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通过对政治经济学历史的批判，确定《资本论》的逻辑起点是商品这一最简单的范畴，作为《资本论》逻辑起点的商品，既可以看成是资本主义商品抽象掉了资本关系所剩下的一般商品，也可以看作是历史上存在的作为资本主义历史前提的简单商品。前者是从《资本论》作为反映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过程的逻辑过程，从最抽象的范畴，逐步加进不同的历史规定性而上升到具体范畴的逻辑起点；后者则是从《资本论》作为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反映论，所描述的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事实的角度来看的历史起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商品一般正确地反映了简单商品生产，商品一般和简单商品生产就没有本质区别。正确认识作为《资本论》逻辑起点的商品不仅是逻辑的成分，而且包含历史的因素，对于科学把握《资本论》的理论体系和马克思的方法论、对于深刻理解“历史”上的转形问题、对于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理论体系，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逻辑起点；科学抽象法；商品一般；简单商品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5）01-0007-07
一、《资本论》逻辑起点的确定
逻辑起点即一门科学体系的开端问题，不仅关系到这门科学的概念范畴，而且关系到它的框架结构、内在联系等一系列问题。因此，正确认识一门科学的逻辑起点，对于深入理解这门科学是至关重要的、在哲学史上，黑格尔是第一位较为全面阐述逻辑起点一般规定性的哲学家。在经济学思想史上，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李嘉图都曾对劳动价值论的逻辑起点问题做过尝试，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阿-瓦格纳也曾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索，但最终都没能科学地解决这一令人困惑的难题。马克思则是在对黑格尔、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及一系列范畴的批判和研究的基础上，成功地解决了《资本论》逻辑起点问题。
（一）对黑格尔逻辑学关于科学起点论述的吸收与批判。
在哲学史上，黑格尔第一次对逻辑起点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他在《逻辑学》一书的扦篇即整个逻辑发展的第一阶段——有论中，提出：“必须用什么作科学的开端？”他首先指出：“要找出哲学中的开端，是一桩困难的事。”接下来他用大量篇幅说明逻辑起点问题。黑格尔认为，逻辑学的开端是“纯有”，纯有之所以当成逻辑学的开端，“是因为纯有既是纯思，又是无规定性的单纯的直接性，而最初的开端不能是任何间接性的东西，也不能是得到了进一步规定的东西。”也就是说，开端是“不可以任何东西为前提，必须不以任何东西为中介，也没有根据”，它是“绝对的，或者说，是抽象的开端”。总之，黑格尔认为哲学的开端是“最初的、最纯粹的、即最抽象的”东西。黑格尔抽象法的神秘外壳中包含着合理内核，那就是一门科学体系的开端应该是最简单的范畴。但问题的关键是他把哲学的开端绝对抽象化，这是唯心主义的突出表现。所以马克思在评判黑格尔时说：“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但是，“我的辩证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甚至被他在观念这一名称下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人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因此，马克思在确立《资本论》的逻辑起点时，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关于逻辑起点的合理因素，并抛弃了它的唯心主义基础。
（二）对古典政治经济学逻辑起点的变革
在经济思想史上，亚当·斯密是第一位对劳动价值论进行比较全面和系统阐述的经济学家。他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试图运用某种简单的、抽象的规定上升到具体的规定的方法，来阐述劳动价值论的内在体系和结构。从整个逻辑结构来看，他对经济范畴的安排顺序是：分工——货币——商品——工资、利润、地租——资本。他选择分工作为劳动价值论研究的逻辑起点，来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斯密认为，分工促进了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是促进国民财富增长的一个最主要因素。分工局面的确立产生了大量的剩余产品，人们才用自己消费不了的剩余劳动产品来交换自己所需的别人劳动所生产的剩余物品，以此满足自身需求，而要使交换顺利进行，必然要找到交换的一般媒介——货币。但当事人以货币交换货物，究竟应遵循何等法则呢？换言之，究竟如何决定商品的相对价值——交换价值呢？亚当·斯密说：“这正是我现今要讨论的问题。”可见，斯密以分工作为出发点，来探讨他的劳动价值论的核心问题——交换价值是怎样决定的。也正是由于认为逻辑起点是分工，他否认了交换先于分工的历史事实，否认了分工和交换的历史性。所以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分工和交换是人类社会自然的永恒的现象。斯密将分工作为逻辑起点，是他把资本主义社会自然化、永恒化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论所导致的。
大卫·李嘉图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他也曾试图运用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来阐述他的劳动价值论体系。李嘉图是这样来安排经济范畴顺序的：价值——地租——价格——工资——利润。他以“论价值”作为《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开篇内容，以“价值”作为起点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李嘉图首先认同斯密对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同时批评其断言“交换价值很大的东西，其使用价值往往极小，甚或绝无”的观点，正确地指出“一种商品如果全然没有用处……总不会具有交换价值”。他实际上认识到了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李嘉图在继承斯密成就的同时，克服了他的缺陷，在科学抽象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但李嘉图同样缺乏历史观，其价值理论不能超越其资产阶级的界限。他对于价值的研究是片面的，他不理解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统一关系，因而他的逻辑起点是从价值出发，而不是从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对立统一出发，这种形而上学的抽象法当然不能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
可见，由于斯密、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缺乏历史观，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永恒的、自然的生产方式。这种超历史的观点又使他们的抽象方法表现出严重的缺陷。他们运用抽象方法时，不仅抽象掉了历史的差别，而且也忘记了本质的差别，直接将简单地反映本质的范畴与复杂的反映现象的范畴等同起来，因而造成理论上的谬误。所以马克思在评价古典经济学家时说：“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就是它从来没有从商品的分析，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恰恰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人物，像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把价值形式看成是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这不仅仅因为价值量的分析把他们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了。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因此，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从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可以看出，古典经济学家在方法论上的共同缺陷就是形而上学的非历史观的方法。
（三）对庸俗经济学逻辑起点的批判与否定
住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阿·瓦格纳那里，也曾触及到劳动价值论的逻辑起点问题，但他对起点问题的确认是违背科学的。他在确定逻辑起点时，首先从价值概念中得出使用价值，然后再得出交换价值。他从“价值概念”中引申出“使用价值”，并以此推论“价值”就是“使用价值”，从而将使用价值和价值混同，但在马克思看来，价值不能分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不能把它们作为价值分裂成的两个对立物，而是要把劳动产品的具体社会形式——商品，分解为价值和使用价值这两者。所以马克思说：“我不是从‘概念’出发，因而也不是从‘价值概念’出发，所以没有任何必要把它‘分割开来’。我的出发点是劳动产品在现代社会所表现的最简单的社会形式，这就是‘商品’。我分析商品，并且最先是在它所表现的形式上加以分析。”
按照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无论是对使用价值还是对价值的研究，必须从分析一定的经济结构得出的，而不是从空谈“使用价值”和“价值”这些概念得出的.马克思指出，阿·瓦格纳同洛贝尔图斯等许多德国教授们一样，“他们不是从‘社会物’、‘商品’出发，而是从价值的‘概念’出发，然后把这个概念本身分裂为二，接着就来争论，在这两个臆想的观念中，哪一个才是真实的！”阿·瓦格纳并小知道：商品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只是在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即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发生的，所以交换价值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从而瓦格纳把“逻辑的”概念和“历史的”概念对立起来，当然也就不能科学地解决逻辑起点问题。
（四）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起点
马克思在批判继承黑格尔、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思想的基础上，运用科学的抽象法成功地解决了《资本论》的逻辑起点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开篇就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这样，马克思便将《资本论》的逻辑起点确定为商品。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客观实在的商品范畴作为逻辑起点，这就表明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起点不仅与黑格尔《逻辑学》在学科开端问题上的规定不同，同时也与斯密、李嘉图、瓦格纳在政治经济学逻辑起点的选择上有着本质区别。马克思之所以选择从商品分析开始，是因为“商品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的最一般的和最不发达的形式”，并且“对资产阶级社会来说，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马克思对于《资本沦》逻辑起点---商品的论述被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肯定和继承。列宁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萌芽）。往后的叙述向我们表明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部分的总和中、从这个社会的开始到终结——的发展（既是生长又是运动）。”毛泽东说：“马克思从资本主义最单纯的因素——商品开始，周密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 商品这个东西，千百万人，天天看它，用它，但是熟视无睹。只有马克思科学地研究了它，他从商品的实际发展中作了巨大的研究，从普通的存在中找出完全科学的理论来。”可见，从商品开始，就是要从商品这个最简单、最普遍的规定性，从商品包含着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萌芽开始，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发展和灭亡的经济规律。
二、关于作为《资本论》逻辑起点的商品的性质问题
马克思通过对政治经济学历史的批判，运用科学的抽象法确定了《资本论》的逻辑起点是商品那么作为《资本论》逻辑起点的这个商品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商品？对于这个问题，国内学术界历来存在不同的学术观点。有学者认为，作为《资本论》逻辑起点的商品是属于前资本主义性质的简单商品；有的学者认为，作为《资本论》逻辑起点的商品是属于资本主义商品；还有的学者认为，作为《资本论》逻辑起点的商品既不单是前资本主义的商品，也不单是资本主义商品，而是各个社会形态共有的商品一般。这些不同理论观点，虽然看上去好像是没有本质差别的概念之争，然而不同的答案对于理解《资本论》的结构体系、《资本论》的历史以及运用《资本论》的基本原理指导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建设，将会产生不同的作用和结果。
正确理解作为《资本论》逻辑起点的商品的性质，必须准确掌握马克思的科学方法论。我们看到，马克思一方面否定了黑格尔的完全抽象的“思辨”形式的辩证法，另一方面否定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写作时缺乏内在联系的、平庸的、形而上学的方法。所以马克思成为“过去和现在都是唯一能够担当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这就是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着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形式的简单形态上建立起来。”马克思建立了掌握科学的基本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充分应用于《资本论》的研究中。正如列宁所言：“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利用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这一问题。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一门科学，这种唯物主义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发展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有了指导科学的基本方法论，那么应如何将其应用到政治经济学研究当中？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详细叙述了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问题，其中首要的问题就是阐明政治经济学研究应从哪方面开始。马克思认为，“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第一条道路：完整的表象蒸发为具体的规定；相应地，第二条道路：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马克思说后一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的正确方法。这里并不是说第一条道路是错误的，只是在研究一门科学体系的逻辑起点时，如前所述，必须是最简单、最直接的范畴。具体虽然是现实的起点，但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时，首先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这个整体的混沌的表象，抽象出越来越简单的概念，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商品，然后行程又从“最简单的规定”那里回过头来，直到又回到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但这时的资本主义商品“已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因此，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逻辑方法为：混沌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整体表象——反映最简单规定的商品——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资本主义商品。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本论》逻辑起点的商品是从资本主义社会整体的表象中抽象出来的最简单的规定，即一般的商品。
但是这个最简单规定的商品是否同时是历史上存在的商品，是否是资本主义社会以前存在的简单商品呢？马克思紧接着采用自问自答的方式回答这一问题。马克思说：“这些简单的范畴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以前是否也有一种独立的历史存在或自然存在呢？要看情况而定。”马克思认为，黑格尔论法哲学从占有开始，这个占有最简单的法的关系，在具体关系之前是不存在的，而商品、货币这些简单的关系在资本之前是存在的。马克思说：“在资本存在之前，银行存在之前，雇佣劳动等等存在之前，货币能够存在，而且在历史上存在过。”尽管马克思认为：“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是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但是商品——货币——资本这一经济范畴的排列顺序不仅符合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结构，而且是历史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反映过程。所以“在这个限度内，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之后，马克思对商品的价值源泉——劳动进行了详细论述。得出的结论是：“劳动这个例子确切地表明，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关系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关系并在这些关系之内才具有充分的意义。”显然，我们这里谈论的最简单、最抽象的范畴——商品同样适合于上述规定，即从资本主义社会抽象出来的简单规定性商品或一般商品，由于它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社会，但同时这个抽象出来的一般商品也是历史的产物。既然商品是历史的产物，那么资本主义社会商品就是从简单商品经济发展而来。只是在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产品是部分地采取商品的形式。它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充分发展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而且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商品才变为产品的一般形式，所有产品才采取商品的形式。于是先于资本主义社会商品存在的简单商品所具有的一般规律，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而且只有在资本主义商品被充分研究后才能被理解。这是因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自然而然，作为资产阶级财富的元素形式的商品即资本主义生产前提的商品和作为资本主义产物的商品就存在着不同的规定性。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和前提的商品，由于产品只是部分地采取商品的形式，此时的商品还不像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那样占据统治地位，冈此研究的是独立的单个商品，即“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是一种二重的东西——使用价值和价值。随着商品交换、商品贸易的发展，货币成为商品交换的最后产物，又成为资本发展的最初表现形式。此时简单商品过渡到资本主义商品，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直接结果的商品，其成为一切产品的一般形式。原来作为简单商品的二因素的规定性，现在加入了各种具体规定性的东西。撇开商品的使用价值不谈，此时作为资本产物的单个商品不再表现为独立的单个商品，而是表现为资本总产品的一部分，包含着剩余价值，是预付资本的价值加上剩余价值的商品量。现在我们仔细解剖《资本论》研究从商品分析开始这段话。前面引述这段话只是表明《资本论》的逻辑起点是商品。现在则有了进一步的明确：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直接结果的商品，是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商品，是资本总产品的一部分，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而表现为元素形式的“单个商品”，是作为资本生产前提和基础的商品，足资本主义社会以前就存在的简单商品。
总之，资本主义商品就如同简单商品一样，表现为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二重性。但是这种二重性中却包含着与简单商品的规定性不同的进一步发展了的规定性。这样看来，作为资本主义前提的简单商品向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结果的商品的逻辑演变过程，无非是简单商品经济向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只不过是“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这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该从哪里开始，而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存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样，我们就理解了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抽象法，也就是前面提到的科学抽象法，当然也就理解了抽象与具体的方法同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的内在联系。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同时就是以逻辑必然性再现对象的历史发展的过程，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内在要求。按照这种科学抽象法，《资本沦》从商品出发，也就是从历史上和实际上摆在我们面前的最简单的关系出发。那么这个商品不仅是抽象掉资本主义规定性的一般商品，而且还是历史上存在的商品，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简单商品。
三、研究《资本论》逻辑起点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直接关系到对《资本论》理论体系的理解和认识问题，有利于科学把握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变化
之所以分析研究《资本论》的逻辑起点及这个起点的性质问题，是因为正确理解它们，可以更好地把握《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逻辑结构体系，从而深刻认识马克思的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资本论》从简单商品、商品一般开始，就是要把过去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颠倒了的内容纠正过来，把对经济范畴、经济规律的分析和研究真正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把资产阶级跳过的必要的中介环节连接起来，从而使本质与现象、原因与结果清晰呈现出来，科学地说明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向另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的过渡。当前，资本主义社会呈现出与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代一些不同的新特点，即实现了由马克思所处的资本主义自由阶段向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的转变，这个转变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又称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那么《资本论》对于资本主义垄断阶段是否还具有现实性？答案是肯定的。按照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辩证法，资本主义当代社会中所表现的种种新现象、新特点，都是资本主义自身矛盾在现实社会中的外在表现，而资本主义的未来走向则只有通过资本主义自身矛盾的转化才能决定，只要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只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关系没有改变，无论资本主义发展到什么新阶段，出现什么样的新特点，马克思的科学方法论都不会过时，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趋势必然能实现。虽然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客观经济规律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我们要学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社会经济运行状况的分析方法，学习马克思如何将现实经济中浮现在眼前的大量的实际材料进行加工整理，把复杂的经济现象表现为简单的经济范畴的逻辑体系，从而把对人类历史的认识上升到逻辑的高度。我们通过对《资本论》逻辑起点的研究，将会在经济发展史和经济运行规律的认识上提高一步。
（二）有利于解决长期以来存在于学术界的有关《资本论》的各种理论争论问题，如长期以来存在的对“历史”转形问题的误读
价值转形问题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核心问题，也是一直以来中西方学者讨论的焦点问题。对于转形问题，究竟是逻辑的成分还是历史的成分占据主要位置，或者说到底存不存在“历史”上的转形问题？日前在中西方理论界流行着这样一种错误观点：他们认为不存在历史上的转形问题，即不存在一个商品以价值进行交换的历史时期。如，西方学者森岛通夫认为，从来没有一个真实存在的历史使商品能够按照它们的劳动价值来出售，转形问题应被认为是一个纯粹的逻辑问题。其实他的这种观点在西方资产阶级那里并不新鲜。萨缪尔森等人虽未直接承认过不存在历史上的转形问题，但他的劳动价值论是“不必要的迂回”理论，已经间接说明他和森岛通夫在这一问题上持同样的观点。西方经济学家的这种观点是由其资产阶级本身的限制所导致，使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自然、永恒的生产方式：因此，只有正确认识《资本论》逻辑起点商品的性质，明确逻辑起点的商品既是资本主义社会抽象出来的商品一般，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社会以前存在的简单商品，才能真正理解“历史”转形的存在问题，才能避免出现一些中西方学者的谬误。
（三）有利于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理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资本论》逻辑起点商品的辩证规定性，不但成功解决了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的逻辑起点问题，而且能够为科学解决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逻辑起点问题提供典范。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从这个典范中，我们可以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理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首先，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研究起点是商品一般的原则，说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历史上的小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有许多共同点：它们的商品都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统一体；它们商品的价值量都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它们商品的交换价值都是价值的表现形式，等等。这说明简单商品的价值规律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生产，而且适用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生产。这一理论倾向是对学术界否认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发挥作用的强有力的批判，也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前实行实物配给制度的反思。实物调控的做法使得价格长期以来人为地背离价值，价值调控只具有形式的意义。轻易地否定等价交换以及价值规律，是当时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价值规律作为客观经济规律，要做的不是忽视它，而是运用和驾驭它来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服务。
其次，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研究起点也是简单商品的事实，既说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是简单商品生产的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又说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简单商品生产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产形式。商品生产所经历的简单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在不同社会形态、不同生产关系下的反映。因此，简单商品、资本主义商品和社会主义商品作为反映不同社会形态、不同生产关系的经济范畴，也必然能够从理论上再现人类社会不同时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并在经济关系上揭示这一过程的本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是对以小私有制为基础的简单商品生产的否定。正是这个否定，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同时，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发展过程也是其内在矛盾不断激化并最终自我否定的过程，而这个否定的结果标志着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商品这个新经济实体的出现。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关系是在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关系的否定基础上建立起米的。这就表明，我们在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时，必须充分注意区分商品生产一般和商品生产特殊这两方面，不能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理论照搬过来，必须寻找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适合我国国情的商品生产理论体系。
再次，有利于从社会主义经济这个混沌的整体表象中找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商品生产理论体系，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对此，必须首先对我国的现实经济状况进行分析，即对我国的人口、行业状况、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运行情况等具体表象进行分析，并在分析研究中逐渐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至达到最简单、最抽象的经济范畴、这一经济范畴是从具体到抽象的分析研究结果，同时也是符合我国客观经济状况的现实结果。此时，社会的经济状况和经济范畴的内在联系，已经成为一个系统的整体。然后再运用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阐述社会主义商品牛产的逻辑体系。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体系，是在对我国国情具体研究的基础上，对经济运行的客观经济规律的总结而得来的。这样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理论体系，必然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也必然能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这不是把《资本论》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理论生搬硬套到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研究，因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理论体系是否与《资本论》的理论体系相似，而在于它是否能正确地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内在联系。我们既要看到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根本区别，也要看到两者之间的联系。这不是生搬硬套，恰恰相反，这正好表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是统一的有机体。
总之，体现在《资本论》逻辑起点商品的辩证规定性，为我们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提供了强有力的方法论支撑，这是我们研究《资本论》逻辑起点的根本出发点。我们要把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内在结构问题放到应有的位置，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从科学抽象的高度解释这些现实经济的运动，逐渐完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体系，为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