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做过一个梦，我的遥远的前世是一位青年将领，战死在西部沙场。奇怪的是，这个梦做过多次。场景不甚清晰，也不算模糊，就在一片戈壁滩上，千军万马杀成一团。我骑一匹深色战马，挺一杆长枪，率领士兵冲来杀去，最后只剩下我自己，被敌人团团包围。虽奋力拼杀，还是突不出去，最后中枪坠马。而且是肚子上左右连中两枪。我没觉得疼，只像棉花一样落到地上。在坠马的瞬间，我看到尸横遍野。接着一阵狂风掠过，大地一片空茫，只剩下我独自躺在那里，那匹深色战马仍然守在我身旁……
显然，这是一个英雄梦。不知是因为年轻时特别喜欢边塞诗，还是因为家乡徐州是个古战场，关于战争的记忆融进每一个少年的血液。但不管怎样，那个梦让我在很早以前，就对西部有了感情和强烈的向往。我想看看那是一个怎样神奇的地方，引得一代一代人在那里征战杀伐。“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唐代诗人卢纶的这首诗，描述的是战争，却没有血腥。一千多年过去，再读此诗，就只有诗的意境了，甚至能感到一种戏谑。
西部已经是个宁静的地方。那里再没有刀光剑影。
很多年后，我终于去了西部。而且是去一趟又一趟，有点收不住脚了。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间，我去过除澳门外中国所有的省市和地区，也去过近二十个国家，我几乎没写过游记之类的作品。特别是，能吸引我再去一趟并且是反复去的地方，只有中国的西部。
那真是一个诱人的地方，它的淳朴的民风，神奇的山水，茂密的森林，广阔的草原，浩瀚的沙漠，纯净的蓝天白云，自由的飞禽走兽，乃至无边无际的荒凉和宁静，都叫我深深着迷。我喜欢一切纯自然的东西。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我曾多次去过西部，有时是去讲课，有时是参加作家采风团活动。这种活动是有组织的，吃、住、行事前安排好，看的是当地一些著名的景点，时间也是定死的。这种走马观花式的采风，能看到一些东西，但总觉不够尽兴，不够真实，只是浮光掠影。而最主要的感觉是不够真诚。对于西部，去的次数越多，就越是会有敬畏之心，越应有虔诚之心，如果只是像蝗虫一样掠过，就亵渎了这片神圣的土地。
我一直准备着一次单独的西部行，准确地说，是去西部流浪。我的计划是不住大城市，不和当地作协联系，不找人接待，不住豪华宾馆，吃、住、行一切由自己来。大方向是西部，但没有具体目的地，一路随兴，走到哪算哪。
2005年春天，我终于准备动身了。可家里人都很担心我的安全，毕竟这一年我已经五十六岁。再加上他们都没去过西部，印象中是个蛮荒之地，人也野性，如果发生争执，或者万一遇上个拦路打劫的，会出危险。我一再向他们解释，不会有事的，西部民风淳朴，人非常好处，不会有问题的。遇到麻烦，我会绕着走，不会和人发生纠纷。但家人还是不同意，说你如果一定要去，就要找个伙伴。没办法，我只好联系人，找了几个，不是有事，就是怕吃苦，或干脆就认为我这想法不切实际，五十六岁去流浪，太疯狂。后来，我想到一个人，就是无锡作家陆永基。陆永基是我多年的好友，也是一位优秀的作家，他的作品不算太多，却非常讲究，尤其他的文字，老道、沉静而富书卷气，就像他人一样，瘦高、白净，一副仙风道骨的样子。如能同行，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陆永基也喜欢下围棋，水平比我略高，平日互有输赢，正好旅途可以打发时间。我打个电话给他，没想到他一口答应，而且极为兴奋。我当然更为兴奋，终于找到伴，可以成行了。
我们本来从春天约定，尽快动身的，却迟迟没有上路。原因是陆永基因为单位的事，一时无法脱身。当时，他还任职无锡文联副主席、市作协主席（现在已是省作协副主席）、《太湖》主编，许多业务上的事主要靠他来做。时间一拖再拖，我在南京等得心急火燎。转眼时间已到了夏天。终于，我打电话告诉他，我要先动身了，你抓紧时间处理手头工作，随后来追我吧。永基连声说抱歉，说本夫兄你先走，我随后就来。
2005年7月7日，我终于踏上了西行之路。
2005年7月7日 阴 无雨 22℃
选择今天西行，真是一种巧合。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是一个国难纪念日。这几日看电视，全是这类内容。内心极不平静。六十八年前的今天，卢沟桥的枪声彻底击碎了和平的梦想，华北之大，再也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岂止是书桌，老百姓平静的日子也没有了。这一天，也揭开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崭新一页。那时的中国何其羸弱！今天的中国还说不上多么强大，但没有谁敢轻易向中国进攻了。现在一些知识分子，自诩为世界公民，好像一说祖国，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如果世界大同，没有了国家的概念，当然最好。但问题是国家还在。一个人的命运和自己的祖国无法分开。一些人想做世界公民只是一厢情愿。美国插手全世界的事，并不全是好心，他们考虑的首先是美国的利益，这是极明白的事。我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我是有祖国的，国之不存，家破人亡。常听父母亲讲起他们年轻时逃反的情景，日本人来了，一日数逃，在麦田里爬行几里地，衣服膝盖都磨破。一头牛来不及牵走，被日本人打烂肚子，拖着肠子到处跑。赵家祠堂被日本烧过三次。十几个人被杀死，有的妇女被强奸。所以父母都特恨日本人。去年雅典奥运会，母亲来南京，老人家已八十八岁，晚上睡不着觉，就陪我看电视。奥运会柔道比赛时，中国女选手把日本女选手摔倒，赢了比赛。我指着画面讲给母亲听，她高兴得直拍手。第二天中午，我下班回家，母亲兴奋地告诉我：“今儿又把日本人撂倒一次！”我问怎么回事，妻子说是电视台复播昨天的画面，讲给她听，她也不懂，坚持说又撂倒一次。晚上再次重放，母亲指着画面喊起来，说：“乖！又撂倒一次。”一日撂倒日本人三次，母亲高兴坏了。弄得一家人哭笑不得。
六十八年并不遥远，中国人当记得。前不久给《上海文学》寄去一篇小说《石人》，就是抗战题材的，大约发在今年第六期。结尾处写，六十年后才发现，当年幸存的石人在山洞里凿出几百幅浮雕，记录下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六十年尘封山洞里，这仇恨埋得太深了。中日关系如何改善？这是一段绕不过去的历史。