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增长的加速，居民收入差距急剧拉大，这一现象已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解决地区发展差距，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今后改革和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
一、我国居民个人收入分配差距现状
基尼系数是国际通用的衡量贫富差距的可行方法。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据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2002年全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54，城镇内部的基尼系数达到0.319。如果把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堪称世界最高。
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1985～1994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扩大的趋势，基尼系数由1.86倍扩大到2.86倍，后又逐年下降，但幅度比较小。2000年二者的差距系数达到2.79，仍然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大高于账面上的3：1，这个差距应该为5：1，甚至达到6：1。
2、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城镇居民高收入组的收入增长显著快于低收入组，最富有的10％家庭与最贫穷的10％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将超过8倍，有六成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不到平均水平。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超过0.35，2005年城镇居民内部收入差距会进一步扩大，基尼系数将迅速逼近0.47。
3、农村中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农村中居民收入1995年的基尼系数为0.3240，1996年回落为0.3030，恢复到九十年代初的水平，之后基本稳定。2000年的基尼系数为0.3010，2001年开始再次逐年快速扩大，依次是：0.3143、0.3273、0.3367、0.3413，四年间扩大了4.03个百分点。2004年的基尼系数比第二个高峰还高1.73个百分点
4、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拉大。静态上，我国居民收入水平在三大区域呈现出东高西低，由东向西依次递减的格局。为方便比较，笔者特选取江苏、湖北、陕西分别作为东部、中部、西部的典型省份。若以江苏省的数据为1，江苏、湖北、陕西三省的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全年家庭收入之比为1：0.88：0.78；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之比为1：0.82：0.52。相比之下，三省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要小于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陕西省的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仅为江苏省的一半，可见三省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之大。
二、导致我国居民个人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
（一）导致我国居民个人收入差距扩大的合理性因素。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相当部分是引入市场机制调节收入分配的必然结果。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正朝着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方向迈出了重要步伐，市场机制在收入分配领域日益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通过分配制度的改革，打破了平均主义分配管理体制，引入了市场经济的激励和竞争机制。邓小平的“先富后富”政策，在鼓励个人先富方面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这一政策正是为了通过有效的激励，提高生产活动和经济活动的效率，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而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就必然会出现合理的收入差距。由于每个居民的劳动能力有大小，不同地区、不同企业、不同居民个人在占有的生产要素和财富存在数量与质量上的差异经营能力有强弱，文化程度有高低等，因而每个居民获得的劳动收入或非劳动收入就不均衡。这种获取收入条件的差异性，造成收入的多寡不一，拉大了居民收入差距，这是按市场效率要求进行收入分配的结果。同时，收入分配制度和价格体制改革、区域经济政策的调整、城乡分割户籍政策及城市倾斜政策的实施、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劳动者素质的差异和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性差异也加剧了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化。
（二）导致我国居民个人收入差距扩大的不合理、不合法因素。以上从经济发展的合理性因素分析了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但导致收入差距扩大也存在着一些不合理、不合法因素，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非正常、非法的因素。这主要是由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策资源上的差异、制度“真空”以及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受到权力等因素的干扰造成了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公平而导致的。如，行业间的不公平竞争、偷税漏税、贪污腐败、走私诈骗、公款消费、制售假冒伪劣产品、进行非法交易等现象成为各种黑色收入的主要来源。貌似合法但有悖于道德规范的非正常非法收入，既不是按劳分配，也不是按生产要素分配所获收入。实质上，它们是社会总收入中被一部分人以非正常非法手段占有的属于不合理收入。由于这部分收入的隐蔽性很强，很难在官方的资料中得到统计，所以在考虑非正常非法收入后，我国基尼系数大大提高。
三、解决我国居民个人收入差距扩大的对策
第一，重新设定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目标体系。中国作为一个内部异质性巨大并且面临多重经济结构转型的大国，不能放任收入分配问题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自然”解决，而必须把收入分配的转型纳入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目标。其实，目前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已经明显影响了宏观经济其他目标的实现，大多数的低收入阶层的收入远远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的结果。因此，在新确立的中国宏观经济目标体系中，还应该加上“收入分配协调”这一目标。
第二，实行“兼顾两头、带动中间”的收入分配政策。随着法律体系和依法治国社会机制的逐步完善，人们收入获得渠道的灰色地带正在快速消失，高收入中的劳动和非劳动收入的合法性和非法性的界限日益清晰。另一方面，对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和低收入人口，现在可以通过积极的扶持政策，让这些人群得到越来越多的实惠，特别是在知识、信息、技术、市场进入、信贷、税费等方面给予他们在创业上的扶持，尽快扩大他们的创收能力。对于中间收入阶层，应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增强竞争力，以能够充当经济发展、收入增长和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
第三，建立以创业促进就业的新型教育和社会机制。目前，人们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许多人就业的困难。现行的中国教育和社会运行机制，偏重于鼓励人们去因循和被动接受现实的工作安排，而不是去寻找和创造工作机会。从经济的角度看，中国教育的动手能力和素质教育差的缺陷，其实就是创业精神和创业能力差的缺陷。如果中国不打破旧的教育格局而建立新型教育机制，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就很可能适应不了市场经济，也就找不到足够的就业机会。
第四，建立适度的社会保障体系。调查显示，贫困人口其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疾病得不到及时治疗而长期患病造成的。这就需要建立医疗上的社会保障体系。养老上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必须进一步的建立和健全。因为各种原因而产生的失业人口日益增多，也需要失业方面的社会保障体系，以便失业者渡过没有工资收入的艰难时期，早日回到就业大军之中。
第五，加大经济社会城市化步伐，尽早实现中国经济的基本城市化。由于城市化具有为人们提供新型的就业机会以及全面改善人们的收入状况和生活质量的综合效应，城市化成为所有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因此，通过取消农业和非农业户口的差别、推动农村劳动力流动、实行农业产业化、土地入股、城镇建设和移民安置等等一系列措施，大力推进中国城市化的实施，争取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实现基本的城市化，是改善中国收入分配状况的又一个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