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在回忆录《半生多事》中说，他在中学时代读了华岗的《社会发展史纲》后，感到此书“参尽天机天条，五种生产方式，历史必然规律，谁能违反？谁能改变？一读此书立即觉得是正义在胸，真理在手。”（《半生多事》，花城出版社2006年，P54）王蒙的感受，在他那一辈知识分子中颇有普遍性。社会发展史（或称“社会进化史”，在1940年代中期之前，这两个概念并没有作严格区分，而且多用“社会进化史”指称后世所谓“社会发展史”）是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发生了重要影响的一种话语体系。据笔者搜集，从1924年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出版，至1949新中国成立，成书的“社会发展史”文本约有40余种。它们对人类社会进化发展规律作了不同的解释，其中一部分在当年的革命青年和知识分子中，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不过，除了蔡和森和华岗的作品以及艾思奇的《社会发展史讲授提纲》等少数几种之外，那些也曾拥有许多读者甚至信众的数种“社会进化史”，已渐渐沉没于历史长河中，为人们所遗忘。
毛泽东青睐的《社会发展简史》
近代中国第一部“社会发展史”专著是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该书原为蔡氏在上海大学讲课时的讲义，1924年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与蔡著几乎同时，还有另一部同样为时人所重的社会发展史专著，却几乎被遗忘。这就是英年早逝的张伯简所写的《社会进化简史》。这是一部深受毛泽东赞许的马列书。
张伯简（1898-1926）是云南人，早年赴法勤工俭学，与赵世炎、周恩来、张申府、刘清扬等同在法、德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在旅欧少共成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22年秋，张伯简赴俄参加共产国际四大，会后又到东方大学学习。
1924年秋，张伯简自俄返沪，先后在中央宣传部、中共广东区委等处工作。是年底，他以在俄学习时的课本和老师的讲义为基础，撰写了一篇数万字的长文《从原始共产社会到科学的共产社会》，分9期连载于《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次年，该书以《社会进化简史》为名，由广东国光书店出版单行本。同时，张伯简还“译制”了一张《各时代社会经济结构原素表》（1925年6月，新青年社），把几大社会形态之结构浓缩为若干元素，简明扼要地列表说明。
张伯简所撰系列“社会发展史”作品深受当时革命青年之欢迎，在中共内部也颇受推重。恽代英和瞿秋白都向青年推荐过。
毛泽东喜爱读书，涉猎极广。可以说，从读到这本书开始，直至新中国以后，毛泽东对此书一直青睐有加。1926年，主持第六期农讲所时，他把《社会进化简史》列为学员课外理论学习读物，还想聘请张伯简任教，可惜张患病未能到所讲课。1943年12月，毛泽东给胡乔木写信，要胡替他寻找“张伯简也翻过（或是他写的）一本《社会进化简史》。”（《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P217）1950年，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读书要博览中外，不能光读翻译的外国人的书，中国人写的马列主义的书一定要看，并说要读张伯简的《社会进化简史》。（何载：《怀念与回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P6）
张伯简构建“社会发展史”所依据的思想资源，是苏俄理论家波格丹诺夫的“经济科学”思想。
波格丹诺夫，本名马林诺夫斯基，中译名有波达格诺夫、波达诺夫、婆达格诺夫等。今天的人们对波格丹诺夫已经比较陌生，即便有所了解，也多得自于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对他的批判。实际上，波格丹诺夫曾被同时代人称作“列宁星座”中一颗“永远不会暗淡”的明星，“是俄国也可能是全世界最有学问的人之一”（布哈林语）。列宁也一度对波氏赞赏有加。
波格丹诺夫其人其书在1920年代后期被介绍到中国。彼时求学于清华大学的夏鼐在日记中记录了研读波氏著述之心得，认为较之河上肇的书更加“活泼有趣味”。中共早期理论家施存统、彭述之等人都翻译过波氏的作品。
与其他译介者相比，张伯简把波氏的“经济科学”思想转化成了一套易于宣传的“社会发展史”话语，这是他的与众不同之处。按照这套话语，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普遍规律，将依次经历“自然自足社会”、“商业社会”和“社会化的有组织的社会”三个阶段，包含原始氏族共产主义、专横的氏族公社、封建社会、奴隶制度、都市手工业、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等社会类型。
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深受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之影响，没有按照各种社会形态线性更迭的模式来论述社会发展的历程，更多地体现了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学术倾向。张伯简的《社会进化简史》则清晰地标明了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和社会形态之演进顺序，并且以非常“标准”的唯物史观视角分析了每一种社会形态内部经济、政治、文化的三大部分，甚至把历史进程化约为一张简单的“元素表”。
最早的“社会发展史”少儿读物
在被忽略的“社会发展史”著述群体中，还有一类是活跃于学术和政治舞台的著名人物。陈翰笙就是其中之一。
陈翰笙一生颇具传奇色彩，早年留学美、德，1924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后经李大钊介绍为第三国际工作。陈著作等身，但人们最熟悉的是他在农村经济研究方面的成就，实际上他还写过一本“社会发展史”，名为《人类的历史》，1927年由北新书局出版。
目前可见的陈翰笙的回忆录（如《四个时代的我》）等资料中，几乎没有提到《人类的历史》一书。该书虽然不以“社会发展史”、“社会进化史”等为名，但确实是一本不折不扣的“社会发展史”读物。全书文风通俗，浅显易懂，开篇为：“小朋友，你今年几岁了？你的父亲母亲几岁了？若你有祖父祖母在世，我要问你他们有多少年纪。活到一百岁的人是很少的。活到一百岁以上的树就有不少。”
作者在书中娓娓道来，讲述了人类社会从最初的没有私产、人人平等自由“无阶级的真正共和社会”开始，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工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阶段，最后到达消灭私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历程。以笔者所见，此书应是近代出版最早的一本“社会发展史”少儿读物。
两部截然不同的“社会进化史”讲义
进入1930年代，唯物辩证法在哲学社科界兴盛。一批“社会发展史”作品应运而生，不少理论家皆有相关论著。
较有代表性的是李达。李达是中共一大代表，新中国后曾任武汉大学校长。他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生著述颇丰，有《李达文集》面世。笔者注意到，论者几乎都没有提及李达的一部重要作品——《社会进化史讲义》。这是1935年前后李达在国立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任教时的讲稿，一直没有公开出版。
笔者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找到了这部珍贵的作品，文本为铅印本，硬皮封面，近900页，征引史料极为丰富，即便今天重版，依然是一部很好的世界史读物。内容包括“原始社会与氏族社会”、“古代亚细亚社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封建制度的崩溃与资本主义的发生”、“十八世纪的欧美与十九世纪前半期的欧洲”等数编。根据讲义的内容，人类社会遵循单线—双线—单线的社会发展模式，也就是说，自原始社会之后，人类社会以不同的路径和方式进入阶级社会，东方经由“亚细亚社会”，西方则取道“古代社会”（也就是“奴隶社会”），此后，东西两半球又共同经历了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后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北大图书馆还珍藏着一部同时期同主题的讲稿。作者是社会学家、民族学家杨堃，讲义名为《社会进化史讲授提纲》，授课时间为1934-1935年。杨堃早年留法，学习社会学、民族学。1931年回国，在国立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等处任教。
笔者所见《社会进化史讲授提纲》篇幅不长，共120余页，上有不少批注，从内容和语言风格来看，当为作者在备课过程中所批。在讲义中，杨堃梳理了“社会发展史”研究的学术史，这是笔者所见的其他几十种文本没有做的工作。他把当时的“社会发展史”类著作分为两派。一为“唯物史观派”，包括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邓初民的《社会进化史纲》等；另一派为“文化社会学”，包括黄凌霜的《社会进化》，陶孟和主译的《社会进化史》。杨堃把自己的作品划入后一类。
在讲义的字里行间，可以体会到杨堃对“唯物史观派”多有批评。他还反对为社会进化设定普遍规律，因为所谓“普遍规律”，其实不过是一种“假设”。划分社会发展的阶段只是对于研究方便有意义而已，并不是社会进化的“实情”。他说，“科学所能告诉我们的，只是些演进和变化，不能告诉我们有什么进化的阶段。纵有进化，亦没有什么显然可分的阶段。纵有阶段，亦绝不是一致的，绝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的。”在笔者所收集的40多种“社会发展史”文本中，杨堃的讲稿是一个“另类”思想个案，与革命知识分子所建构的“社会发展史”截然不同，可以作为一种有趣的对照。
托派陆一远的“社会发展史”
托派，是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上一片敏感区域，至今尚缺乏系统研究。抛开功过不论，在马列文献中译方面，一些托派分子因其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出色的外语水平，作出了重要贡献。陆一远就是其中一位。
陆一远是浙江余姚人，1920年代赴俄留学，学习成绩优异，毕业后留校当了教员。1927年底，因参加托派活动被遣返回国。1928年12月，中国第一个托派组织——“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在上海建立，因为他们创办了一个与托洛茨基十月革命前创办的刊物同名的刊物《我们的话》，又被称为“我们的话”派。陆一远是该派元老，曾任宣传部长。但他担任这个职务的时间很短，1929年初，即由他人接替。
陆一远的精力主要花费在译述上。他曾译介了一批马列著作到中国，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恩格斯的名篇《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该文是“社会发展史”的第一课“人类起源”的重要思想基石。在陆氏将此文翻译为中文之前，人们在论及猿何以变为人时，大多归为环境变迁、生存所迫等。
李大钊在1923年的一次演讲中说：“据人类学家考察，人类的起源，是因为人从前有四条腿，和别的动物一样。女性的人，怕他的孩子被他兽残杀，乃习用其前足抱子而奔。人是这样渐渐的进化，才成了用手用胸用两足走路的动物。”（李守常先生讲、张湛明笔记：《史学概论——在上海大学的演讲》（1923年11月29日），刊载于《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3年11月29日）陈翰笙的《人类的历史》，也以“直立行走”和“人足”的形成作为人猿的区别。自陆氏将恩格斯的著作翻译到国内后，“社会发展史”中关于人猿转变之论述才皈于马列之正统。
此外，陆一远还翻译了一部《社会形式发展史》（1929年，上海江南书店印行），自撰了一部《社会进化史大纲》（1930年7月，上海光明书局出版）。以笔者所见文本而论，前者印制粗糙，多有错字、漏字以及因此造成语句不通顺的地方，至于标点符号缺漏、断句不通则更是数不胜数。后者的质量则要高得多。但两书在内容上是相通的，都认为“社会发展史”是研究社会发展之“一般”的科学，研究的是社会发展的抽象的“形式”，而作为“具象”的某一群体、地域、阶段的历史（陆一远称之为“狭隘的历史”）则不在其论述范围之内。而且，两书都把社会形态发展序列描述为原始社会、氏族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没有把奴隶社会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或社会发展普遍规律中的一环。
陆氏文本的思想史意义也正在于此。它表明，在近代思想史中，是否承认存在独立的奴隶社会与是否承认人类社会发展具有普遍规律并不是从来就捆绑在一起的。或者说，“奴隶社会”的问题并不具有确认社会普遍规律的“标识”意义，它至多可以算作“五形态论”的“标识”而已。而张伯简、陈翰笙、李达以及陆一远所撰的“社会发展史”文本清楚地表明，“五形态论”只是近代知识界关于社会普遍规律的一种表述，在“社会发展史”话语演变过程中，它也并非从来就是主流话语。
打捞、倾听这些被遗忘的声音，其意义就在于探究思想在历史中盈虚消长的真实生长过程，展现思想文化史之多姿面相。
（本文编辑 宋文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