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欧游心影录》郁结了欧战后梁启超进行民族反省和传播欧洲文明的主观意图,提供了与五四知识分子思考西方与中国文化的不同版本。由于对章节《中国人之自觉》的过分解读,认为梁启超由此走向落后和保守的传统观点是有待商榷的。《欧游心影录》时期的梁启超,仍旧是一个西化的知识分子,代表了新文化时期思想解放的重要向度。
关键词:《欧游心影录》 梁启超 民族反省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一
梁启超的欧游及其《欧游心影录》,历来是学界观测其晚年思想变动的重要标本,并被认为是梁启超宣扬西方科学文明的破产和东方精神文明的优越,标志着梁启超由此走向传统和保守主义。但实际上,这种说法只是夸大了《欧游心影录》的部分章节,颇有以偏概全之嫌。虽然在《欧游心影录》中梁启超偶尔显现出对于传统文化的乐观和对于现代性的反省,但其目的仍旧是传播西方现代思想,其价值正在于对于国民性的深层反省以及对于欧洲文明的深入洞察。
梁启超于欧战后的1918年10月赴欧考察,1920年3月初归国,《欧游心影录》的写作始于1919年下半年,此时的中国正发生着波澜壮阔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五四同期的思想成就,《欧游心影录》长期遭到压抑和误读。在把五四放在20世纪中国文学和思想之起点的语境下,《欧游心影录》被简单地定性为思想上的倒退和阻碍,站在了五四时期激进主义的对立面。但正是由于梁启超对于五四运动的不在场,才为我们提供了“一战”后先进知识分子思考中国未来出路的不同视角。
反观鸦片战争后的百年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个不断西化和调整的过程。“西方”从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演变为思想史概念,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带有了科学、民主、文明等附加含义。作为整体出现的“西方”,在中国一直是笼统、模糊和流动的,例如西化的日本,是以地理位置将其归为东方,还是依据社会性质归为西方,中国知识分子在运用“西方”这一词汇时还存在着心照不宣的摇摆和随意。而每一时期,对于西方的想象也有各自不同的主要关照取向,无论是欧洲、美国,还是苏俄,西方的具体化,直接导致了不同时期对于进步之路的选择和舍弃,如何回应西方并超越之,贯穿了整个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
19世纪中后期,中国知识阶层论争的核心是西学和传统,要不要向西方学习成为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20世纪初,经历了清朝灭亡和军阀混战的中国,无论是民众还是精英层面都产生了极大的文化危机,在信仰的缺失和落后的焦虑中,反对西学的声音逐渐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从政治、经济、科教、文艺等方面全方位地引进西方文化。20世纪的中国,一直在“要救国就要学国外”这个绝对化的逻辑下艰难却不乏乐观的前行。“西方”从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演变为思想史概念,寄托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成为模糊又模式化的思想范式。
晚清民初,“西方”极乐世界的美好,部分正是建立在迫切寻找救国之路的知识分子玄想的基础之上。国人对于西方的认知,大都来源于先进知识分子的传播,寻求救国之路的迫切导致了第一批西方文化的传播者对于西学的乐观和理想化的高估。而《欧游心影录》的出现正是在欧战之后,此时知识界对西方文化盲目崇拜的乐观情绪渐生动摇,一方面尊西的风气仍在成长,另一方面反西的情绪也在发展。《欧游心影录》正是引导了一种由对“西方”整体肯定到部分怀疑的思想转型。但怀疑远不是否定,欧游时期的梁启超仍旧是热切的西方文化传播者,从本质上来说,他依然是一个西化的知识分子。
二
对于梁启超五四时期思想的误解大多是源于对《欧游心影录》第一章《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的过分解读。此章分为上下篇:“大战前后之欧洲”与“中国人之自觉”。上篇介绍战后欧洲现状,下篇反省中国之缺点和今后之道路。
欧游使梁启超直观地体会到战后欧洲各国的社会状况,物质匮乏、财政危机、贫富差距,笼罩着欧洲的是悲观和危机的情绪。虽然梁启超描述了西方文化的危机,却认为断不是毁灭,前途虽是万难,却断不是堕落。认为《欧游心影录》宣扬了西方文化的破产、梁启超由此产生对于西方文化的失望,实乃断章取义之说。的确,现实的萧瑟与长期以来国人对欧洲的惯性想象之间形成了巨大的情感张力,与此同时,西方先觉之士,怀抱无限忧危,思想界兴起了一股质疑和批判现代文明的思潮。“他们许多先觉之士,着实怀抱无限忧危,总觉得他们那些物质文明,是制造社会险象的种子,倒不如这世外桃源的中国,还有办法。这就是欧洲多数人心理的一斑了。”西方人对于中国文明的褒奖,不乏猎奇心态,尤其面对来自中国的梁启超时礼貌性的客套,大可不必全信。但是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大都存在着一种典型的人生范式,幼年深受传统文化影响,具有厚重的传统文化积淀,青年时接受西方先进思想,推崇西化。一方面对于本国的传统文化有着无法超脱的眷恋之情,另一方面认为西方文化对于开启民智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具有速效的作用,这让中国知识分子在中西文化的游走中产生了典型的困境和矛盾。梁启超在西人对中国文明的褒扬中,为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情感寄托找到了合理的存在可能,不能不考虑到文化认同和民族自信心的需求,但不能将肯定传统文化与保守主义划上直接的关联。
《中国人之自觉》历来被视为梁启超转向传统和保守的明证,但是它带有着鲜明的感情色彩和亢奋情绪,尤以最后相当于总结的《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为甚,充满了幼稚的乐观,绝不可由此判断梁启超走向守旧和倒退。《中国人之自觉》的思想史价值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可与西方文明平等对话之意识的萌芽,以及他对中国问题的整体性思考。
哈代所处的维多利亚时代充满了许多矛盾和冲突。人们习惯于遵守《圣经》和它的道德规范。开篇即提出“世界主义的国家”。战后,世界化的趋势更加明显,梁启超不仅拥有了更开阔的世界眼光,而且分析了世界主义和爱国之间的辩证关系,我们可以看出,在此间梁启超已经开始用世界的眼光看待国民性并强调国民力量的发展。梁启超认为树立国民性的根本在于发展个性和思想解放,这与五四时期的个性自由和思想解放如出一辙,甚至比五四的先驱人物表述得更加准确和严谨。但长期以来,这一点却被人们忽略了。
同时,梁启超在对国民性的反思中认为中国人最大的缺点在于没有组织能力和法治精神。主张以地方自治来培养国民的政治活动能力和责任心,用宪法来维护国会选举的合法权利,使选举成为增强国民主人翁意识的途径和民主政治的基础。通过梁启超对于中国政治体制的设想和国民性的培养可知,他此时仍旧以西方的议会制为政治改革的目标。虽然他看到了现行国会的混乱,但并没有丧失对于民主制度的信仰。同时,梁启超在书中对于当时欧洲风行的社会主义采取了保留的态度,认为精神和方法不可并为一谈。欧洲的社会主义是由工业革命孕育,没有工业的中国并不适合照搬。中国近代思想和社会政治几乎逃不出对西方的模仿,由于落后的焦虑,使得照搬西方模式成为毋庸置疑的捷径。五四后期知识分子对于俄国式社会主义的迷恋同样带有浪漫主义和乌托邦色彩,但由于《欧游心影录》连载于1920年3月至6月的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梁启超欧游前后的中国,社会思潮发生了巨变,带有激进和浪漫主义的新文化运动占据了社会主潮,已经不允许折中主义和温和改良,于是非此即彼的逻辑,新即先进,旧即落后的二元思维,将梁启超归为倒退的守旧分子。所谓“时势造英雄”,郁结了梁启超对于西方之现状和中国之未来的《欧游心影录》,出现在了一个不合适的时机。
三
研究者对于《欧游心影录》的关注重心一直在第一章《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主要是由于它的提纲挈领和条分缕析,成为洞察梁启超欧游之思想的捷径。但却不能忽略《欧游心影录》其后几章所呈现的战后欧洲的历史和现状,以及伴随期间的梁启超对于中西文化的思考。
梁启超考察欧洲,最终是想寻求一个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所以他时时刻刻拿欧洲的所见所闻以及国民性和中国相对比。由梁启超描述了战后欧洲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双重危机得出梁启超对西方文明失望的结论,是仓促而片面的。实际在一年的欧游中,他认为虽然战后的欧洲满目疮痍,但必定会走出一个新局面,它的公民意识、国民精神、民主自由、法治观念、科学思维等等,是中国所不可比拟的。梁启超游法期间,对于法国失亚、洛二州五十年间没有一刻忘记,联想到中国的战败割地:
“然则今日虽然摩拳擦掌的争山东,等到山东当真被人拿去后,只怕也把他当作第二个台湾一字不提了。我不敢说从前争台湾现在争山东这些举动都是出于虚伪,但可惜只像小孩子一般,一时恼起来,闹得泼天撒地,过了点把钟,便全然忘记了,这叫做只有冲动,没有情操。我想我们中国人,智力不发达,是很容易补救的一件事,情操不发达,那却是不治之症。什么好主义拿到中国都变成‘恶化’,为的就是这个毛病。”
其言切切,集体的选择性健忘,只有冲动没有情操,使得国人容易被煽动却不长久,梁启超以中西对照的角度对国民性进行反思,这种民族反省其后被鲁迅所借鉴,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整套话语在梁启超这里已见端倪。
梁启超对于巴黎和会,以及和会的成果国际联盟和《国际劳工规约》都进行了全方位的普及式介绍。在关于国际联盟的评论中,梁启超的观点带有了某种超前性,与当时国内主潮出现了步调的不和谐。欧游后的梁启超被归为保守主义阵营,根源大体就在于这种超前性的不一致。
“我们中国人一年以前,期望国际联盟,未免太奢了,到了如今对于他的失望,又未免太甚了。”
“因为他是全世界人类共同缔造的东西,我们既已是世界上一个人,总要尽我们的能力参加着缔造他,扶持他,发育他。我们做中国国民,同时做世界公民,所以一面爱国,一面还有超国家的高尚理想。”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终。中国虽号称参战,其实只派出一些劳工,却因此成为战胜国,颇有些喜从天降之感。希望“毕其功于一役”,寄希望于协约国之胜利彻底解决中国问题,是欧战后初期中国士人的共同心态,但是近乎狂热的乐观情绪迅速蔓延,却又迅速跌落。对于国际联盟由全然肯定到全然否定,判断的标准却一直是当时无可辩驳的民族主义立场,由自身利益的得失为唯一评价标准,带有主观的随意。清末,中国思想界经历了一个由“天下”转变为“国家”的进程,20世纪初,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先觉之士更近一层,提出带有现代色彩的世界主义立场。历史是具有普泛性的观念,梁启超关于国际联盟的评论,直到中国申请加入WTO的曲折中才又见端倪,却晚了将近一百年。当然梁启超的世界主义观念对于当时处于民族危机中的中国来说,不免带有乌托邦倾向,与当时国民的认知水平相距甚远,仅有学理上的探讨价值和思想史上的重大意义。
四
对于《欧游心影录》的研究往往只注重第一章《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而第一章又尤重视下篇《中国人之自觉》,以先验之眼光,对书中的某些思考刻意夸大,轻易得出梁启超看到欧洲文明的弊端,回归传统,走向保守主义。《欧游心影录》只是梁启超将欧洲文化引入中国的一种渠道,主要是一部思考中国文化建设和未来走向的论著,目的是传播西方思想,开启民智。其中的思想内涵乃至思维和言说的方式都带有现代性的特质,尤其对白话文的运用已经相当成熟,较之同期提倡白话文的新文化运动先驱毫不逊色。因此,《欧游心影录》时期的梁启超仍旧是一个西化的知识分子,这部著作留下了欧战后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转折的印迹。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中华书局,1988年版。
[2] 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作者简介:
庄莹,女,1982—,山东济南人,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2009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20世纪中国文学史。
宋守山,男,1979—,山东临沂人,青岛科技大学2008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编辑,研究方向:传媒史、媒介产业运营,工作单位:青岛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