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陈来先生对近百年来中国文化观变迁和中国哲学的研究，主要目的在于重建传统价值。一方面他参与有关传统文化的讨论，坚持文化多元主义，同情“文化保守主义”，对现代重要哲学家如梁漱溟、冯友兰文化观展开研究，发掘出他们文化观的高妙之处，为当今文化建设提供参考；另一方面对现代中国哲学家熊十力、马一浮、梁漱溟、冯友兰的哲学体系建构工作进行梳理和反思，为重建中国哲学进而重建中国社会价值体系做准备。总体看来，陈先生的研究工作在三个方面给了我们重大启发：首先，在文化和哲学的研究中要有边界意识；其次，要发掘文化和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再次，要坚守哲学对文化的引领作用和文化融合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陈来 文化观研究 现代中国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9）01-10-18
陈来先生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大家，也是著名的文化学者，他的学术研究贯通整个中国哲学史，尤其是他对儒家思想起源和宋明理学的研究，一直是思想学术界的典范。如果说他对古代哲学、古代思想文化的研究主要出于客观的学理追求，那么他对现代中国哲学及“传统—现代”文化论争的研究则直接出于现实关怀和当下重建传统价值的实践动力。毫无疑问，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内核的哲学（当然，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能否叫做“哲学”，近百年来，思想学术界有很多争论。在此，我们遵从陈先生对哲学的理解，把传统文化的核心精髓称作哲学）在近代西方文化——哲学的强力冲击下，不仅失去了它在传统社会中相应的地位，也引起了“身份自我认同”的危机。这种危机持续了一百多年，曾有不少文化保守主义者致力于解决，但由于历史文化的环境和解决进路本身的问题，导致这一危机迄今仍然存在。而在当下中华民族迎接她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必然要求对这一危机予以彻底的解决，传统文化、传统哲学也要求自身得到重建。
陈来先生对近代以来文化论争和现代中国哲学有一系列研究论著，主要有：《传统与现代：人文主义的视界》《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2018年出版的《现代儒家哲学研究》在此基础上有增有删）《冯友兰的伦理思想》《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孔夫子与现代世界》，还有《陈来讲谈录》《守望传统的价值》。这些论著内容相当丰富，因而只能选取陈先生对近代中国文化的研究、对现代中国哲学的研究和启发意义三个方面来窥见全貌。
一、陈先生的文化观及对现代中国文化的研究
自现代西方学术观念和方法传入中国以来，已有百年历史，期间有很多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观念展开评述和研究，形成了形态各异的观点和主张。究其缘由，主要是由他们的文化观决定的。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有三大派别，分别是：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新儒家；或以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来命名。
陈来先生承认自己对近百年来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持以同情、理解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也承认自己是“文化保守主义者”。文化保守主义非常容易被简单化和误解，其实它有着非常丰厚的内涵，陈先生从三个方面予以澄清和界定：首先，这种保守主义只是在文化上的，并不排斥经济上、政治上的革新，有的时候那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对经济和政治上的革新持欢迎态度，甚至身体力行地推动改革。这尤以梁漱溟先生为代表。他借用美国文化保守主义代表人物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观点，认为：文化保守主义者同时也可以是经济上的社会主义者、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这三者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第二，文化保守主义者并不是保守传统文化的所有方面，而是对其展开甄别，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陈先生指出：“传统文化中有精华，也有糟粕。能够流传至今的，已有千百年的锤炼和过滤，主体是好的、正面的，但也有不适宜的、需要被淘汰的，比如官本位思想、不重视法制、轻视妇女等。我们要通过筛选、鉴别，从传统文化这个‘大筐’中找到真正属于这个时代的‘菜’，为今天所用。”1第三，传统文化中最核心的价值观需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我们把传统文化中最核心的价值观从传统文化整体中提取出来，并没有完成工作。还需要将价值观植根于在我们当下的生活土壤中，才能生生不息地成长。
陈先生之所以坚持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主要在于他对现代社会和现代价值有通透把握。近代以来中国人心目中的现代社会、现代价值以及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无疑是以西方为标准的，在许多知识分子那里，中国传统是落后的、西方是进步的，只有完全摒弃中国传统，才能走向现代。这种文化激进主义态度尤其在“五四”运动、“文革”和80年代“文化热”三个时间段表现得尤为明显，除了“文革”有其背后深层的政治因素外，“五四”时期和80年代对传统文化的否定主要动力来自于知识分子对现代价值的追求。实质上，他们以西方社会和价值为标准，也只是截取了“致富”和“致强”功利主义的一面，并未全面地审视和接纳西方的价值体系，未能看到西方启蒙价值中的传统因素以及传统价值对现代价值不断调适和节制的内在动态平衡功用。他们片面化理解西方的后果是明显的，当下中国社会金钱至上、权力至上的观念时有抬头，淡化了对人、价值和文化应有的尊重。恶劣影响甚至渗入市场经济机体本身，最近些年来媒体上不断爆出有毒食品、假藥品甚至假疫苗，充分暴露出功利主义思维盛行、价值理性缺失的苦果。如马克斯·韦伯所揭示的那样，新教精神促使资本主义良性发展，价值理性对工具理性制约和调节，是西方社会健康运转的关键。当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东亚儒教文化圈内日本、韩国和中国港台地区经济上获得腾飞、社会获得现代转型，韦伯的理论引起了中国大陆学者的兴趣和反思。许多对传统文化抱同情理解的学者一致认为，传统文化价值尤其是二十世纪在中国不断被批评的儒家文化价值不仅不会阻碍现代化，而且还能对现代价值提供关键的支撑和有益的补充。陈先生正是持这种观点的代表学者。
陈先生对现代中国文化的研究主要分为两大块：一是以“传统——现代”为线索梳理近百年中国文化的演变，二是对梁漱溟先生和冯友兰先生的文化观进行考察。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同样面对“传统”与“现代”的紧张，那些文化激进主义者对传统采取直接否定的态度，认为如果不彻底批判传统文化就不能走向现代化，但是以梁先生与冯先生为代表的、对中西文化有着深入理解的学者则采取更为综合、平和的态度和解决进路。这两者恰成鲜明的对比。如同冯先生指出，那些“全盘西化”论者实际上还是主张“部分西化”，而“中国本位文化”论者也不是主张对传统全部保留。因而我们可以肯定地认为，在近百年的中国文化论争中，其实没有一家是主张完全不变的，也没有一家是主张全变的。用冯先生的话来说，那些表述全部是逻辑不清的结果，他们争论的焦点其实是：如何变，与在总体态势趋向变的过程中哪些要变哪些不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