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堪称华夏文化发展业上的空前盛世，各种通史、断代史或专论的中国艺术业志，摆满了大小图书馆的书架。不过相对而言，为地方或区域性的艺术写历还小多见，尤其是书法艺术类。《湖南书法史》的编撰川版，算得上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该书主要依据四千年来湖南区域内发生的书法文化事件进行系统考察，分析各个阶段书法创作审美取向的历史成因和主客观的影响。一书中罗列了有作品可考的湖南籍书家63位，仅小传而无作品的湖南籍书家348位，与湖南相关的外地书家7位，碑刻27通。
以笔者观之，《湖南书法史》有这样几点值得品味。
其一，该书的编写体例，大体上呈纵向按年代更替为脉络，而分章则依据书体演变、书法审美意味差异归纳论列。比如第五、六、七章的标题分別为“大师辈出的时代：隋唐、五代”、“默默沉寂的时代：两宋、元及明初”、“质文小称的时代：明中叶、清至近代”。可以约略感知到这样的暗示，楚文化、湖洲文化规制下不同时代湖南书法兴衰、流变的内在动因：在五代之前，因楚文化的长期影响，是形式美胜于文字的意蕴美；而自两宋始，随着湖湘文化的渐成气候，义宁的意蕴美超过了对形式美的追求。
其二，是该书“有史有论·史论结合”。如第七章第二节“湖湘文化的代表性书家”中，对毛泽东的书法艺术做了精彩的述评，选择毛泽尔不同年代书信落款处的“毛泽东”三个字，分析因年代推移，字形、笔韵变化所反映出的书家内在心性变化，颇为生动地传达出撰著者的观点，即书法作品的形成在技巧层面之外的主体心性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作者力图切入书家的内在情感世界去考察、描摹书家心态，这与撰著者本人相应的艺术修养和创作实践经验有关。
其三，因为出土简书在规模和数量上的无与伦比，构成了中国书法文化上的一个奇特现象。这也成为《湖南书法史》一书在内容比重上的一个特点，即关于简牍帛书的内容占去了近三分之一的篇章。据统计，在湖南境内的几次震动小国考古界和书法界的文物出土，计有长沙城区范围㈧的子弹库、仰大湖、马王堆等地点的楚简、帛书，有走马楼的三国吴简等。长沙地区以外的龙山里耶秦筛、郴州晋简牍等。其中尤以里耶的36000枚秦简、走马楼的170000枚三国吴简最著名。这使得湖南成为当之无愧的简犊出土第一大省，也是湖南书法史上的亮点。但撰著者却冷静地认为，这些出土简帛固然是中国书法文化史上了不起的事件，但与湖南本身并无多大联系。湖南仅仅充当了“中国书法艺术的‘收藏夹’而不是‘原声带’”也即是说在书体创造的前书法艺术时期，湖南没有“自主的知识产权”(8页)。
其四，撰著者认同“艺术主体和艺术本体高度同一性”理论。一个特定地域内的艺术创造，就其他门炎而言，基本上是该地域文化特长的镜象反映，而就书艺术言，“一个时代的书风或许能透视该时代的文化脉动和相应人群的心理结构，但是一个地域文化的书法艺术不一定就是该地域文化的直接反映”(8页)。书法艺术在东方文化体系中，是最接近抽象艺术的一个门炎，更是因为汉文字的独特性。它或许可以映射书家的内心情感，却不能牵强地归结为地域文化的反映。
以上四点，构成了《湖南书法史》的显著特点，还有得一提的是，针对宋元以降湖南书法渐失辉煌的现象，撰著者不是狭隘地株守惟某一文化分支的立场，而是辩证地为湖南书法的落伍把脉，细考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脉络，我们发现，到了南宋、元、明，中国书法已经感觉不到汉唐魏晋时期郁勃进取的精神和气慨。关于这点，该书引用卢辅圣《书法生态论》说：“在人失去了理性主宰的意志这个精神实体后，人也就失去了那种静穆、崇高和博大的超越自我的精神，主动的外拓意念和神思的畅想或者幻想，都变成了以不变万变的随遇通脱、安闲自娱的心理体验。”(11页)鉴于此，撰著者认为，是“历史的吊危在书法一域冷落了湖南，却于另外一途成就了湖南”(11页)。那就是，当江浙文人们把太多的精力消磨在一方砚池里的时候，湖南大却倾力建构了以经世致用为主旨的“湖湘文化”。中国文化史上由此出现了诸如王夫之、曾国藩、毛泽东等炳焕千秋的名字。
当然，作为较少先例可循的第一部地方书法史，难免有不够成熟、值得商榷的地方。住某些章节衔按转合之处不无生硬之感。这其中或许有撰著者功力不逮的因素。在大编本书的个别书家选择上也业略有牵强之嫌疑，但瑕不掩瑜，整体上上看该书仍不失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湖南书法史》，谭智勇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