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革命史化的问题对旧的新闻史书写提出范式转换的要求。为摆脱这种单维化的革命史范式，学者借助历史、社会史、文化史、新闻传播史等建构适应当前媒介环境的新闻史书写新范式。以媒介实践为中心，从媒介和社会两个向度关照新闻史书写的范式转换强调在媒介实践中建构人的主体性，在主体建构过程中获得对新闻史的描述和解释，顺应建构主义的趋势。
关键词：新闻史;范式转换;媒介实践
新闻传播学研究沿着一条政治化到去政治化到再政治化的路线不断演进。新闻史书写范式因应这种路线，在变化的新闻理念和实践所提供的宏大叙事框架下，试图走出旧有范式的束缚寻求新的突破。
一、旧范式：两范式和三范式
范式是具有“公认性”的叙述模式，中国新闻史研究中具有公认性的旧有范式主要是丁淦林先生的两范式和李彬教授的三范式。
丁淦林提出“体制与媒介经营范式”和“政治与媒介功能范式”[1]，前者以报纸为研究对象，以媒介经营为研究重点，以报纸发展史为新闻史观;后者以新闻业为研究对象，以媒介政治功能为研究重点，以新闻业发展史为新闻史观。
李彬发展出“革命史”、“现代化”和“民族国家”三范式[2]。革命史范式强调新闻史书写的政治功能，新闻史某种程度上也是政治史和党史。这一范式在共和国新闻史中占据着主导，但其革命史化的问题严重僵化了新闻史的个性。
现代化范式以发展传播学为理论基础，把新闻史作为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部分来研究，现代化程度指标成为新闻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这种范式忽视了中国的传统与国情，因此遭到许多批评。
民族国家范式把能否对民族国家的发展有利作为新闻史研究的评判标准，新闻史研究须服务于国家和民族。民族国家范式以民族国家为分析单元，考虑到不同国家的具体国情，但政治化的视角限制了新闻史研究的范围。
两范式和三范式都存在革命史化问题。具体表现为：“本体意识的缺乏”，革命史的分期法成为新闻史的分期法，革命史和新闻史界限模糊，导致新闻史研究缺乏本体意识[3];“学术内卷化”，重复前人的研究，内容缺乏新意和真知灼见[4];“编年史思维”，按照时间顺序编写新闻史，缺乏观点和思想[5];实证主义史观，新闻史研究过于强调实证、数据、史料等，忽略了历史应有的个性。
针对革命史化问题，丁淦林先生认为，我们要更新理念、思路和方法，创造新的学科体系，走出一条新的新闻史书写道路[3]。
二、新范式：作为历史、社会史、文化史和新闻传播史的新闻史
就新闻史书写范式研究，学者们试图勾勒出一幅破旧立新的“范式转换”路径。本文总结了四种范式转换的路径，即作为历史、社会史、文化史和新闻传播史的新闻史研究。
作为历史的新闻史，以编年和叙述事件为主轴，注重史料的挖掘，注重借鉴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以现代史学的范式“总体史”为例，借鉴总体史观，新闻史研究将宏观视角和微观切入结合起来，让新闻史研究鲜活而不失观点。早期这类新闻史研究以通史、断代史和媒介史居多，这些研究构成了新闻史的宏观架构。之后，这类新闻又在地区新闻史、民族新闻史、行业史、口述史、阅读史、思想史等方面不断开拓。
作为社会史的新闻史侧重新闻、媒介与社会的互动，强调在社会互动中构建具有具体历史语境的真实的新闻史。李彬的“新新闻史”尝试以社会史的范式和叙事学的方法书写新闻传播史。唐海江将社会建构论引入新闻史研究中，新闻史书写由此变成一个由行动者和社会结构在互动中持续建构的过程[6]。黄旦教授以媒介为聚集点，以媒介实践为叙事路径，关注媒介社会史研究，致力创造新闻史书写的新范式[7]。
新闻史同样属于文化史的范畴。作为文化载体的媒介，会消解和重构某种文化，因此，作为文化史的新闻史研究应该研究媒介文化，包括行业的习惯企业精神等，这些行业文化和企业文化凝聚成媒介自身的文化，对其的探讨有助于塑造民族文化的历史。媒体的文化精神往往是一些报人思想和精神的体现。由此，对文化史的新闻史研究，不仅涉及文化本身，而且涉及到知名媒体人的研究。
新闻传播史某种程度上就是新闻史，作为新闻传播学分支学科的新闻史研究首先要依循新闻传播学理论。传播学理论大多是西方的，中国新闻史研究须在中国语境下，在中国新闻传播学的演进中，在中西方学术交流中，看到过去所忽视的历史面向。中国的历史经验可以作为西方理论的一个“例外”，而对“例外”的反思正是范式转换的一个契机。
作为历史、社会史、文化史和新闻传播史的新聞史之间是彼此关联。这种关联体现为这些范式转换的进路拥有共同的假设前提，即建构主义的史观、进化观和时空观以及对媒介的理解。
三、媒介实践：对新闻史书写范式的一种展望
如果把旧范式归于结构功能主义中，把新范式归于社会建构主义中。可以看出新旧范式之间存在一种明显的差别，即是否抱持目的论。结构功能主义有一种明显的政治功能的目的，社会建构主义则不强调目的论甚至反对目的论。这种目的论上的差异，一方面突显了旧范式研究单维化的革命史化问题;另一方面也为范式创新提供了参照，为书写出有“史料”、“史识”和“史论”的新的新闻史提供了思路。
展望未来，新闻史研究将在以媒介实践为范式，从媒介和社会两个向度关照新闻史书写的方向上发展。以媒介实践为范式，不仅关注人使用媒介做什么，同时关注媒介使人做什么。以媒介为向度的新闻史书写，关注媒介以及媒介推动的传播形态和社会结构，偏于功能主义。以社会为向度的新闻史书写，关注社会的变迁以及与之关联的新闻传播的历史演变，偏于建构主义。两个向度统一于媒介实践，而这种媒介实践必须强调作为主体的人的建构性，人使用媒介同时被媒介技术和媒介话语规制，人改变社会环境同时被社会环境改变。人在媒介实践中获得主体的建构，而新闻史则在这种主体的建构过程中获得了对历史的客观描述。
四、结论
结构功能主义范式强调媒介的发生与发展，强调媒介的政治功能，也涉及到社会主体、主体的社会身份、社会关系以及由此勾连出的社会变迁。社会建构主义范式强调媒介、人和社会的互动，强调社会的建构性，也必然涉及到传播技术的变革和主体的媒介实践的变化。从媒介功能出发的书写范式最后指向了“革命”或“现代化”的社会现实，从社会互动出发的书写范式某种程度上指向了媒介技术先行。这说明，新旧范式不是两条平行线，它们可以在某一点上相遇，而这个点就是媒介实践。
对新闻史书写来说，范式的革命史化是一个问题，也是一种国情，我们需要范式转化以拓宽学术趣味，同时也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功能主义的新闻史书写以适应具体国情。社会建构主义的范式是一种趋势，但还未形成具有“公认性”的理论体系，而媒介实践可以为这种建构主义的趋势提供一种统合媒介与社会，技术与人性的理论路径。
参考文献：
[1]丁淦林.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体例，视野和方法——中国新闻史研究现状笔谈：中国新闻史研究需要创新——从 1956 年的教学大纲草稿说起[J].新闻大学，2007（1）：28-32.
[2]李彬.“新新闻史”：关于新闻史研究的一点设想[J].新闻大学，2007（1）：39-43.
[3]吴文虎.本体迷失和边缘越位——试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误区[J].新闻大学，2007（1）：33-38.
[4]吴廷俊，阳海洪.新闻史研究者要加强史学修养——论中国新闻史研究如何走出“学术内卷化”状态[J].新闻大学，2007 （3）：10-17.
[5]黄旦，瞿轶羿.从“编年史”思维定势中走出来——对共和国新闻史的一点想法[J].国际新闻界，2010（3）：6-11.
[6]唐海江.“正在构成”的新闻史，社会建构论与中国新闻史研究[J].国际新闻界，2010，7：033.
[7]黄旦.新报刊（媒介）史书写：范式的变更[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12）：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