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前的一天，一位老者，骑着一头青牛，走在西去的路上。
据太史公司马迁记载，老人出西关时，一位叫喜的关令尹认出了他，对老人说；“子将隐，强为我著书”。大意是您别就这样离开我们，总得留点文字给后人呀！
老人不得已，在关上住了一夜，留下了一篇五千言的著作，名曰《道德经》。
这位姓李的老人，名耳。出于尊敬，后人通常亲切地叫他“老子”。这恐怕是古今所有尊称中最极至的了。放在今天，如果有谁敢贸然对别人自称是“老子”，那他一定会招来一顿无妄胖揍。
对于“老子”，后人追认他许多头衔：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宗教领袖……。但却往往忽略了一个实质的环节：他老人家当年曾是国家档案馆馆长。这也是一位两千多年前的档案战线上的老前辈呢。
“老子”出关，历来史家一致认定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意义重大的事件。当然他们选择的是历史与哲学的角度。实际上，在中国档案史上，这个国家档案馆长的西去，也划时代地昭示着中国古代档案史上一个时代的终结。
这个时代，后人通常诗意地称它为“《诗经》、《尚书》时代”。
一
“老子”的业务职称是“柱下史”，或称周室守藏史。总之他是“史”。
在《诗经》、《尚书》时代，“史”是直接参与文书档案工作的一种职官，虽然他们的业务工作不只限于文书档案。
“史”甲骨文写作“”，表现为一只手拿着一个记录。既象形又写实。当是古代文书档案工作者的写实剪影。
王国维认为，“史”字的原义，一般为持筹算，是职司记录的专门官员。在商朝前期，他们与巫祝有些来源关系。商人重祭祀，国王很可能是大老粗，不识字，他们只是一个军事与政治的领袖。宗教方面则有巫祝之辈担任，他们掌握文字记录。
在商周，史都是与文字打交道的官员，“太史”是文案的高级掌管人，他的地位和一般大臣相当。一般的“史”相当于现代的书记，他们在政府各机构中，充当记录、写作或是档案保管一类的工作。史官在古代政府中的地位很重要，因为他们有掌管政府文件和档案的权威。史官是文牍广告的起草人，这些文字对统治者及诸侯间的关系很重要，为确保文字中没有中伤当权者的言论，统治者不仅选择最可信的人担任史官，有时还派他们到各诸侯国去掌握各种典籍。
在《诗》、《书》文献及出土的金文中，我们还发现，除了文事方面，有时史还会承担一些其它方面的工作。《史兽鼎》：“尹令史兽，立工于成周，十又一月癸未，史兽献工于尹，咸献工，尹商史史兽劳。”显然在这里史兽担任着督工任务。《员卣》铭文中，史旗是一员战将，统率着师氏军队；《史颂》中，史颂奉命代表周王到地方视察“里君百姓”。史官本行的职务，除在锡命礼中记录及传达命令外，还可以衔命去别处传达王命，如《中》，中是征伐南国的将令，史儿奉差传达王命，授中以征讨之权。史也代表周王去别处从事宗教性礼仪，如《臣辰卣》铭文中记载史官奉命主持在成周的殷祭。史官还有监军的任务，《善鼎》中有所记载。另外许多出土青铜铭文还见证了史官其它的任务，如随王驾出游等。可以想见，史因长期工作在周王身边，由掌书的工作，延展到其它方面。这种情况与中国历史上内廷文书官员渐渐变为外朝要职的趋势相吻合。
在《尚书》及金文中，我们常会读到“作册”这个职官。在西周初，大约成康期间，作册与史还是两个系统。史又称为大史、内史、中史等称号。通常作册不宣王命，王后公侯各有自己直属的作册，由史官宣王命。成康以后的史官，史、大史、内史仍旧，作册已罕见，却增加了作册内史，作命内史作册尹、内史尹、命尹、尹氏诸职。这几项新出现的史官，与内史一样，都代王宣读策命。周晚期，尹成为新一代内史之长，而史成为尹的僚友。陈梦家先生认为，作册在周初期权最大，中叶以后，史官代替作册，晚期尹又权越史官。
史官分工的细化，引起了大量的文职职员的出现，即所谓的“寮友”。在周朝，已实际存在着一个庞大的专业僚属队伍。这种人通常称为“友”。《尚书?酒浩》中的“太史友”、“内史友”即是指这种人。《毛公鼎》中记载当时卿寮与太史寮已分开。卿事寮掌管外朝文事，太史寮掌管内朝文事。当然，文秘档案工作队伍也更加发展壮大。在这种幕僚队伍中工作的寮友，相当于今天的公务员。《诗经?邶风》“北门”篇中：“出自北门，忧心殷殷，终窭且贫，莫知我艰，已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王事适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遍谪我。已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遗我。我入自外，室人交遍摧我。已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这大约正是《诗经》、《尚书》时代公务员们的感叹。
殷人卜辞以史为事，因为当时还没有“事”字。金文中卿事的事仍是史的繁文。殷周时期的官名，卿事、卿士、卿史，均由史字衍演。天子诸侯的执政在《尚书》中通称御事，如“大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诸篇中所见；而殷墟卜辞则称御史，更证明了御事仍由史而来。由此我们看到，早期文书档案工作对以后中国文官系统衍生发展的决定性作用。
二
《尚书》、《诗经》时代的文书档案是个怎样的景观呢！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对于文字有一个宗教的虔诚与情结。他们认为文字是很神圣而魅力无限的。不仅是人与人往来的工具，而且也是人与鬼神之间的媒介。尤其是后者，简直就是垂直联系。中国文字的初期，人鬼间的交流似乎更重要而神圣。甲骨文，是殷人占卜和祭祀时的一种档案记录。殷代是一个具有高度文明的农业社会，宗教信仰是殷人社会生活重要一环。天、地、鬼、神俱为人们所膜拜。尤其祖先的庇荫与预兆，更为其子孙所祈求。殷人将文字记录应用于各种不同场合，作为人与鬼神间交流的桥梁。祭祀时，用文字昭告鬼神来享受奉献；祈祷时，也用文字来表达愿望，这显然与西方文化中口祷或默祷者不同。占卜时，贞人党将所贞问的事刻在龟甲或牛骨上，有时并将应验的事刻在所卜问的事件之后。因此，殷人当时的卜祭和生活记录，乃得以保存。
殷、周时代，史官或书记的主要职责是记录宫廷中的重要事件，天子诸侯的言行和政府机构中的各种活动。在《尚书》等古籍及金文中，我们常会读到一个公式化的文字——“王若曰……”，就是说，这些文件不是自己写的，而是史官受命而作。
周代留下的记录，大多保存在青铜器上。这些铭文中，常有受祭祖先的作器人的名字，他们所祈求的是祖先的荫佑，子孙繁衍，长乐永康。铭文之所以刻在坚固的金石上，是深恐其它材料会腐朽不能永久保存，因而子孙便不能长久得到庇佑。墨子说：“又恐后世子孙不能工巧匠知也，故书于竹帛，传遗后世子孙；或恐其腐蠹绝灭，后世子孙不得而记之，故琢之盘孟，镂之金石以重之。”祝祷文字多刻于金石。而人与人之间的文字，更多地用简牍，当然还有缣帛。
周代封建制度的发展，使得王室与诸侯大量使用文告，并建立档案制度。在此时期，由于天子、诸侯、百姓以及政府各部门之间联系的需求，大大增加了文书的数量。春秋时代，诸侯并起，关系更加复杂，法定性文件更加重视。甚至日常生活的细节，也写入了文书档案。朝廷与诸侯之间的契约、会盟、征伐、委任、褒扬、廷告等公牍大量增加。战时征兵令亦书于简策之上。战绩和俘获，不但书于竹帛，更琢于青铜，刻勒碑石，以为永远纪念。朝廷册命文书，通常也书于竹简。
《诗经》、《尚书》时代的人们很喜欢写字。他们去朝见天子时要带着笏版等记录工具，而平常出门也随身不忘带着简帛，将身边一事情记下来。《论语》记载，一次孔子的弟子子路，由于要记录一件事，随身又没带简帛，干脆就记在了衣服的带子上……
三
在《诗经》、《尚书》时代，能够从事文书档案工作的，毕竟是少数精英。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史官，文化方面的训练是很严格的。
《国语》记载，公元前600年左右，楚太子箴（后为楚恭王）所学习的课目有：《春秋》《世》、《诗》、《礼》《乐》、《今》、《语》、《故志》、《训典》等典籍。教育完成后，学生才能入仕政府。
云梦睡虎地竹简《秦律》的《内史杂》有一条称：“非史子殴（也），毋敢学学室，犯令者有罪”。从此可知，直到秦初，还严格规定，只有史的儿子才能到专门培养史的“学室”中去学习。
1983年湖北江陵张家山247号汉墓发现的二年律《二年律令》中的〈史律〉中记载。“史、卜子年十七岁学。史、卜、祝学童学三年，学佴将诣大史、大卜、大祝，郡史学童诣其守，皆会八月朔日试之。[试]史学童以十五篇，能风（讽）五千字以上，乃得为史。有（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其八体课大史，大史育课，取最一人以为其县令史；殿者勿以为史。三岁壹并课，取最一人以为尚书卒史。[卜学]童能风（讽）书史三千字，征卜书三千字，卜九年发中七以上，乃得为卜，以为官处。其能诵三万以上者，以为卜上计六更。缺，试修法，以六发中三以上者补之。”其意是学童年十七岁即可入学，学期三年，接受专业培训。简文规定：史学童，先试以“十五篇”，后试“八体”。所谓“十五篇”就是小学书〈史籀篇〉。〈汉志〉载“〈史籀〉十五篇”自注：“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时亡六篇矣。”要讽“背”书五千字。学童考试〈史籀〉篇后，“以八体试之。”“八体”即〈说文?叙〉的秦书八体：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
史官的工作，无论其宗教功能（如祝宗卜史）或记录工作（如掌书的职务），都代表传统的知识与掌握知识的能力。周朝代替了殷商，但殷代的史官挟其知识仍在王室服务。这与同一时期发生在两河流域新起的巴比伦王国情形大致相同，巴比伦人灭了苏美尔，但还沿用苏美尔的文字与知识，包括他们的知识分子。到了周代，史官队伍壮大起来，这种工作不难构成一个世袭的僚属集团。这种世袭，理论上属于职务世袭，但各种迹象表明，许多世袭带有明显家族性。
1976年，陕西扶风出土了一百零三件青铜器，有铭文者七十四件。最早起于商末周初，整个窑藏是一个微史家族历代所传的礼器。其中最著名的一器为史墙盘，铭文长达二百八十四个字，叙述了西周文武成康昭穆王的事迹及史墙自己家族列代祖先的功业。铭文中记载微氏一家简史，说到其高祖原居于微，在武王讨伐殷之后，微史烈祖始来归顺武王，武王令周公将其安置于周本土，后代成为周心腹大臣。徐中舒认为微氏即殷代“三仁”之一微子的后代（孔子也是微子后代），其烈祖是殷后宋国在周的质子。这一家的史官职务是世袭的，微史的祖先是商人的史官，归顺周武王后，属于“殷士肤敏”之列，继续为周室担任史官的职务。微史一族由周初迁入宗周，其现存礼器共有七代。其言族徽字符中下端有两个册字，说明曾世袭过“作册”一职。
史官的家族性世袭，影响到历史上和现在有很多的姓氏都打下了与文档有关的职业性烙印，如简、籍、史、董等姓，他们的祖先大概都曾长期从事过文案职业。《左传》记载，公元前５２７年，晋国有一个叫籍谈的，竟然忘记了自己的祖先史官的职业背景。周景王讥讽他“且昔而高祖伯黡司晋之典籍，以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晋，于是乎有董氏，女（汝）司典之后也，何故忘之。”
籍谈的数典忘祖，的确太不应该。商周时期，一些古老的具有文案职业背景传统的家族，都是固定的服务于某一王室，后来，这种情况有所改变。主要由于社会动荡，战乱等情况的发生。一些家族会重新选择服务对象，甚至工作内容。?吕氏春秋?记载，“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乃出奔如商。……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左传》记载，晋国军队逐走了东周的王子，于是王子朝和他亲信乃“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太史公司马迁也说他的祖先曾世袭掌管周室的典籍，公元前７世纪中叶，“司马氏去周适晋”。
《诗经》、《尚书》时代的史家们，当然也有自己的职业道德与职业荣誉感。公元前607年，晋灵公无道，不但横征暴敛，而且杀人取乐。大臣赵盾多次劝谏，没有成功，反而引起灵公的恐惧，几次设计要杀害赵盾。不久，赵穿在桃园杀死了晋灵公。正在逃亡的赵盾听到了消息，返回朝中。太史董狐便在简册上写“赵盾杀死了国君”，并公之于朝廷之上。赵盾看到后，反驳道：“根本不是我杀的，为什么写是我杀的？”董狐正言厉声说：“阁下身为国家重臣，当国家发生祸乱时，你竟然逃走，还没逃出国境又折回来，回来之后却不处罚杀害国君的凶手，你有同谋弑君的嫌疑。能说你没有杀死国君么？”赵盾听了也无可奈何。孔子评论这件事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
公元前548年，齐庄公与大臣崔杼的妻子通奸。这个崔杼权势很大，当年齐庄公也是他拥立的。崔杼不堪其辱，便杀了齐庄公。齐太史便在史册上书写“崔杼弑其君”。崔杼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一怒之下，杀了太史；继任太史的是前太史的弟弟，仍然书写“崔杼弑其君”，崔杼也将他杀了；不想第三任太史，也就是前太史的小弟弟，仍然坚持书写“崔杼弑其君。”崔杼杀人杀得手都软了，没办法，只好随他去了。而同时，有个叫南史氏的，听说几个太史因为秉笔直书被杀，便揣着简牍跑来，准备第三个人被杀后，继续秉笔直书。听说第三个直书的太史没被杀后，这个准备慷慨赴死的人才返回。
两千多年前，孔子曾对老子有个精辟的评价：“神龙见首不见尾”。这大约也应该是《诗经》、《尚书》时代文书档案工作者们工作生活的真实写照。
这些神出鬼没的前辈们，在知识、道德、文化、操守等方面为我们留下了这么多的遗产，这么多的悬念。（作者单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10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