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理念与同僚相同 个人操守与政治考量屡遭非议
张居正是明朝中兴的主要推动者和缔造者。但从历史大背景看，他的一些政策，实在谈不上是改革。张居正与同朝大多数官僚的治国理念并无不同，只是他比那些人更强悍，更有政治手段，因而执行起来更有成效。正因此，张居正在当时才得到普遍的赞扬。
张居正最值得炫耀的事就是所谓“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不加赋而国用足，是因为核准征收赋税的土地增加了，这主要得益于清丈土地，通过增加官府控制的征收赋税的土地增加国家财富。无疑，就征收总量而言确实是加了赋的，而且这些赋税最后的实际承担者还是普通农民，地主有的是办法把他们的负担转嫁到普通农民身上。
还有，万历头十年的振兴，也并非完全是因为张居正一当了首辅就立竿见影，当时所谓“中外乂安，海内殷阜”，在很大程度上是收获了从嘉靖到隆庆年间所栽种的果实，是从徐阶到高拱等一系列能臣多年努力的结果。张居正的历史作用被夸大了。
至于一条鞭法的推行，张居正赢得了过多的荣誉，也有可议之处。一条鞭法的产生和推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非一人一时之功。首先，一条鞭法不是张居正创造的，它是从嘉靖初年到隆庆年间由潘季驯、庞尚鹏、海瑞等人创立，先后在广东、浙江等地推行并逐渐完善的。由于一条鞭法简化了赋役手续，便于操作，受到地方官的欢迎，不少地方官热衷于推行一条鞭法，这种态势经嘉靖后期、隆庆年间一直延续到万历初年。张居正直到万历九年（1581年）才提出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无疑，以张居正的身份，更利于一条鞭法的推行。一条鞭法的主要意义在于简化征收手续，农民的负担并没有因此减轻。
加强专制控制，是张居正执政的主要特征，这在施政理念上了无新意。强化专制权力，压制不同意见，不论皇帝专制，还是首辅专制，其目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禁止书院讲学，隆庆年间，在高拱等人的推动下就已经开始了，只是张居正的禁讲学更严厉、彻底。讲学一事，不论就其内容还是参与人员，都可以说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士大夫对讲学趋之若鹜，各种新说层出不穷，就讲学活动本身和内容的主流而言，它反映的是社会的进步。如果说，大臣们畏惧舆论，甚至不惜对抗诏旨，蔑视官法，更反映出民间思想的觉醒和舆论力量的强大，这在思想史、政治史上都被认为是进步，而且已经得到广泛的共识。然而，一些人为了拔高张居正，对他加强专制钳制舆论的事，不是不提就是轻描淡写。
张居正的施政几乎没有受到多少批评，被批评的是他的贪权、专权、个人操守和政治道德。以往，评价者为了突出张居正受到的攻击，说他因是改革家，所以受到保守派的攻击。其实这只是一种错位的评价。张居正的施政几乎没有受到多少批评，因为以强化专制为核心的政策符合统治者的利益，他所推行的一套政策在当时是被普遍接受的。
张居正的贪权、专权。明人沈德符批评张居正把自己比为历史上的霍光、宇文护，说他“要挟圣主，如同婴孺，积忿许久而发。其得后祸已晚矣。”清朝四库馆臣评价张居正“要其振作有为之功，与威福自擅之罪，俱不能相掩。”近人邓之诚更明确指出其“骄倨”，甚至“与人书自称孤或曰不榖。上表乞休，而曰拜手稽首归政，明明以摄自居。”张居正被批评的还有个人操守和政治道德，包括勾结冯保阴谋打倒高拱，捏造案件陷害异己，贪恋权位，乃至奢侈自恣，科场作弊等。
我们评价张居正，主要看他的政绩和影响。无疑，他是明朝历史上一位重要人物，具有传统政治家的优秀的政治品格。他曾说：“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苟利社稷，生死以之。”他教育、辅佐幼主十年，弼成万历初政，鞠躬尽瘁，堪称一代良相。张居正利用专制权力，强化管理，振衰起弊，使明朝出现了短暂的中兴，是少有的治世能臣，是传统意义上的大政治家。
张居正对旧制度修修补补，使其得到加固，如同给垂死的旧制度服了一剂强心剂，延缓了它的寿命。但是，通过加强专制巩固旧制度，是与当时迅猛发展的社会经济和思想解放潮流背道而驰的。所以，张居正死后，社会变迁的潮流如同洪水冲决堤岸，不可阻挡，明朝历史进入了转型期。张居正成了最后的卫道士，历史走向了他的反面。
（摘自《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