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一年，我想起了三十年前的1978年，正是在那一年，我开始重读胡风的全部著作，重新研究他的思想理论，目的是要论证一直受到批判的“胡风文艺思想”的正面意义和价值，从思想文化方面为胡风“翻案”——翻转这一被颠倒了的“学案”。从那以后，胡风思想就成了我的教学和写作的重要内容。三十年过去了，“胡风冤案”、“胡风事件”都早已成为历史并逐渐被人遗忘。但是作为思想史、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学案”，却并未过时，也不会过时，因为那是一面镜子，不仅能从中照见历史，也能从中照见今天的许多东西；更何况，其中的真假是非并没有真正弄清楚。三十年来，我自己在对待这些问题的认识上，也有发展变化，都需要也应该进行回顾和反思。
恰在此时，胡风的女公子张晓风夫妇应邀到武汉，出席湖北省博物馆主办的“荆楚英杰后人聚会”，会后来看我。谈话间提到当年我访问胡风的往事，晓风说老人很信任我，接连五次长谈并主动将未曾示人的重要文稿給我看，也是一种机缘。由此，更激起了我反思、总结这一切的决心。
一
1978年，那是二十世纪中国的伟大历史转折，可以说，今天的一切进步和成就都与之有关。没有1978年的转折，近年来高谈的“振兴”、“崛起”、“强国”、“盛世”等等，全都无从谈起。1978年有许多重要的事情，其中最重要又与本文有关的，有以下几件：右派改正，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否定“文艺黑线专政论”，推倒“两个凡是”等等，这都可以归入“思想解放”这个大题目之中。上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新启蒙”，就正是从这儿来的。
正是在这种情势之下，我设法搜寻来了胡风的八本论文集，重新阅读，认真思考，为不久就会开展的论辩作准备，当时我料定了必然会有这一天，而且确信为时不会太久。我的这一想法和行动，得到了两位长者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这就是诗人曾卓和左联老作家吴奚如。曾卓是“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吴奚如是胡风左联时期的挚友，他们都是几十年文坛纷争的亲历者，深知胡风事件的内情。当时我们都确信：胡风无罪，和刘少奇一样，终将洗去身上的“莫须有”罪名，而且历史将承认他的思想理论的价值。
认真重读胡风的著作时，我正在教现代文学史，在阅读有关史料论著的同时，写了七八万字笔记，并在笔记本的扉页上写下了一段小引，前面有两句引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是当时的流行口号。下面接着写道：
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反现实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吗？这个问题一直存留在我的心里，二十多年来一直没有解决。近两年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文艺上的一些理论问题也逐步得到了澄清，“黑八论”已经不黑了，冯雪峰、邵荃麟、秦兆阳等同志也都得到了平反昭雪。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人们好像忘记了一樁重要的历史公案——这些得到平反的理论家和他们的理论观点，当年受到批判时都有一条重要罪状：与胡风思想一脉相承，继承了胡风的衣钵，贩卖胡风的黑货。如今，这些理论观点都得到了平反，作为与之一脉相承、衣钵授受的胡风思想，究竟应该怎么看？——对此，人们早已在私下里议论了，却没有人出来正面回答这个不能不回答的问题……
1979年7月，吴奚如收到胡风寄自成都的第一封信，知道他已获自由并成为四川省政协委员。我读了这封信，发现胡风不但思想观点未变，而且“主观战斗精神”的昂扬不减当年。接着，全国第四次文代大会召开，吴奚如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在会上提出请胡风出席这次会议的要求，并把问题直接捅到了胡耀邦那里。周扬在向胡耀邦作了汇报和解释以后，回来告诉吴奚如和聂绀弩，说文代会后尽快召开专门会议解决胡风问题；他还承认胡风在文艺理论方面比自己强，在当时的中国无人可比。这表明，胡风问题的解决已经确定无疑了。于是，吴奚如把他五月间写的悼念胡风的文章作了修改（那时有传闻说胡风已死），由我交曾卓转给《芳草》杂志的负责人武克仁、刘烈诚，这就是1980年第1期《芳草》上发表的《我所认识的胡风》一文。这是第一篇公开为胡风说话的文章，很快在海内外传开，吴奚如也因此被人誉为“义士”。在此之前，1979年12月《长江文艺》发表了我的《现实主义还是教条主义》一文，为秦兆阳辩护并点名批评林默涵，追溯左倾教条主义的历史根源。文章发表前，主编删去了与胡风思想直接相关的五百多字。吴奚如把这期刊物寄给了胡风，胡风看出了文章的意图，复信肯定了我的观点和研究方向。我和胡风的交往由此开始，我和其他胡风思想研究者（如徐文玉、王福湘等）的交往也由此开始。
在这整个过程中，我们——包括吴奚如、曾卓以及徐文玉、王福湘等，都是从思想理论的角度研究胡风问题的。“反革命”是“莫须有”，“宗派主义”是对“流派”的恶意曲解，用不着在这些地方花费精力。三十年来，我自己对胡风问题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深化的过程，大体说来，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上世纪八十年代主要是“辩诬”，并未超越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九十年代有所超越，着力于梳理、辨析胡风思想与极左思潮的历史纠葛和原则区别；进入新世纪以来，在直面现实并反思历史的同时，先后受到顾准、王元化、王学泰和汪澍白等先生的相关著作的启发，转而从近现代中国社会转型和文化冲突的角度去思考，逐渐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二
三十年后再回首，不能不承认，还是胡风本人的看法最清楚明白，也最准确、最深刻。1982年我访问他的时候，五次长谈，有问必答，而且主动給了我几个重要提示。后来我在文章里提到过这些提示，却没有把它们联系起来进一步思考。进入新世纪以后，我才逐渐悟出其中的深意，注意到它们之间的联系，从而对胡风的一生及其思想的意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有了进一步的新的认识。
这几个重要提示是：一、他明确告诉我：问题主要是思想理论上的原则分歧，不应该纠缠在人事关系和个人恩怨上，当然更不是什么政治历史问题。二、他特别提醒我，说他的理论观点集中反映在《论民族形式问题》和《论现实主义的路》这两本书里，研究他的思想理论，应该以这两本书为依据。三、我最后一次和他谈话时，他要梅志拿出一份手稿给我看，说一共有三份，一份送到了胡耀邦那里，一份在李何林处，这是仅存的底本，要我读后立即送还，切不可丢失。这是一份关于“两个口号”论争历史真相的说明材料，题为“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人”，全文有十五六万字。我连夜读完，第二天一早就送回去了。
他的这三本论著，关系到二十世纪中期的三次历史转折，转折中发生的三场思想文化大论争。这就是1936年的“两个口号”论争；1940年的“民族形式问题”论争；1945～1948年的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论争。以往只把这些看成是文艺界的问题，统称为“文艺论争”，而没有从思想史、文化史的角度去考察其深层的意义和历史渊源。事实上，这几次论争的真正分歧都源于不同的思想文化传统，而且是互相承接、紧密相连的。从这里着眼进行历史考察，不仅能清楚地看到胡风的悲剧的根源，更能找到百年来中国启蒙运动发生蜕变以致逆转的悲剧根源。
现在就从“两个口号”论争说起。发生在1936年的那场口号之争，是多次论争中参与人数最多、历时最久的一次，后来的反胡风、反右派、“文革”以及“拨乱反正”都曾涉及这场论争；反反复复，一直众说纷纭，至今还是一笔糊塗账。以往的文学史都是依照党史的规格编写的，按政治标准进行区分和评价。“两个口号”也就一直在“左、右”的路线是非中被评说。倒是外国人写的中国历史著作，对此有比较切近事实的说法，说这次论争是“个人与组织的冲突”，也就是鲁迅和胡风坚持己见，维护个人的写作自由，与组织意图之间产生的矛盾。这虽然接近事实，却过于简单表面，没有触及论争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