时，应跳出“服务站”的范式，自觉担负起“社会之光”的责任。这就要求大学在坚守大学的知识权威和独立的批判精神的基础上，勇于打破思想禁锢和教条主义，敢于挑战权威和传统观念，大力推进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创新，在国家协同创新战略中主动作为，以创新性的思想和先进文化引领社会价值取向，从而确立起中华文化和中国大学的文化自信，在广泛参与国际交往和对话中，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掌握文化领域的主动权，争取国际学术话语权，增强中华文化的全球影响力。通过文化的批判、创新，引领社会发展，在更高的起点和更新的境界上，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之架构，并以此实现担纲大学新职能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 Frederick E Balderston,Managing.Today""s University.Strategies for Viability,Change,and Excellence［M］.San Francisco:Jossey—Bass,1995：1.
［2］ 克拉克•科尔.大学的功用［M］.陈学飞、陈恢钦，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26.
［3］ E•格威狄•博格，金伯利•宾汉•霍尔. 高等教育中的质量与问责［M］.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7.
［4］ 高桂娟.现代大学制度演进的文化逻辑［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7：171.
［5］ 费孝通.我为什么主张文化自觉［J］.治金政工研究,2003(6)：35.
［6］ 刘阳. 大学校训,为何似曾相识？［N］.人民日报，2007-07-25（11）.
［7］ 纪宝成.深刻认识大学的文化传承创新职能［J］.中国高等教育.2011（10）:9.
（责任编辑、校对：臧莉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