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对于翻译界翻译标准出现多元化的现象,我们再次开始反思“信”是否真的是翻译之本。在中国的翻译史里我们的先辈们没有停止对“信”的标准进行争论,随着社会的发展,,争论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波及到翻译家,文学家,作家,哲学家,甚至艺术家。然后,在中国翻译思想史上“信”至今都没有被淘汰,而是成为争论的焦点,那它的存在肯定是有其道理,这道理就是“信乃翻译之本”。
[关键词] 信 翻译标准 翻译思想
1、引言
随着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的腾飞,翻译事业迎来了其黄金时代。中国与外界的交往进入一个鼎盛时期,为了与外界更广泛的交往,翻译的地位越显重要。随之而来的是,关于翻译标准的争论也越来越激烈,比如:有人认为“一部译作有没有生命力,主要取决于译者有没有个性”,这种标准实际上夸大了译者的创作性在翻译标准中的地位。本人通过对中国翻译思想史中具有代表性的翻译标准争论的分析,说明信乃翻译之本。
2、“信”乃翻译第一要义贯穿中国翻译思想史
2.1 “弃文存质”
中国传统翻译思想中关于“信”的最早是“文质说”,即因佛经翻译事业重直译,支谶的“弃文存质”是我国翻译是上迄今论述翻译理论的第一文,“弃文存质”实际上也是关于后来“信、达、雅”思想之雏形。在他的《法句经?序》中就阐述了自己的翻译思想,文中多出提到“传实”的观点,即要求译文“求实”的观点,实质上就是“求真”、“求信”,乃翻译第一要义。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先人们经过翻译实践得出的翻译标准中的核心原则。
2.2 严复的“信、达、雅”
严复是19世纪中国西学大潮向西方寻求真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是中国首倡完整翻译标准的先驱者,同西方的翻译家泰勒并驾齐驱。严复在《天演论》里对“信、达、雅”作了精辟的解剖: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海通以来,象寄之才,随地多有。而任取一书,责其能与于斯二者,则已寡矣。其故在浅尝,一也;偏至,二也;辨之者少,三也。
……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善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几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因不少人认为“信”专指意义、内容,而“达”则是指文句、句式方面, 所以这段文字招来不少误解,甚至有人把“信”和“达”看成两个对立面,也有人认为严复重“达”而轻“信”。而“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给很多人造成了严复认为“达”比“信”还要重要的误解。但是很多人却忽视了“其中几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这句话已经道出了“达”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信”服务,那也就是奠定了以“信”为“本”,以“雅”为“表”,以“达”为“信”与“雅”的“纽带”,从而使“信、达、雅”成为一个完整的有机体。
2.3 “直译和意译”的本质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在翻译界出现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关于“翻译标准”论战,这场论战主要是关于“信”与“顺”地位的论战。“信”派代表人物是鲁迅和周作人及瞿秋白。“顺”派代表人物是梁实秋和赵景深。直译和意译的问题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在此,为了大家更好的理解直译和意译问题为何跟“信”有关,有必要指出严复那个时代的翻译,宏观上可以说意译法是主流。其中周作人先生在译文集《陀螺》自序中明确的阐述了自己的翻译观点:
这集子里所收都是翻译。我的翻译向来用直译法,所以译文实在很不漂亮,——虽然我自由抒写的散文本来也就不漂亮。我现在还是相信直译法,因为我觉得没有更好的方法。但是直译也有条件,便是必须达意,尽汉语的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保存原文的风格,表现原语的意义,换一句话说就是信与达。近来似乎不免有人误会了直译的意思,以为只要一字一字地将原文换成汉语,就是直译,譬如英文的Lying on his back一句,不译作‘仰卧着’而译为‘卧着在他的背上’,那便是欲求信而反不达了。据我的意见,‘仰卧着’是直译,也可以说即意译;将它略去不译,或译作‘坦腹高卧’以至‘卧北留下自以为美皇上人’是胡译;“卧着在他的背上’这一派乃是死译了。……这是我对于翻译的意见.在这里顺便说及,至于有些有天才的人不但能够信达雅,而且还能用了什么译把文章写得更漂亮,那自然是很好的,不过是别一问题,现在可以不多说了。
他在文中指出“直译”实际上就是“必须达意”,“尽汉语的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去“保持原文的风格”,从而达到“表现原语的意义”(这就是为了达到“信”)。这说明“直译”是有条件的。所以周先生的“直译”在本质上是强调以“达”为手段,最终还是以“信”为归宿。从而也说明了“信”乃翻译的首要条件。
2.4 20世纪40年代,哲学角度看“信”乃翻译之本
20世纪40年代虽然中国处在战火硝烟的境地,但是翻译事业还是在默默的进行着。出现了一批从哲学的角度去阐释“信”地位的哲学家。代表人物有艾思奇、陈康、朱光潜。
艾思奇是现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杰出的翻译家。他应该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法论证翻译标准的第一人,而且是论述的最为清楚地。 他1937年在《翻译谈》的文章里写道:翻译的原则总不外是以“信”为最根本的基础,“达”和“雅”对于“信”,就象属性对于本质的关系一样,是分不开的.然而是第二义的存在。这是我译《新哲学大纲》后的感想,这并不是什么经验,然而却有方法论的意义。从这段话里,艾思奇辩证的论述了“信、达、雅”的关系,明确指出“信”是翻译的首要任务,“达”和“雅”居其后,但又不可省去。艾思奇的这一观点,影响很多现代的翻译学者对翻译标准的认定,其中王克非在许均主编的《翻译思考录》里一篇《关于翻译的哲学思考》中对辩证看法是赞同的。
紧随艾思奇之后的是陈康。1942年,陈康为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译本缩写序文的第三部分,专门研究信达雅原则与反以哲学著作的关系,发表了精辟的哲学观点,明确提出:“信”可说是翻译的天经地义:“不信”的翻译不是翻译。“达”只是相对的。……..“雅”可目为哲学著作翻译中的脂粉。从此可以看出“信”乃是译作首要解决的事情,“达”从客观方面看,则是读者能从译文中可以顺利的得到原文的主旨意义。他在总结自己翻译《巴曼尼得斯篇》时的原则:“信”是这篇翻译的不可动摇的基本条件。“达”只相对干在系统哲学方面曾受过不少训练,关于希腊哲学又有相当了解的入。“雅”,只在不妨害“信”的情形下求其完备。此外最注意的:乃是在译文中明白地表示我们关于原文里每一句的构造的看法,这样的翻译,若用已成的名称表示,乃是直译。直译不但常常“不雅”,而且还会有“不辞”的危险。凡遇着文辞和义理却不能兼顾的时候.我们自订的原则是:宁以义害辞,毋以辞害义。“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诚然是历史上已经验证了的名言;然而我们还要补充以下两句话,即:文胜其质,行远愈耻。这段话的核心“宁以义害辞,毋以辞害义”实际上也就是说“宁信而不顺”,“达”和“雅”皆以“信”为根基;若是离开“信”而谈“达”和“雅”则是对原作不负责任的做法;如果只脱离原作而孤立的追求外在的美,译作将是无生命力,甚至可耻的事情。可见,陈康德观点表述的非常明确和坚定:“信”为绝对的、第一位的观点,“达”、“雅”附着于信。
以上两位具有代表性的哲学家都用辩证法,强有力地论证了“信”乃翻译的第一要义。
3、结论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翻译得最基本原则应该是“信”。要做到绝对的“信”,从客观角度来说,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由于其社会文化、文学、历史等方面客观存在的差异,以及语言特征的障碍,势必导致有些信息是不可译的。但在态度上,要本着与原文的主旨最接近的态度,去执笔翻译。在以正确的态度去面对翻译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要加强译者自身的双语文化修养,主攻一个领域的翻译去研究,去探索,才能更好的去翻译。这是因为隔行如隔山,比如主攻文学翻译的译者,未必就能翻译医学领域或者法律领域的资料。最后,要有敬业精神,不能对翻译过程中的难点,草草了事,要有刨根问底的钻研精神。只有这样的历练,译者的翻译才有可能最大限度的去“信”。
参 考 目 录
王秉钦:《中国翻译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许均:《翻译思考录》,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江枫:《论文学翻译及汉语汉字》,华文出版社,2009。
王宏志:《重释“信、达、雅”》,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许渊冲:《翻译的艺术》,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
周作人:《知堂书话》(下册),钟叔河编,海南出版社,1997。
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
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陈康译注,商务印书馆,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