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本文为2014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谈歌小说的现实主义流变及其创新》研究成果，项目编号：HB14WX036。
摘 要：《人间笔记》是谈歌“笔记小说”的最重要代表，也是谈歌现实主义的一个转型。《城市票友》作为《人间笔记》的第一篇，在小说集中的地位不同寻常，而且即使放在谈歌整个小说创作的道路上来看，也是很独特的。它不仅标志着谈歌在小说题材上的新突破，而且显示了谈歌在思想内涵上的新探索。《城市票友》之后谈歌着意向“城市”进军，尤其关注都市中人的精神状况，《城市传说》及《都市豪门》等即是这种现实主义转向的代表。
关键词：《城市票友》；谈歌；现实主义；转型
作者简介：苏虹（1978-），女，河北保定人，文学硕士，保定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赵雷（1979-），女，辽宁朝阳文学硕士，华北科技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9-0-02
《城市票友》是谈歌的短篇小说集《人间笔记》中的第一篇。《人间笔记》于2001年7月出版（第1版），是谈歌自《大厂》、《天下荒年》等中篇小说被广泛关注以来、以另外一种笔法集中展现保定地域文化积淀的百余篇笔记小说的选集。可以说《人间笔记》是谈歌笔记小说的最重要代表，也是谈歌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一个转型。谈歌最早的小说“大厂”系列直接关注当下的社会生活、展现经济发展中的种种矛盾和困境，而以《人间笔记》和《人间笔记2》为代表的一类“笔记小说”则转向开掘历史，从保定独特的地域文化中寻求道德动力和精神源泉，以此抗衡物欲横流的当代社会中的道德滑坡，所以，谈歌说“我写的是历史也是现实”。可见《人间笔记》地位特殊。《城市票友》作为《人间笔记》的第一篇，在小说集中的地位不同寻常，而且即使放在谈歌整个小说创作的路子上来看，也是很独特的。说它独特，主要原因可以用四个关键词概括：时代背景、人物身份、写作手法、中心主旨。
《城市票友》展现的时代背景与集子中的其他小说不同。《人间笔记》中绝大部分小说时代背景是民国年间，有的为了表现人物的传奇性经历和一生的坎坷，会涉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土改以至文革、改革开放和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阶段等时代背景，但是小说的主体和最出色的部分大都在民国时期，似《城市票友》这样纯粹写当代生活尤其是当代都市生活的作品极少。《人间笔记》甚至《人间笔记2》的主要人物都是民国年间老保定各个行当的人物，如画匠、琴师、茶老板、药店掌柜、制瓷大师、书画名家、武林高手、酒仙屠夫、绝厨神偷等，这些人物身份和地位并不高，多是普通人物、市井小民，代表着“民间”，只不过作品着重写他们的逸闻趣事、掌故传说，极具传奇色彩，因其生命中体现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崇高的道德情操、气节风骨而备受尊敬，因而其形象才显得分外高大。而《城市票友》的主人公是市委常委和副书记，身份尊贵、政治地位比较高。关于主旨，《城市票友》是通过主人公林荣明表现都市上层社会的精神困顿和主体迷失，下文将着重论述这个问题。《人间笔记》中除了《城市票友》外另有两篇小说涉及到当代生活，一篇是《绝情》，但故事的主要意义不在于突出当代，而是突出主人公杨志生非同寻常的“情”，爱情纠葛中主要掺杂了商家搏杀，杨志生显然也是极具传奇色彩的神秘人物，小说结尾含蓄、甚至有一些晦涩难懂，余味无穷，和《人间笔记》的第二篇《还童药店》的风致非常相似。另一篇《绝章》显然也是当代生活，但作品主要的情节在于写演艺界的生活和情感纠葛，仍然是突出的“情”，这些人物和作品集中其他大多数人物一样至情至性，因此对读者来说都是十分熟悉十分亲切令人唏嘘感叹的。而《城市票友》在这些题材之外显然开拓了新领域，着手对当代都市生活及其精神状况和生存状态的挖掘和展示，之后的《城市传说》和据此改写的长篇小说《都市豪门》等都是在此基础上的对当代都市生活和人生的更深层次和更复杂地探讨，在这个意义上说，《城市票友》是题材上的新突破，标志着谈歌在创作题材和思想主旨方面的深入和拓展。在写法上，这篇小说的叙事姿态与其他小说也有明显的不同。在《城市票友》中，不刻意用预叙、倒叙、插叙等很多叙事策略，而采用平实、质朴，没有花样、不虚张声势、几乎是“流水账”似的顺叙，完全按时间正常发展顺序如实展现主人公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其目的就在于突出主人公的生存状态，就是这样单调、乏味和千篇一律。当然，相应的语言也自然质朴、简洁流畅，用日常生活语言娓娓道来，不用文言和古典曲赋、不过分追求典雅清丽、华美蕴藉，几乎不加修饰，似特意展现生活的真相和底色。进而展现主人公的生存环境和精神状况。
小说主人公林荣明，其身份是市委常委和副书记，是当代都市上层社会的典型代表。但地位、权势、金钱、名誉等对他而言都是外在的，甚至是虚幻的。作品没有过多表现这些表面上的“得”，而是重点展示了他的“失”。作品开篇即集中展现了忙乱、繁杂、无聊的工作带给他精神上的沉重压力，而这样的状况恐怕不是一两次、一两天，而是长年累月、无休无止。一次偶然的机缘让他发现了另一个天地——滨河公园，结识了一群票友并成为其中最有实力、备受尊敬的一员。这里没有地位的尊卑、身份的贵贱、金钱的多寡、背景的强弱、名誉的得失、脸色的阴晴，没有颐指气使卑躬屈膝、没有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乱七八糟的纷争，有的只是戏文、是意境、是陶醉、是自由，是压力的释放、灵魂的熨帖、精神主体的回归。滨河公园是喧嚣浮华的城市中的一片净土，俨然是世外桃源，城市票友是城市生活中的隐士，滨河公园具有象征意义。
然而都市生活已经给他套上了一个一个枷锁、有形的无形的，欲“隐”而不能。当票友回来得晚，会被妻子猜疑。家庭里充斥着猜忌、隔阂、束缚、不满、怨恨和可能潜在的感情出轨。家庭之外的无形束缚更是严峻，“你怎么不注重影响，那地方是你去的吗？”面对妻子的责问，林荣明虽然有口头的反对，但他改变不了外部的实际的压力，那就是说一个堂堂市委书记怎么能去那种有失身份的地方、做那些不务正业的事呢。是啊，他能改变芸芸众生的七嘴八舌吗？领导就要有领导的做派和样子！当然，最致命的还在于他自身对这些身外之物的不能释怀。身份、地位几乎成了无形的绳索，捆绑束缚了自然天性，为此，他已经丢掉了所有的兴趣爱好，成为一个为工作、为地位、荣誉等外在的东西而奔忙的机器，只剩下了一具生命的空壳。
作品中的司机小黄代表了另外一种无形的束缚。林荣明为放松自己而去滨河公园当票友所以特地自己骑车上班。司机小黄却因此而恐慌，觉得是自己哪里做得不对惹领导生气了，所以“两口子一块儿过来，并做了检讨，看样子包袱挺重”。与他者的这种原本简单的事情却因身份地位等变得复杂起来，除了小黄，必然还有诸多的张三李四，许多的领导部下，这层层的关系纠结在一起就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使其难得喘息。为了安慰林荣明的失落，满足他当票友的瘾，妻子专门请来著名琴师来家里给林荣明伴奏，自己和小黄夫妇当热心观众，不时鼓掌叫好。但林荣明突然觉得“特别没劲”，再也唱不出滨河公园里的那种感觉、那种情绪。这个场景很经典，颇有点鲁迅在《社戏》中说的“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那夜的好豆与好戏“已经成为某种生命形态、境界的象征：轻松而舒展，沉静而柔和，和谐而充满情趣。”[1]72叙述者（此处带有极多的鲁迅的个性气质）记忆中的“社戏”美在景物的清新朦胧诗意，美在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美在小伙伴们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团结努力、没有纷争没有功利，更美在与空旷舒展的大自然融为一体达到的心灵陶醉和悠然的惬意。所以，“社戏”“与其说是写实，比如说是写意，至少是写实与写意的结合”[1]70难以忘怀的不是戏本身，而是留恋那种“乡野之气”。但成年之后、到剧场里正经八百的看戏时，则完全是另一番场景：聒噪、压抑甚至使人恐惧。其实《城市票友》中的“滨河公园”和一群“票友”与“社戏”和“儿时的伙伴”异曲同工，而也正是这些吸引林荣明，使他感到清气上升、浊气下沉。林荣明像个孩子似的被哄着在家唱戏则是“剧场观戏”的感觉。妻子貌似同情但实际上并不理解他，而是充满掌控的欲望。公园里当票友唱戏和家里刻意捧场唱戏完全是两个世界，象征着向往与逃遁，主人公的悲剧是理想求而不得的悲剧。结尾处街上人海茫茫象征了主体精神的迷失。
此外，作品还通过林荣明与汪玉芳的关系的描写展现了都市上层社会人性的压抑。这对昔日情人即使有那种浪漫念头，也只能压在心底，不能见光。一则因为汪玉芳与丈夫关系不好，二则因为妻子警察似的侦探，更主要因为二人的职务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的束缚和禁忌。这种地位和工作的关系压抑着他们不能有实际爱的行动，但阻挡不了或者说因为压抑才更激起内心情感的涌动，主人公竟梦到二人同台演唱《武家坡》。后来汪玉芳再看他时，林荣明招架不住，心猿意马起来。“心里就有了一种颤颤的感觉”。作品用含蓄蕴藉的语言表现了主人公的潜意识，通过梦的形式表现了主人公被压抑的人性的欲望。从这个角度说，谈歌也继承和发展了沈从文对现代文明病的思考。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风光秀丽、封闭自足、恬静空灵，是一片纯然的净土，其中的湘西儿女人性淳厚、古朴美好、顺其自然、返璞归真，人与自然完美融合在一起，获得人性的和谐。而都市上层社会虚伪、做作、寂寞、空虚、压抑，用文明的绳索捆绑自己，反而使人性跌入更加不文明的轮回中，所以导致道德的沦丧、人性的扭曲。在一定程度上说，《城市票友》中的滨河公园和票友的世界实际也是一个“边城”，一个喧嚣的都市中的一方净土，是试图与物欲横流、权利纷争的当代都市抗衡的另一个时空、另一个存在。但显然，此“边城”也不具备与现代都市文明病抗衡的足够力量。林荣明再次光顾滨河公园时已人去园空，难得的灵魂栖居地也沦陷了，主人公为此唱出了一支忧伤无奈的挽歌。当然结尾处写道，票友群又搬到莲花公园了，但关键在于林荣明已经无心再唱，林荣明放弃主体的精神追求，退回到之前的生活轨道上来。人为什么要试图逃避呢？就是为了活得随心所欲，但不是每个人都有决心走上这条路。蒙田在《关于退隐》中讲到：“倘若我们身在江湖却始终心存魏阙的话，那么即使我们面对的是无限宁静的月光、清幽的湖水、悠然自得的浮云、明净的秋日，内心也很难真正的超脱尘寰中的得失计较、爱恨情仇。这种人自以为抛开了纷纷扰扰的世间万象，实际上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2]131作品中的主人公林荣明即是如此，去滨河公园当票友也只是偷得一丝清闲而已，实际上始终“心存魏阙”。所以谈歌不仅仅注目于道德和人性，还探讨了当代上层社会的得与失，从精神层面展现了当代上层人物的无奈、困境和主体的迷失。
所以说《人间笔记》及《人间笔记2》由早期的“大厂”系列关注当下社会发展尤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问题的“紧贴社会”到展现保定地域奇闻轶事的“挖掘历史”，而《人间笔记》中的《城市票友》则又在题材上有新的突破，标志着谈歌向“城市”系列进军，尤其是关注都市中人的精神状况，之后的《城市传说》及《都市豪门》即是这种现实主义转向的代表。
参考文献：
[1]钱理群、孙绍振、王富仁.解读语文[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
[2][法]蒙田.关于退隐//散文精选 [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