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欧美“新文化史”公认的旗手之一罗伯特·达恩顿（Rnhert Darnton）在中国声名日著。二0一二年三月，其The LiteraryUnderground of the Old Regime（Harvard universiy Press，1982）一书的中文版出版，题名《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该书在国内已有一些评论，但似乎有余义未尽，笔者不揣冒昧，复作书评一篇，以就正于方家。
一
自《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周小进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二0一0年版，英文版面世于一九六八年，下简称《催眠术》）起，达恩顿的著作便表现出对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之衔接处刨根究底的意识。在《催眠术》中，他从一个几乎被历史遗忘的、游走在“科学”边缘的组织切入，由此扩散到对整个社会思想观念与精神状态的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讲，其路数正是从当时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学者所提倡的“心态史”的取径延伸而来，而“心态”这一易于感知，却难以论证的对象，亦可在更为具体的研讨对象——书籍及其出版流通——的反照下，呈现出较为清晰的轮廓。
《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是达恩顿以十八世纪瑞士纳沙泰尔印刷公司（缩写为STN）的档案为主体史料写就的第二部专著。之前，他已从这片藏于纳沙泰尔市立图书馆的“富矿”中挖掘提炼出一部《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一七七五至一八00）》（叶桐、顾杭译，三联书店二00五年版，英文版面世于一九七九年）。在该书结论中他指出，《百科全书》的出版本身并未瓦解旧政权，颠覆与旧制度密切相关的传统出版文化；恰恰相反，它与旧的“特权”多有结合，且它的传播主要发生在社会的中上层，终成为传统权贵与某些新兴资产者共享的一种居家装饰。直至大革命爆发后，它的启蒙性才与堂皇的形式割裂开来，乃至被建构为革命的一大思想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讲，是革命成就了（今日惯常理解的）《百科全书》乃至启蒙运动，而非相反。但是，问题接踵而至：难道在为《百科全书》“祛魅”之后，启蒙运动当时及之后思想的扩散，与建基于此的该运动的“历史意义”，就只能被视为后人的一种幻觉？
《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一书面世，便让人明白了前著的结论是一段“伏笔”，而非某个主题研究的终结。同样基于这批档案，本书展现的历史图景却与前著相反相成。书中反映的是同一类“特权”边缘化的那一群文人、商人及相关出版物的命运。照作者看来，这些人位处地下，并非因他们性喜阴暗，而是由于对照不到自己的阳光满怀憧憬，他们才带着苦闷与彷徨，共同扒开了启蒙运动早先制造的意识形态缺口，以至有意无意地推动，或至少是加速了革命风暴的形成。
二
显然，上述只是一个总体的思路；需要进一步考虑的是如何操作。相对而言，《启蒙运动的生意》的架构与“书籍史”的字面意义更为接近，“一部书”即一条红线，从产生出版意向、出版前的信息战到生產流程、传播情况、被阅读被接受的情况以及后续风波，书的“生命史”被勾勒出来，进而成为理解那个时代思想、经济与社会的一扇窗口。而《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是一部论文集，且它关注的这个地下出版世界，本身很难用一部当时的书、一个组织串接起来。面对一盘散沙，作者又该如何措手呢？
达恩顿的回答是，避免在“面”上直接铺陈，而是设法将一系列个案整合进一个逻辑架构；个案之间亦不是以“书”为区分，而是直指书背后的个人或人群。在第一章，作者先做了一番宏观分析，然后指出，把启蒙运动从缥缈的哲思高空拉回地面，并非否认在旧制度末期，部分持启蒙立场的作家地位确有提高。但究竟是“哪一部分”作者享此境遇？是伏尔泰等“先驱”及其直接的追随者。先驱们用自己早年的英雄主义换来了晚年在旧制度中的衣食无忧，其部分追随者亦以此为筹码，在体制中维持自己光鲜而平庸的生活。然而，当这些人“在伏尔泰的教会里发福时，革命精神传递到了格拉布街上形销骨立、饥肠辘辘的文化贱民身上”。通过考察众多的宣传小册子，作者指出：“正是从这种源自内心深处的仇恨之中，而不是从心满意足的文化精英的完美抽象之中，极端的雅各宾派革命派发现了自己真实的声音。”（42页）
换言之，正如首章标题“高贵的启蒙，卑下的文学”所昭示的那样，那些外省青年通过多半并不到位的阅读学习感知了启蒙运动及其营造的“文人共和国”的图景，于是奔赴首都追逐梦想，末了又体味到梦想或渐或骤的幻灭。在此，启蒙运动便不仅是形成一种“思想号召”，它更多展现了“思想”与“生活”之间的张力，前者激起人们改变后者的愿望，当愿望在生活中破灭后，前者的简化版又为人们提供了谋求更剧烈改变的观念武器。当然，这种武器在现实中表现得并不崇高，文人们从事非法创作与交易，为生计不择手段。他们会被警察监视、抓捕或收买，可他们对这些身份职业都没有虔诚之心，一七八九年后便又义无反顾投身预示光明的革命洪流。布里索即其中一员，作者在第二章通过分析其与纳沙泰尔等公司的信函往来与相关的警察报告，基本坐实了一桩争议已久的指控，即这位吉伦特派的领导人在旧制度时期确实当过巴黎警方的密探。但这不是简单的爆料与翻案，达恩顿真正要揭示的，是革命形成的社会与精神脉络，即像布里索这样的地下文人在旧制度中自污，然后意欲在革命中自赎的生活与心路历程。
相对于后来成为“名人”的布里索，一位名叫勒塞纳（达恩顿称这很可能是化名）的雇佣文人，荣膺第三章的主角。这位“亦文亦商”的教士兼小册子作家在该书将他发掘出来之前，差不多已被历史遗忘。他的行动原则，也是一切为了生存，并和渴望生存一样渴望出人头地。在本章，作者还把伏尔泰的讽刺诗与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夹在行文之中（类似如今一些剧情片穿插动漫片段），将之视为对于本章主角的两种历史理解，然后作者设法对此做出理解。总的来说，勒塞纳与启蒙运动的“名人”达朗贝尔似有联系，但他本人只是一位以投机为业的“可怜鬼”，对“畅销”书籍的出版与交易有许多“点子”，对书籍内容更无底线，而狡辩赖账、盗用公款的本事亦是炉火纯青。他因警察的穷追不合而踏上逃亡之路，末了在一七八四年，突然消失无影。
循着由“文”及“商”的思路，本书第四章转以一位名叫穆维兰的地下书商为线索人物展开。对于这些书商卖哪些书，达恩顿整理出大致的书单，关于这些书可能反映了订户怎样的思想倾向，也有总体性的分析。同时，作者对书具体怎么运输、要打通哪些关节、相应的成本多大也做了初步探讨，由此绘出一张较完整的非法书籍行销图。
相应地，在第五章，作者描绘了法国边境以外的印刷所，重点是一个近代早期较高级的工人群体，即纳沙泰尔公司印刷工群体的日常生活与思想状态，他们的生产力、薪酬与生活节奏具有后世难以想象的无规律性。但这部分内容更像是对《启蒙运动的生意》的直接补充，而相对游离于《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全书架构之外。另外，作者对印刷工生活世界的揭示也涉及“杀猫”，这一节内容在那部（至少在国内）更为出名的著作《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中有着更为深入的剖析（新星出版社二00六年版，77-112页）。
第六章题为“阅读、写作与出版”，为全书的总结，主要从学术史角度梳理前人为探讨旧制度末期的阅读状况所做的统计研究。在《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郑国强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二0一二年版，英文版面世于一九九六年）一书开头，达恩顿说得更浅显也更形象：“莫奈（《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译作莫尔内，Daniel Mornet——引者注）认为十八世纪法国人所阅读的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十八世纪法国文学。在我们的印象中，每一个世纪的文学主要以经典为核心构成。我们的经典概念来自我们的教授们，教授们又是从自己的教授那里获得的。而这些人的概念又来自他们的教授，如此一直追溯到十九世纪初的某一点便断了线索。文学史是一种组合结构，经许多代人拼合起来，一些地方缩短了而另一些地方加长了，某些地方磨损了而有些地方重叠了，时代错误俯拾即是。它与过去的实际文学经验毫无联系。”那么，已逝的那个阅读世界又该如何去追寻呢？《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的答案是对生产与销售模式（类型）做出围绕历史范畴的区分，如合法、非法之类，结合图书目录与档案文件等史料的遗存情况，这一路径亦是切实可行的。而这样的结尾，开启了《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进一步结合文本内容与生产传播环节的更为细致的研究。
总之，如果说《启蒙运动的生意》提供了某种典范架构，后来《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则将这一典范与传统的文本分析做了更充分的结合，那么《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展示的则是书籍史在具体操作上的某种“弹性”。从巴黎到外省，由“文”及“商”，从成为“革命领袖”的边缘人到被历史遗忘的边缘人，一系列生动的个案由点及面，拼搭出一个十八世纪的地下出版世界。而遗留这些档案史料的纳沙泰尔印刷公司，其形象亦由此趋于完整：它一面手握特权，结交权贵，绞尽脑汁垄断“体面”的生意；一面又与非法出版物纠缠不清，欺诈地下文人书商又为其所欺，为这个阴暗世界同时制造着希望与绝望。质言之，“书史”本是“人史”，无论是结合文学材料的叙述还是遵循历史分类范畴的量化图表，也都是在尊重史料必然的不完整性的基础上，设法更准确地揭示其时其地“人”的境遇、经历与命运。如作者所言：“提供一系列草图比一个大场面更能有效地描述这一世界。历史草图提供了捕捉人类动机的方法，通过把事物置于陌生的光线下，从不同角度检视其复杂性。这也能够传达在研究过程中遭遇令人惊奇的人性多样性时的含义。”（前言，2页）
应予指出，现今国内学界（主要指中国史学界）对“新文化史”或书籍史（阅读史）取径的“借鉴”，某些时候让人感觉除却相关的人物、出版机构、书刊名称不同，彼此几无区别，得出的结论、展现的意义，也只有在方法上“响应国际潮流”之类的说辞，本质上仍只是“老外做得，我为何做不得”的挟洋自重。实际上，海外史学潮流不应仅仅诱使我们拋却一些旧的历史书写模式，而改采另一些特定的，因而同样易于僵化的新范式；“新文化史”向一切激发史料潜能的理论方法开放，正应导向一种更高层次的思路上的解放，即活用各种理论（包括有时选择不用），揭示时人活动的各方面及宏观与微观的各个层面在历史图景中的相互作用，从而尽可能使“人”这一历史主体得到立体与动态的再现。毕竟，历史书写若只有视线与“题材”的转移，而无思路上的“活化”，便将意味着历史继续作为标本陈列；这一缺失对于号称属于“人文”学科的史学工作者而言，依旧不能不说是一种根本性的缺憾。
三
《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一书带给我们不少启示，但也不可避免地引起争议。首先一条，便是作者对法国大革命思想起源的分析似乎仍未令人满意。换言之，这仍涉及一个“经典”的问题：一种“思想”或“社会心态”，究竟如何或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被认为“引发”了政治革命？当然，一位语言学者或后现代主义者可能认为，这只是“语言的囚笼”（何为“引发”？“思想”与“革命”的关联难道不从来是一种话语建构？）；但多数人（包括达恩顿本人）显然不支持这种过于置身事外的态度。因此争论仍将继续，如何进一步修正这一逻辑上的跳跃与模糊之处，还需要后人付出更多的精密思考。
其次，众所周知，一些“新文化史”提倡者强调历史学同文学与人类学的联姻（而非其他社会科学），而达恩顿受吉尔兹（clifford Geertz）的阐释人类学影响，对人类学方法在史学领域的运用鼓吹尤力（这一点另可参见《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达恩顿著，肖知纬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二0一一年版，291-313页）。他曾批评后现代主义话语分析的立场“与传统思想史的立场几乎不能区别”，进而强调应使符号学充分发挥作用，着重对礼仪与戏剧性的方式进行考察，且要注意传播研究，因为若要考察当时“最为广泛流传的政治小册子，他便会从十八世纪法国人的角度而非二十世纪教授感兴趣的立场出发寻找文体的相互关联性”（《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181-182页）。可问题在于，十八世纪的法国人根本不知道阐释人类学是什么，人类学视角难道不是另一种“二十世纪教授感兴趣的立场”？举例来说，达恩顿在《屠猫记》中对印刷工集体屠猫行为的仪式性分析与印刷工对自身行为的认知究竟有多大距离？这些普通人“找乐子”的行为，难道真有二十世纪的史学教授所谓的那么复杂而多重的“象征意义”？
实际上，社会学家尚可获知活在当下的“当事人”对自身行为的理解，可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多已入土，史学家也只能尽量回避“倒放电影”的逻辑陷阱，设法揣测。从另一个角度看，今天的历史著作毕竟是写给今天圈里圈外的读者，而非坟前烧纸献给亡灵，因此在写作中化入今人意识非但不是一种缺陷，且是史学得以存在的基本理由——若无视时间上的距离感，历史学又有什么自成一学的必要？且如克罗齐、柯林武德及罗志田等中外学者所提示的，若视“往昔”为“非我”，则史学与着重研究“异己”文化的人类学，以及标举“翻译”理论的文学，确有不少共同语言。关键同样只是一个方法上精密化的问题：在明知无法彻底消弭“人”“我”之别的前提下，彼此尽量形成声气相通的对话。
第三，就材料与理论结合的可能性而言，毕竟能“坐拥”如此一大宗纳沙泰尔印刷公司档案，是达恩顿的幸运。中国的史料遗存状况和欧洲有所不同，具体到近代书籍史，关键的一条是资料更为零散细碎，尤其在“阅读”或接受环节。大而言之，“新文化史”及书籍史对资料完备度的要求本身便相对偏高，因多数关涉出版、传播、接受的材料本不入传统史家法眼，这些材料得以传世的可能性也就偏低；通常时段越往前，越容易陷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境。总之，外来的书籍史理论方法，具体应如何“洋为中用”，还应结合具体议题的具体史料存世情况，再做较长时间的摸索。倘仅满足于囫囵吞枣，那我们就只能在亦步亦趋之余，收获对于方枘圆凿的无尽困惑。
（《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美]罗伯特·达恩顿著，刘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0一二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