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避免“月是西方圆”或“太阳中国红”的两极陷阱，创建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离不开“全球意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曾经的“开门与关门”，为当代中国走上正确的“全球意识”之路提供了借鉴。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重新认识“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全球意识”中，通过观念转变和在研究实践中的运用，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获得了新的生机和发展。
关键词：全球意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转变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81（2014）05-0026-07
改革开放30多年至今，随着中国的崛起，提升民族哲学文化的自觉与自信已成为国人的共识。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哲学文化传统的强烈吁求，在促使学界反省一个时期以来，因迷恋西方哲学文化，而导致国人文化自尊感弱化、自信心消减的同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也在反思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因过度借鉴西方哲学的理念、范式、方法，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落入以西方价值观念消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陷阱，以致在“借鉴和包容”中被偷梁换柱①①如用民主社会主义或自由主义等偷换马克思主义。。
反思和自省，无疑给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立足中国“哲学国情”，创建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指明了方向。然而，当我们喜形于中国传统哲学文化让世界羡艳，陶醉于其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供原料养分的同时，我们同样需要明确“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1]，仍然需要具有博大胸怀和世界眼光，善于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文明成果。否则，我们将难免重蹈或“月是西方圆”或“太阳中国红”的“两极跳”覆辙。
因此，如何以一种“全球意识”的战略思维和世界眼光，吸取西方哲学与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以便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有说服力的理论支撑，以有效应对多元发展的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便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一个同样需要面对和关注的问题。而回望和描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全球意识”上的实践，有助于我们看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未来之路，在理论自觉中增强理论自信。
这里的“全球意识”，是就空间维度和地理维度而言，一国哲学在面对世界全球化浪潮，异质哲学文化观念和思想理论的矛盾、碰撞、冲突乃至对抗之时，能够以开放之态，看待和处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避免西化主义的同时，博采众长、兼收并畜，使一切域外文明和文化中有价值东西，能够“为我所用”。因此，它既是工具层面的一种学术策略，也是价值层面的一种理论取向。
一、开门与关门：曾经的曲折
反思是为了走好未来之路。今天，当我们欣喜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具有了一种“全球意识”的眼光和气魄时，又不能不回溯它曾经的曲折历程。
20世纪初，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西方哲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入中国的契机。从东西文化的论争到选择以科学民主为中心的近现代西方哲学，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中国命运，从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理论到康德的批判哲学，从黑格尔的伦理学到尼采的唯意志论，从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到杜威的实用主义，从罗素的科学哲学到杜里舒的生机主义……无论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代表（如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瞿秋白、沈雁冰等），还是具有资产阶级民主倾向的知识分子（如胡适、范寿康、李石岑、张铭鼎、张东荪、张君励、张颐、瞿世英等），以及受到启蒙思想启迪的文学家（如鲁迅、茅盾、田汉、郭沫若等），都成了传播西方哲学与西方文化的生力军。“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使中国人深刻认识了观念、精神、理念层面的觉醒于人于社会的重要性，而且让知识分子在高举标志现代文化的核心——科学与民主的大旗的同时，为从纵深角度吸取西方哲学，在比较中西哲学各自特征中，把握中国哲学及其文化的特质和未来走向，建设与时代精神相适的中国现代哲学奠定了坚实基础。这场“向西开放”结出的第一个果实，便是诞生了领导中国人民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国共产党。
在这场中西哲学的交汇浪潮中，最有特色并对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积极影响的，则是毛泽东哲学。毛泽东哲学无疑是最能体现现代西方哲学精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和传统文化汇通交融的理论。而以此为理论基础，在对古今中外文化论争的批判性总结基础上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则因其“以政治上理论上的明显优势，在平等竞争中独领风骚，既吸纳了广阔的精神资料，又赢得了广泛的社会支持”[2]。
善于吸取中国传统和现代西方哲学精华的毛泽东哲学，一定程度上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具有“包容差异、尊重多样”的全球意识树立了榜样。然而，当我们在肯定这种“榜样”作用时，又必须承认出于现实革命斗争的需要，毛泽东对于西方哲学文化的吸取，基本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①①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无论在理论旨趣还是在价值取向上，都与一般意义上的西方哲学有质的不同，但就空间意义而言，也可以视为广义的西方哲学。。对于投身于中国革命的实践家和谙熟中国革命逻辑的理论家的毛泽东而言，意识形态的原因、战争年代的客观环境，都使他既无时间也无兴趣去了解和学习西方哲学。因此，所谓毛泽东哲学的“全球意识”，是极其有限也非当下意义上的。
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标志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全面胜利，也表明新中国将以更为包容开放之态对待域外文明。然而，由于国家领导者主观认知的原因，更由于当时极其复杂特殊的国际环境和政治上向苏联的“一边倒”，中国在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中期，整体上对西方哲学和西方文化采取了批判之态：选择性地翻译的西方哲学著作，并且都贴上了“批判资料”一类的标签②②个别例外如贺麟翻译的《小逻辑》。 ；全面铺开系列专题批判活动③③如1950年的认识论批判、1955-1956年的不可知论批判、50年代中期的对“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实用主义、新实在论、逻辑实证论、现象学、语义学、人格主义的批判，以及其后的对一切被判为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哲学家、哲学流派、哲学著作的批判，等等。；研究著作皆以批判冠名并以此为核心展开④④也有个别例外，如贺麟《黑格尔哲学批判》中对唯心主义的客观评价；郑昕《康德哲学批判》中对康德哲学的深入研究和客观评价；金岳霖《美国哲学思想批判》中对美国哲学的介绍。。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的近10年间，这种状况有所改变。以中国学者怀疑日丹诺夫讲话精神的正确性为起点，学界在冲破苏联斯大林哲学模式中，开始反思在西方哲学研究中的“一边倒”①①1956-1957年举行的中外哲学史研究工作的一系列会议，就集中讨论了诸如“哲学史研究中如何进行阶级分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怎样进行斗争？”、“唯心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有什么样的历史地位？”、“怎样继承哲学遗产？”等问题。即单纯批判的做法。在呼唤学术研究自由②②如贺麟、陈修斋、冯友兰等在1956年“贯彻双百方针”会议上提出批评意见。的大讨论中，出现了独立的西方哲学研究萌芽：有精品占有相当比例的原著翻译[3]772-774；有独立的研究论著发表出版（尽管数量极其有限，只有19本）。即便是那些继续批判西方哲学的著作（主要集中于康德、费尔巴哈、存在主义），也增加了分析而多少改变了先前一味上纲、简单结论的做法。因此，尽管这一阶段由于“反右”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两次干扰，致使学界对西方哲学的“包容”极其有限，但是，若没有国家的容许和支持，这种“有限包容”也是不可能的。并且，被列入研究和教学的西方哲学，无论为改革开放后西方哲学研究人才的培养，还是西方哲学的教学及学科建设，都起到了奠基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为“全球意识”打上封条的中国，并没有彻底拒绝它，而是出于意识形态斗争的大环境的需要，而不得不为。
然而，这种“有限包容”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推进，发生了根本改变。“文革”之初，西方哲学被视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对立物，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在中国复辟的思想酵母，研究成果统统被当作渣滓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场，研究传播者们或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帽子游街示众，或关入牛棚丧失人身自由，或扫地出门赴“五七干校”改造，或远走他乡接受农民教育。到70年代初，西方哲学似乎“时来运转”了，但不过为配合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的政治运动，“四人帮”利用毛泽东“学点哲学史”的口号，用被歪曲和篡改的西方哲学为其政治野心服务。此时的西方哲学，从资料选编到文章撰写，从专题报告到著作出版，无不围绕全国范围内声势浩大的批判先验论、人性论、天才论、诡辩论的运动轴心旋转③③如对实用主义哲学、马赫主义的批判等等。；无知、臆造加上主观想象，成为“了解和学习”西方哲学史的常态④④如对柏拉图《理想国》、康德“先验论”的理解。；唯物唯心、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公式化、简单化尺度，成为取舍西方哲学资料的准绳；武断、粗暴、上纲上线、唯我所需，成为评价西方哲学的标准。尽管学术环境恶劣，但却没能挡住少数有民族文化责任感、学术良知的学者执著追求的脚步，并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其中，有重新转向原著的潜心翻译[3]842-843；有专注于西方自然哲学的研究与著述[3]844；有对原有课题和新提出课题的思索⑤⑤随着“文革”的举步惟艰和步步碰壁，一些学者面对社会混乱、文化凋敝、理论寒冬，哲学沦落，在困惑、沉痛、愤懑中开始了对西方哲学研究的过去、现状、未来的理性反思。。此外，还有西方哲学史学科建设的凸现⑥⑥如北京大学洪谦、任华主持编译并出版的《西方古典哲学名著选辑》、《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它们无论对于西方哲学学科的资料积累，还是对于教学、科研的人才培养，都发挥了巨大作用。。即便是在为左倾政治做摆设的西方哲学史研究中，个别学者也尽其可能，客观评价了一些西方哲学家及其思想，提出了一些具有独创精神的观点⑦⑦如王树人的《康德先验论批判》中对康德“自在之物”、时空、范畴学说的阐明，叶秀山的“人性论”批判等。。
可见，从解放初期到“文革”结束的近30年，伴随着国内政治运动的起伏涨落，作为一种学术策略的“全球意识”在对待西方哲学的态度上，因深受苏联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国内极左思想路线的束缚，不仅没有多少“尊重、包容”可言，反而显示出极强的封闭性、狭隘性。理论领域的“划河为界”，对西方哲学和西方文化的总体排斥，对西方学者提出的问题简单否定和一概批判，不能不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相对封闭的环境和氛围中，既得天独厚、一家独大，又因为缺少对西方思潮的认真探讨，没有与西方哲学的对话交流，不能捕捉和反映世界哲学的最新潮流和最新问题，而后天不足、没有生机。
二、观念转变：重识“全球意识”
生活的绿荫有赖理论之树的茂密。“全球意识”在新中国诞生以后遭遇的曲折命运，促使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痛定思痛中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该寻求何种学术路向，才能抗击西方思潮对社会主义堤坝的冲击，获得避免陷入全盘西化泥潭的免疫力？换言之，如何既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时代眼光，在全面走进世界中获得发展？又在时代眼光和走向世界中，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性？这类思考促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观念层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需要“全球意识”，有了新的认识：
哲学作为文化的内核和灵魂，“是最能体现全球性和民族性张力的一种文化形态”[4]，不仅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中的哲学，而且同一文化传统、同一国家、同一时代的哲学，皆因其研究对象、问题意识、思维方式、话语系统等等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存在形式和表达方式，有各自的特色风貌而互不相同。古今中外，哲学在存在形态、表达范式上的多元性，要求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学习和借鉴这些理论成果时，不能以固定模式、刻板标准去衡量定制，而必须尊重差异、包容多样。
哲学作为一种价值观，既反映着人类共同利益中具有普遍性的价值，又反映着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特殊价值。尽管没有抽象的普遍的人类价值，它不是超越于特殊价值之上或之外，而是存在和体现于其中。但当人们从各自特殊利益出发来看待问题时，往往因历史传统、文化背景、现实需要等等的差异，而难以形成对普遍价值相似的认同自觉或认同方式。而这对于解决人类生存面临的共同问题是极其不利的。因此，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解决价值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需要“多元对话”、“协商伦理”、“文化互动”，即“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全球意识。
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具有一种全球意识的担当，在于它自身就蕴含这一品质。在空间维度上，它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它是民族性的，形成于西方特定的民族，是其所处时代“四大革命”①①英国的工业革命、法国的政治大革命、德国的哲学革命，以及遍及整个欧洲的自然科学革命。及其后果的产物，是对西欧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变革；它又是世界性的，不仅要通过与不同地区、国家、民族的理论发生联系、产生碰撞、展开论战，在吸取其思想成果中发展自己②②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东方社会理论、生态社会主义理论。，而且应通过与不同地区、国家、民族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不断走向世界，在与后者的相互交融中，推动和促进这些地区、国家、民族哲学的发展③③俄罗斯产生了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思想；西方形成了西方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与各地区、国家、民族的哲学，在共同构造马克思主义哲学多元化的世界图景中，体现“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全球意识，实现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在时间维度上，它是现实性与发展性的统一：它立足于现时代中的各种问题，坚持“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5]220的基本立场展开研究，寻求答案；它又面向未来，在不断超越具体时代的局限中寻找历史发展趋势。这种通过与现实对话而延续和丰富其生命，通过向未来开放而发挥其功能价值的理论本性，既决定了它不能脱离世界状况搞关门研究，而是必须扩大视野，从现实问题中获取理论发展的源泉，又决定了它不能固步自封、自得自足，而必须目光远大，从时代发展趋势中获得理论发展的动力。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需要从辩证思维视角重新认识和处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苏联哲学、东方文化等等的关系。我们以往对待西方哲学的基本拒斥，导致了对于其中的许多新理论、新方法的建树没有给予足够重视；过去对于苏联哲学的基本因袭，导致了对于其中教条僵化的内容没有给予及时纠正。两个方面的偏差都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产生了有害影响和消极后果。西方哲学作为西方文明的成果，其性质是双重性的：作为维护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工具，其理论属性的资产阶级性，决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以其基本观点作为研究的根本指导；作为近现代科技革命、现代化、全球化、时代精神的反映结晶，其具体概念范畴、研究范式方法，又可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借鉴和汲取。但尊重不是亦步亦趋，包容不是随波逐流，开放不是机械搬运，而应是保持开放性与坚持自主性的统一。此外，需要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苏联社会主义哲学文化的关系。尽管苏东剧变导致这些国家社会主义消亡了，但这并不表明苏东国家曾经创造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死亡。相反，其中的许多因素，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现代化文化，仍然具有巨大的参考价值。即便是那些只具有教训价值的东西，也仍然值得我们在反思中汲取。至于东方各国的文化，“虽然在整体是也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但近年来若干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已赶上西方，而且由于同属东方，它们与中国有更多的共同之处”[6]。
当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之所以必须纳入全球语境，在于其发展所面对的国际环境。一方面，各地区、各国、各民族面对共同的全球性问题，需要达成共识，谋求共同的解决方法和途径，因此，各国和各种哲学之间的对话交流，就既必要也可能。另一方面，不同地区、国家、民族对同一问题的感受和理解又不尽相同，而很难有“普世伦理”或“价值共识”。在这种状况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对话交流，就既不能以完全肯定全球化价值的“全盘西化”的价值观去否定、代替、淹没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道路选择，也不能指望用某种唯一的、本质性的理论知识去描述、包揽、概述一切，而必须“内外有别”，在坚持自我的同时，遵循“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全球意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开放性的，作为全面参与世界性事务的、影响日增的东方大国，其稳定与发展、经验与失误、困难与问题，无不具有世界性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当今时代，中国的问题许多直接就是世界性问题，国际上的许多问题同时也是中国的问题”，因此，探讨解决中国问题的方式，必须面向全球，具有国际视野，吸取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先进经验和理念，从“哲学的角度上看，就需要从人类当代发展的新高度来讨论中华民族发展的问题，需要借鉴人类文明发展的新经验来审视中国人的问题”[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是单纯的中国问题研究，而是与整个世界的发展密切相关，具有国际范围的理论价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单纯输入即只在中国语境中考察问题，而是与整个世界的文化价值趋向相联系，具有世界范围的对话意义。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就应从中国特色与世界普遍、中国化与国际化两个基点出发，既关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国情的如何结合问题，也应置于与整个世界的精神文化整体相联系角度考察，使“中国向度”①①单纯的“中国向度”研究，将导致如下不利：马克思主义中国经验的意义仅限于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价值定于地域性知识；弘扬传统文化变为孤芳自赏。与“世界向度”②②单纯的“世界向度”研究，将难免如此困局：缺乏对中国社会和实践特殊性的理论兴趣，只关注西方哲学尤其是如何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特色”和“中国化”游离于理论视野之外，缺失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中国现实的实践功能。实现相互交织和相互支撑[8]，在开放中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使命。
三、付诸行动：研究中的“全球意识”
理论的归属在于行动。认识到“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全球意识是实现其理论功能正确途径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研究中对这一主旨的践行体现为：
基本策略上，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对西方哲学和西方文化采取了有鉴别的包容、开放态度。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中，无论是通过有选择地翻译和引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开展中西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话”研究，还是以肯定中否定、否定中肯定的“中介”方式，接受西方哲学与西方文化的观点和方法；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中，无论是各类应用哲学中既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又广泛吸取西方哲学的观点，还是在哲学研究方法上，既借鉴和吸取西方哲学的研究方法又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无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中既注重与西方哲学的对话、沟通，注重吸取其理论的合理因素①①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科学发展观”研究，无论是其核心价值“以人为本”，还是其发展策略“全面、协调、可持续”，都既汲取了西方传统人道主义理论，又借鉴了当代西方生态主义、协同社会发展论的相关思想，借鉴了世界各国尤其是拉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又强调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还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发展历史、国外马克思主义等领域的研究中，既注重对相关概念、观点、方法的引用借鉴，又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反对以借鉴、包容、对话为借口，完全以西方哲学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将其“西方哲学化”并归于西方哲学的一个流派，都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引导下“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全球意识。
总体研究上，秉承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关于真正的哲学“不再是同其他各特定体系相对的特定体系，而变成面对世界的一般哲学，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5]220的理念，以“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人类境界和全球视野，展开与世界各国哲学、各种流派的交往交流，力求在“范畴体现和形式系统方面与世界哲坛通约、接轨、对话”[9]中，多方面吸取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这种汲取，既包括在更深层次和更新高度上对东方传统哲学、西方传统哲学精华的汲取，更包括积极开展对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对话和交流，即一方面，改变过去对于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哲学的简单否定、根本拒斥的态度和做法，在认真研究和回答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甚至反马克思主义哲学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诘难和挑战的同时，注重吸收其中的合理因素。这一点，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学界在反思传统认识论中对西方现代科学的吸取，开始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是20世界90年代学界在研究方式上对西方哲学的借鉴，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范围拓展层次深化，21世纪通过设立国外马克思主义二级学科并强化对其的研究，还是在一些应用哲学领域运用西方学者的理论方法于研究之中，皆有所体现。另一方面，自觉地面向当代人类共同具有和共同关心的诸如全球问题、发展问题，面向当代世界人类实践的最新进展和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在获取其思想资源的同时，开拓出诸如全球化理论、发展哲学等相关研究领域，而扩大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力，实现了“哲学思想冲破了令人费解的、正规的体系外壳，以世界公民的姿态出现在世界上”[5]的转换。
文本解读中存在多样化的解读路径。尽管在是否应当、怎样运用西方哲学于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学界一直有严重的分歧和激烈的争论，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承认，今天，当众多中青年学者从不同路径，如“回到马克思”的文本解读路径，文本与文本、文本与主体之间的哲学对话路径②②例如，生存论维度的马克思与海德格尔对话，现象学视域的唯物史观与现象学比较，马克思主义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对话。，以时代问题为核心的问题反思路径③③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全球化、现代性、资本逻辑、中国的当代性、人类未来生存发展命运。，借鉴当代西方哲学盛行的分析哲学、诠释学、心理发生学、精神分析学、系统功能学等方法，去解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时，其多样化的解读结论，打破了先前经典文本理解模式上的单一性、僵化性。开放多元的理解路径，无论对于引发争论、实现交流、开展切磋，以达到多维度地、更为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对于在结合时代问题的思考中提升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的理解水平，都是有一定价值的。
研究领域上，遵循时代发展的需要和哲学发展的规律，开辟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领域。这些新领域，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新领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在“用自己的语言”[10]理解民族文化传统的同时，实现了对西方哲学成果的创造性转换，将“寻根意识”与“全球意识”有效地结合起来。这些新领域，还包括应用哲学中的一些相对独立的学科④④如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社会哲学、宗教哲学、人的哲学、全球化哲学、发展哲学，等等。和一些交叉学科⑤⑤如经济社会学、文化社会学等等。，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研究。后者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学者提出后[11]，30多年来，学界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它地区①①如与西方国家、苏联东欧、俄罗斯、日本。、其它学派②②如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派、西方各种社会思潮、西方哲学的一些流派。、不同人物进行比较，取得了丰硕成果。新研究领域的开辟，形成了中外思想观念的多样性、多元化交锋，在论辩中相互吸取理论养分，使得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内容，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并走在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前列。
它还体现在对西方社会思潮、现当代西方哲学挑战的认真思考和积极回应。尽管针对现当代西方哲学的意识形态挑战，学界给予了批判，但对于学术观点方法的挑战，却能从认真思考中反观自身并从中汲取合理的东西。例如，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中，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被教条化的原因，寻求如何从多维度、多方面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路，以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从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式研究和解读中，发现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路径，从其与西方社会思潮的互动呼应中，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社会的关系；从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流派论”③③只是黑格尔哲学流派中的一脉。的判断中，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僵化固化的原因，寻求如何从时代精神和实践出发，在增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性、现实性中扩大其影响力；从西方思潮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冲击中，吸取了诸如生态主义、社会冲突论、社会风险论、社会危机论、社会发展论、新人文主义等有用的理论；从西方政客和右翼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失败论”的攻击中，思考如何从国情与世情、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中，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之路的问题。这种不拘于批判，而在批判与反思中探路的学术精神，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全球意识”的明证。
总之，坚持在“国家意识”及其核心价值基础上的“全球意识”，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避免闭关自守或全盘西化的两极对立中，得以在反思批判与合理选择、抵御有害与汲取有益的有机统一中，找到了焕发生机的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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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遗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