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吴朗西是上世纪著名的编辑家、出版家和翻译家，曾经创办过《漫画生活》画报社和文化生活出版社。父亲和鲁迅先生因出版而结缘，鲁迅先生晚年的作品几乎全部交由父亲出版。父亲和鲁迅先生在长期交往中，也因为对家国的共同忧思和一致的民主进步思想，而结下了深厚的忘年友谊。
我父亲早年游学日本，后因“九一八”事变爆发，怀揣救国理想，舍弃即将到手的文凭和待遇优渥的官费生资格，毅然回国。父亲回国后，先是经亲戚介绍，进入当时国内一流的大型美术杂志《美术生活》担任编辑。后来，应一些与他有共同进步思想的青年画家之邀，于1934年9月创办了《漫画生活》杂志。
《漫画生活》因其进步的思想，有一半篇幅刊登针砭时弊的杂文和讽刺小品，聚集了一批进步人士为其投稿。创办初期，父亲还通过友人茅盾向鲁迅约稿。鲁迅先生很快答应了父亲的邀约，写出《说面子》、《弄堂生意古今谈》以及《阿金》等杂文。从此，父亲也开始与鲁迅先生有了更多更深的交往，奠定了他们深厚友谊的基础。
1935年5月，父亲又创办了文化生活出版社（即文生社）。文生社创办早期，鲁迅先生便把他的翻译稿《俄罗斯童话》交给父亲。鲁迅先生对从文生社拿回的校稿清样的处理非常认真仔细，给我父亲留下深刻印象，令我父亲感佩之至，也给他后来的工作带来了极大影响。此后，鲁迅先生同文生社的合作越来越多，父亲同鲁迅先生的交往也更多了，鲁迅先生与我父亲逐渐建立起了亦师亦友的忘年友谊。
在鲁迅先生的关心和支持下，文生社在创办短短半年时间里，就陆续出版了三种有影响力的丛刊，在业内也有了一定知名度。在首次合作之后，鲁迅先生便同文生社签订了《译文丛书》的出版合同。在鲁迅先生亲自关怀下丛书很快出版，一本是先生翻译的《死魂灵》，另一本是茅盾翻译的《桃园》。《译文丛书》也奠定了文生社的进步倾向。
鲁迅先生在同父亲合作中，对父亲的出版社非常关心和爱护。1935年，鲁迅先生很想翻印由俄国阿庚画，培尔那尔特斯基刻的《死魂灵百图》画册。考虑到对销量没有把握，文生社创办也不久，先生便决定自己出钱，以减轻文生社的负担。
父亲为鲁迅先生出书，同样也并非出于营利的私利，而是出于对先生的深深敬佩。为鲁迅先生出书，父亲每次都竭尽所能做到尽善尽美。《死魂灵百图》精装本在出版过程中，父亲同此版本设计钱君淘先生一起，亲自选购纸张和用做封面的绸布，精装本出版后，鲁迅先生非常满意。后来文生社有了一些经济基础后，父亲便不再让鲁迅先生自己出资，出版费用全由文生社承担。
父亲非常感念鲁迅先生的鼓励。鲁迅先生知道父亲在日本主修德国文学，回国后曾翻译过德国漫画家奥纳夫·古尔布兰生的《过去》在《漫画生活》上连载，但后来没有翻译下去时，先生就热情鼓励父亲：“这本书蛮好嘛，你应该翻译下去。”同时，他还鼓励父亲继续编一些类似《柏林生活素描》的漫画集。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因病去世。父亲强忍悲痛，参加先生的治丧工作，也成为为鲁迅先生抬棺入穴的八个青年文学工作者之一。而我当时刚刚出生几天，为了纪念鲁迅先生，父亲便将我取名“念鲁”。
鲁迅先生逝世后，父亲一直深深怀念这位老师和朋友，在此后半个多世纪的编辑出版和翻译生涯中，都谨遵先生的教诲，直到1992年2月，父亲在上海病故，享年88岁。
父亲生前一直积极支持上海鲁迅纪念馆的工作，与该馆保持着密切联系。2000年上海鲁迅纪念馆新馆落成，该馆为与鲁迅交往密切的文化人士设立了《朝华文库》。《吴朗西专库》也设在其中，作为父亲的后人，我们把父亲生前的藏书和手稿无偿捐赠给了文库。这些图书和资料对研究中国新文化史和出版史具有一定的价值。该馆在父亲百年诞辰之际，出版了《吴朗西画传》并举办了纪念活动，肯定了父亲对中国文学史和出版史的贡献，也推动了当代学者对鲁迅以及现代文学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