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汉以来，先是由于人种的迁徙，以后更有了文化流通的多种渠道，中国的古文献典籍在日本列岛广泛流传。它一方面向日本民族传达了中国的文化，一方面又为日本民族创造自己的民族文化提供了有意义的材料。其时间之恒久，规模之宏大，构成了东亚文化史上壮丽的人文景观。
我自1985年以来20年间30余回访问日本，寻找整理自上古以来传入日本列岛而至今仍然被保存着的汉籍文献善本（明代与明代之前的文献）得10400余种，编著成《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三卷，凡350余万字，从文化史学的立场出发，详细考察了汉籍善本的版本状态、保存机构、传递轨迹、识文记事、早期日本相关文献的记载，以及汉籍文化融入日本社会生活的诸种事项。其中比较珍贵的有唐人写本《说文解字》“木部”六叶残本、唐人写本（日本国宝）《翰林学士诗集》等。另外，考虑到保存典籍文献的价值，书中还收录了若干留存在日本的中国清人的手稿本，如清人刘履芬撰手稿原本《鸥梦词》一卷、吴枚庵手写宋人王质《云韬堂绍陶录》二卷、王国维手写宋人王安石撰《半山老人歌曲》一卷等。
1974年当我在日本初次萌生追踪彼地所藏汉籍时，还是一个33岁的毛头后生；1985年我开始在日本京都大学任上启动自己的计划时，是44岁的中年人；当本书稿完成而付梓的时刻，我已经64岁了。假如本书稿的著录，能够确实为从事于中国的、日本的和世界的文化史研究的学者们提供学术所需要的文本线索，建立起认识中国文化和东亚文化的历史的悠久性和丰厚性的窗口，并由此而加深对经由文献典籍而实现的文化的传递能够沟通不同民族的心灵联系的信念，从而更加努力地去创造东亚新世纪的文明，这便是我所能感受到的最大慰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