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从1979以短篇小说《骑兵列传》“复出”到1997年5月16日去世，是汪曾祺第三个也是最后成熟的创作阶段，头尾十八年。前两个阶段，一是四十年代（以《邂逅集》为代表），一是“十七年”（《羊舍的夜晚》）和“文革”（参与“样板戏”改编和创作）。鲁迅留日时期“提倡文艺运动”，回国后沉默十年，1918年再度发声，直至1936年去世，驰骋现代中国文坛恰好也是十八年。“复出”后的汪曾祺经常谈到鲁迅，崇敬之情溢于言表。指出这种巧合，也不算太过突兀或浪费笔墨吧。
汪曾祺一生足迹遍天下，工作生活较长时间的地方先后有高邮、“第二故乡”昆明a、上海、北京、武汉、张家口及内蒙古、江西进贤。汪氏小说或多或少都写到过这几处，作品的时、地背景十分清晰。1992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汪曾祺》，小说部分，作者的编法就是“把以这几个地方为背景的归在一起”b。有了地点也就带出时间线索，人总是在特定时间去了特定地点。
目前研究界对汪曾祺和高邮、昆明、北京、武汉、张家口、江西进贤的关系多有论列。汪氏和上海因缘之深委实大有出人意料之外者，但除了片段研究，还未见系统梳理c。本文尝试在作品之外略述汪曾祺文学生涯和上海的关系始末，为进一步研究其作品内部的上海元素作一铺垫。
一、飞了一圈，又回到原地
1939年夏，汪曾祺高中毕业，从上海坐船，经香港，抵达越南北方港口城市海防，再改乘滇越铁路至昆明，投考西南联大中文系。全面抗战刚过两年，日寇即迅猛推进，很快占据华东华南华中大部分地区，江苏各地（包括汪曾祺家乡高邮）大量难民一起涌向上海。高中毕业生汪曾祺夹在难民潮中十分恓惶，又因出门仓促，购买从上海出发的船票、申办转道海防所需的法国领事馆签证，都遇到困难，幸亏“贵人”相助，才迎刃而解。这“贵人”，或说是汪曾祺在辈分上称为“小姑爹”、“舅太爷”的崔锡麟（此人军界政界银行界和帮会都“兜得转”），或说是上海滩一霸黄金荣d。汪曾祺很少提及此事，但六十年代改编《沙家浜》，他硬是给胡传奎增添了沪剧原作《芦荡火种》并没有的“青红帮”背景。1980及1990年代取材童年记忆的故里小说更是频频写到“舅太爷”和“青红帮”，这也诚如他自己所说，“小时候记得的事是不容易忘记的”e。
1944年大学毕业后，汪曾祺滞留云南，在昆明近郊联大同学创办的“中国建设中学”教了两年半书。1946年8月又从昆明经越南海防、香港，原路返回上海f。鲁迅小说《在酒楼上》中吕纬甫说，人生犹如苍蝇，往往飞了一圈，又回到原地。七年之后，故地重游，不知汪曾祺是否有过同样感慨。
当时苏北已是国共内战逐鹿之区，父亲汪菊生带着后母任氏和一大家人寄居镇江，汪曾祺前去探望过一次，又碰上那位“小姑爹”或“舅太爷”，后者劝他不要受闻一多、朱自清影响，赶紧谋个体面的职位光宗耀祖。年轻气盛的作家当然婉拒了，他匆匆告别家人，只身返回上海。生计无着，彷徨愁闷，一度想到自杀。幸亏远在北平的业师沈从文来信劝慰，并通过李健吾的关系，让爱徒得以在李健吾学生高宗靖的私立致远中学教国文。
1948年3月转去北平之前，汪曾祺在上海度过一年半时间。这里虽然到处都有“苏北人”，但汪曾祺并无特别投缘的亲戚故旧。他当时身份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毕业生。从昆明回沪路过香港时，当地小报还发过一条新闻：“青年作家汪曾祺近日抵达香港”g，这就决定了他的交游圈子主要还是有具体人事关系的文化界。他和年龄相仿的青年作家黄裳、唐湜等人以及青年艺术家黄永玉过从甚密，经常一起逛马路，泡咖啡店，淘旧书，“说一些才华迸发的废话”h，偶尔也一起去西南联大同学陈蕴珍（萧珊）家做客，参与以萧珊丈夫巴金（汪曾祺称“老巴”、“巴先生”）为中心的文人聚会。1940年7月底巴金专程到昆明看望在联大外文系就读的未婚妻陈蕴珍时就结识了汪曾祺。目无余子的汪曾祺对于比自己大十六岁且早享大名的前辈作家始终十分敬重，“在巴金家里，他实在是非常‘老实’、低调的——他只是取一种对前辈尊敬的态度。只有到了咖啡馆，才恢复了海阔天空、放言无忌的态度。月旦人物，口没遮拦。这才是真实的汪曾祺”i。此外汪曾祺还经常去看望好友朱德熙母亲一家人，后者也是在昆明相识的前辈，一直照顾汪曾祺的生活。其他课余时间，就躲在致远中学的“听水斋”发愤著书，完成了近20部短篇小说和一些论文随笔。
1949年4月，汪曾祺离开上海转到北京整整一年之后，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邂逅集》才由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都说这部选集在当时文坛影响不大，但邓友梅有不同说法，“汪曾祺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1948年出版，曾引起文坛轰动。轰动声中来到北平”，邓友梅记错了《邂逅集》的出版时间，但回忆中的“轰动”或许也不为无据j。
早在1947年7月15日从上海写给北平的沈从文长信中，汪曾祺就报告，“巴先生说在‘文学丛刊’十辑中为我印一本集子。文章已经很够，只是都寄出去了。（我想稿费来可以填补填补，为父亲买个皮包，一个刮胡子电剃刀，甚至为他做一身西服！）全数刊登出来，也许得在半年后，”汪曾祺写小说大概不留底稿，所以巴金要给他编小说集，他只能等寄出的小说稿发表之后再来剪贴杂志上的作品，或者向沈从文等关系人讨要尚未发表的作品（其中就有《异秉》初稿）。他当时的计划是“拼命写出两本书”，仅1947年5、6两个月，据说就写了十二万字。但一会儿又心灰意冷，一个字也不想写。《邂逅集》从巴金建议编辑到最后出版，耗时近两年，说明其中颇多曲折。邓友梅将出版时间提前一年，也可能与此有关。沈从文的高足汪曾祺的小说选即将由巴金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推出，这个消息大概在正式出书之前就流传开去，所以才有邓友梅记忆中的“轰动”吧。
在致沈从文信中，汪曾祺还颇为自得地说，尽管上海文坛不大看得起他（他甚至还怀疑老同学刘北汜故意拖延不发他的稿子），但“小作家们极为我不平”，“倒是这二三小作家因为‘崇拜’我，一见有刊出我文章處，常来告诉我，有哪里稿已发下了，也来电话。——他们太关心，常做出些令人不好意思的事，如跑到编辑人那里问某人文章用不用之类。”这倒是事实。青年诗人唐湜读了汪曾祺许多剪报和手稿，就特地到致远中学拜访，想给他写评论。汪曾祺介绍他读穆旦，先评论穆旦，“诗人是寂寞的，千古如斯！”但唐湜的评论《虔诚的纳蕤思——读汪曾祺的小说》还是写出来了（1948年2月），收在唐湜1950年自己印刷出版的《意度集》中。这也是第一篇正式评论汪曾祺小说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